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記者會上宣佈：“由於中日關係正常化的結果，‘日臺和平條約’已喪失其存續意義，可認為已終止。”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建立的臺日“外交關係”就此宣告終止。隨後，臺“外交部”被迫於當天發表所謂“對日斷交宣言”。

    由於“斷交”消息來得如此突然而意外，臺所謂“駐日使館”度過了“最難熬的一天”。 當時，筆者正駐東京擔任新聞採訪工作，目睹此一巨變感慨良多。

    中日建交大勢所趨

    要說當年臺日“斷交”消息來得突然而意外，有許多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因為，當時的大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一年前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台灣被逐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一年前親訪中國，解除了美中之間的敵對狀態；當時全世界100多個國家中，和中國建交的已有78個；“日本朝野各界唯恐趕不上世界潮流”，催促政府與中國建交的呼聲甚高；何況，上任不過兩個半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已應邀去北京訪問，公開表明是去談判建交。國際形勢及種種跡象都顯示日中建交已迫在眉睫，日臺“斷交”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豈能說“來得突然而意外”？

    幻想中日建交談判擱淺

    上述種種情況當然言之成理，但在久駐日本（作者當時駐日已11年）而被人視為“知日派”或“親日派”的新聞記者或臺駐日“外交”人員看來，這些都是“表面”情況，內情並不如此單純。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中日兩國之間少說也有百年恩怨，一時糾纏不清，絕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談妥建交的；其他且不必說，光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責任及戰後賠償問題，中國就不會輕易放過日本。日本之所以和台灣于1952年“議和建交”，主要原因是蔣介石集團失敗逃臺，為了保住臺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所以亟盼與日本“建交”。當時的背景是：以美國為首的51個 “二戰”參戰盟國，正在美國舊金山與日本舉行和平會議，談判結束戰爭及締結和平條約問題。當時祖國大陸和台灣都沒有被邀參加。舊金山會議決定由日本自行選擇和臺海兩岸任何一方單獨議和訂約。結果，在美國的干預與縱容下，台灣和日本談判並“建交”。當年，臺當局為了達成“建交”的目的，同意放棄戰爭賠償，讓日本撿了便宜。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所謂的“臺日和約”一直不予承認。因此，臺方許多人都認為，日本如果要和中國談建交，中國一定會要求從結束戰爭談起，也一定會談到戰爭賠償問題；日本絕不會同意這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再提出來。臺方希望，中、日談判因這些問題而擱淺，認為短時期內不會建交。

    日保守派妄圖採取延戰術

    此外，據親臺日本國會議員透露，在田中首相訪華前，日本外務省特地為其擬了兩個“建交方案”作為談判基礎：第一個方案稱之為“一舉復交案”，假定在田中訪問期間雙方談妥建交條件，即可發表一項共同聲明，表明雙方同意建交，隨即簽訂和約，互換大使，雙方關係立即進入正常狀態；第二個方案稱之為“二段交涉案”，即建議在田中訪問期間，雙方發表一項共同聲明，表明雙方同意達成關係正常化，今後將逐步開始正常化交涉，所有實質事項，諸如締結條約、交換使節及其他懸案之商談等均在正常化交涉中逐步解決。外務省曾一再向田中建議，到北京談判時必須堅持第二方案，萬不可接受第一方案。因為，外務省認為，果真如第一方案的“一舉復交”，速度如此之快勢必有一方要作出重大讓步，而中國一般不會讓步，要讓步的話一定是日本，這樣日本就要吃大虧，犧牲許多政治、經濟利益。第二方案的“逐步交涉”最好，先用談判拉住中國，然後再逐步交涉，討價還價，這樣對日本比較有利。

    日本外務省推測，兩國建交談判過程中，中國可能一開始就提出日本對台灣“廢約斷交”的前提。因為這一“前提”，本來就是中國向日本提出的所謂“復交三原則”中的一項，即“‘臺日和約’無效，必須廢棄。”所以，在正式談判一開始中國就會提出這個“原則”是必然的。而日本為了不再談及戰爭賠償問題，應該堅決反對談判從“戰爭終結”問題談起，所以，談判一開始就可能觸礁，這樣田中首相無功而返的結果並非不可能。東京當時一些了解“內情”的人還認為：田中一行訪問北京縱使不至於無功而返，但充其量也不過是發表一份“聯合公報”，表明雙方“友好關係”已經建立，“至於正式建交，還得慢慢商量”。

    （原載台灣《歷史》月刊2002年10月號，題為“臺日‘斷交’30年——東京最長的一日”。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大小標題亦重擬。）

    《台灣週刊》200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