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揭開納粹毒氣室秘密的人

這是一個包裹在黨衛軍醜陋軍衣下的高尚靈魂。黨衛軍中尉庫特格斯坦曾負責向納粹集中營提供氫氰酸,用做屠殺猶太人的毒劑。還是他,因自己被裹進這罪惡的計劃而深以為恥,冒著生命危險揭露了納粹暴行。他説:“我不能對眼前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

直到1965年,庫特格斯坦的事跡才得到承認。這段史實曾被寫成一部話劇。最近,法國人又把它改編成電影。由於這是教廷歷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影片引起爭議,“雙面人”庫特格斯坦的故事也再次被人提起。

一個純雅利安血統的“叛逆”

“他是我們兄弟姐妹中最聰明的一個。”庫特格斯坦的哥哥查爾斯格斯坦這樣評價自己的小弟弟。1905年,庫特格斯坦出生在明斯特一個富有的德國家庭,父親是法官,一個待人嚴厲的保皇派和種族主義者,連家庭相冊裏也能看到他對後代的叮嚀:“我們的血管裏只有雅利安人的血液,務保家族的純正血脈。”他還是嗜血的獵手、放蕩的登徒子;在家裏説一不二,對妻女從不善溫存。庫特格斯坦就在這樣的家庭氣氛里長大。

1919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格斯坦一家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戰爭不但讓老格斯坦失去了一個兒子(二戰又使他接連失去了另外兩個兒子),還讓他失去了久居的家園和尊嚴。戰後,格斯坦一家被勝利的法國人趕出了他們所居住的薩爾布呂肯。在變幻無常的生活環境裏,家中最搶眼的孩子庫特逐漸養成了一種表面溫文爾雅的叛逆性格。一點一點地,庫特為自己戴上了一副和藹可親的假面,學會用讚許的微笑掩飾內心的反感。30年後這種性格讓他受益匪淺。

家庭生活缺乏溫暖,年輕的庫特格斯坦於是在外面為自己尋找精神寄託,成了虔誠的基督徒。1925年,20歲的他加入了“《聖經》俱樂部”。他思想豐富、有魅力、待人寬厚、樂善好施,很快就在俱樂部脫穎而出,只用了8年時間便負起領導全德“《聖經》俱樂部”活動的重任。與此同時,他修完大學學業,成為礦業工程師。那段時間,德國國家政治生活動蕩莫測,格斯坦卻對這種種變化無動於衷。1938年,他在寫給叔叔的信中説:“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因而一定會堅守住自己的信仰和公認準則的底線。”

守住底線,意味著難免和納粹作對。從1933年開始,納粹政府開始把各種獨立的教會團體納入到“希特勒青年團”的控制之下,這個行動前後網羅了大約80萬名青年,庫特 格斯坦也在劫難逃,不情願地領到一張納粹黨黨證。為了表示反抗,格斯坦不但給蓋世太保寄去一封措辭尖銳的信,還組織年輕的教徒退出納粹黨,並且親自撰寫、印刷了成千上萬的宣傳手冊,每次出門都背著裝滿小冊子的書包去散發。

格斯坦的獨角戲終於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935年5月24日,身上揣滿小冊子的他被蓋世太保逮捕,隨即因誹謗國家和納粹黨的罪名被投進大牢。

表妹的死讓他與納粹徹底決裂

這是格斯坦第一次入獄,他在裏面待了總共6個星期,最後靠了私人關係才放出來。這時他發現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他被禁止發表各種言論,他被開除出黨,而且丟了在礦山的差使。第三帝國非但禁止格斯坦擔任任何公職,連國內的私人企業也不能雇用他。格斯坦有大學文憑,能講好幾個國家的語言,朋友多而且交情深厚,他完全可以離開這個國家。可是他決定留在德國。為了收回被沒收的黨證,他懇求哥哥向審理自己這宗案子的慕尼黑最高刑事法院遞交了一份申請書,裏面充滿了肉麻的詞句:“我感到自己和這場運動是如此貼近,我極其熱烈地想投身到這場運動裏為它服務。我準備用盡我所有的力量、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事業而奮鬥。”等等,等等。這份字裏行間無不透出忠誠的申請其實充滿了偽善的氣息,格斯坦寫它的目的只有一個:幫助自己找回丟失的社會地位和工作。然後,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反抗。

1938年,格斯坦再次品嘗鐵窗生涯,罪名是他與保皇派餘孽有來往。這一回他在勞改營裏度過了6個星期,天天與饑餓、蝨子、臭蟲和極度的疲勞為伴。在最難熬的那段日子裏,他的精神一度處在失常的邊緣,他不止一次地被病痛折磨,甚至想“和這種絕望的生活同歸於盡”。要不是因為妻子帶給他的固體殺蟲劑被沒收,他不可能活著走出勞改營。從那以後,33歲的格斯坦好像一下子看破了紅塵。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全面爆發。格斯坦改變了自己的策略,他已經明白公開的反抗對自己有害無益,應該採取更為隱蔽的方式。他開始頻繁出入納粹黨黨徒的聚會,還主動向“希特勒青年團”靠攏。經過兩年努力,他居然搖身一變成為希特勒最親信的部隊——黨衛軍裏的一員。也就在同一年的早些時候,格斯坦送走了自己鍾愛的表妹貝斯塔。

身有殘疾的貝斯塔生前住在哈達馬爾醫院,她的去世深深震動了格斯坦。因為敏銳的格斯坦發現,貝斯塔的死其實是醫院蓄意謀殺的結果。葬禮上格斯坦泣不成聲:“貝斯塔絕不是自然死亡,她死於謀殺。納粹正在用這種辦法騰空所有的收養所和養老院,他們成批殺死醫院裏的病人,哈達馬爾醫院就是這樣一個屠宰場!”

用黨衛軍的假面掩蓋真實的自我

從小養成的左右逢源的性格讓格斯坦在新環境裏遊刃有餘。在黨衛軍訓練營裏,他遇事沉著冷靜卻又玩世不恭,出類拔萃的訓練成績和特立獨行的作風同樣引人注目。1941年4月,上級把他送到柏林北部的奧拉寧堡接受訓練,當時那裏是黨衛軍的神經中樞。

他被編進第三預備衛生營。在那裏,邪惡的烙印永久地烙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份被文在皮膚上:第四鐵血營,黨衛軍成員證號:417-460。

在奧拉寧堡,格斯坦在衛生研究所裏服務。他很快又惹得眾人側目,因為他時常歪帶鋼盔,手槍隨便地拖在屁股後面。結果別人不止一次地向上級告發這個軍容不整的黨衛軍人。然而,格斯坦卻是整個研究所裏業務最出色的一個,他的光彩足以替自己遮住一切。是他為野戰軍設計出了高效好用的過濾器,是他在短短幾個星期時間裏組織生産了80輛消毒車和30輛凈水車,他被公認為是“一個在衛生保健領域有天賦的人”。他的才能甚至引起了納粹頭子、黨衛軍直接領導人希姆萊的注意,於是他的不拘小節就更加無傷大雅。不錯,他是有把機密文件到處亂丟的壞習慣,可他不是還有各種讓人愛不釋手的小禮物準備隨時塞進軍官們的褲兜嗎?格斯坦用黨衛軍的假面掩蓋了自己,所以能隨時向需要自己的人提供幫助。他給客戶的猶太秘書提供假證件,或者幫助廠裏的勞工設法逃避各種強制勞動。

離群的小鳥遲早會遇上危險,衛生研究所的領導終於抓到了格斯坦的小辮子,他們發現這個人竟然兩次因為反對納粹政府被捕入獄。不過這一次,又是出眾的才幹挽救了格斯坦,上級沒有過分追究他的前科,只是剝奪了他穿黨衛軍制服的權利,對他的行動加以限制,禁止他發號施令。黨衛軍懂得人才的重要,他們還需要格斯坦繼續施展才華。

孤軍奮戰的勇士

1941年10月25日,格斯坦與一份至關重要的文件不期而遇,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對猶太人進行“最後解決”的方案,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將捲進這場人間悲劇。8個月之後,納粹對格斯坦下達了一道簡短的命令:“在最短時間裏準備好100公斤氫氰酸。”命令裏沒有提要這些劇毒農藥做什麼,但格斯坦已經明白了。又過了兩天,他接到一份批准書,上面命令他再準備260公斤氫氰酸並負責運輸,“執行任務的司機會告訴你運到哪。”

格斯坦陷進了無底的深淵。納粹不僅要他提供劇毒的農藥,更需要他這個“在衛生保健領域有天賦的人”為滅絕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做專業評估。1942年8月17日,他被帶到盧布林集中營,第二天是貝烏熱茨死亡營。8月19日早上7點,第一列裝滿猶太人的火車開進了集中營,格斯坦在戰爭結束前撰寫的報告裏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他痛苦地寫道:“車站上站滿了人,他們白衣遮體,足有5000人。還有1500具屍體躺在車皮裏。一個小姑娘哭哭啼啼,因為她的珊瑚項鏈在下車時擠丟了。後來一個小男孩幫她找到了項鏈,撿起來遞給了她,小姑娘高興極了。再接下來,這些人被趕到走廊上,那走廊通毒氣室。那些狹小簡陋像貨棚一樣的毒氣室,每間都要擠進七八百人。”一點小小的技術故障拖延了施放毒氣的時間,格斯坦掏出懷錶:50分鐘,60分鐘,整整70分鐘過去了,他感到毛骨悚然。同行的一個教授把耳朵貼在門板上,然後滿意地説:“一切都像上級要求的那樣。”19日當天,格斯坦還在另一個集中營經受了同樣的煎熬。第二天,結束任務的格斯坦坐上返回柏林的火車,他感到自己正在崩潰。在車上,他遇到了瑞典外交官馮奧托男爵,格斯坦向他講述了這幾天看到的一切,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對世界發出正義的警告,他甚至夢想著能借用英國轟炸機的雙翼把揭露這一罪惡的傳單撒得漫山遍野。

因為有反政府的前科,格斯坦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更糟的是,納粹已經通過它建立的鐵腕統治牢牢控制了國家的上上下下,誰能聽得到格斯坦的聲音呢?聽到了又有誰會相信他呢?他講出這一切後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存身立命嗎?發生在1941年的一樁往事勾起了格斯坦的希望,當時明斯特的主教利用教堂上鐫刻的宗教誓言制止了納粹對殘疾人的屠殺。這個事件啟發了格斯坦,他想到了羅馬教廷,就讓教皇發起號召制止納粹的暴行吧。

格斯坦滿懷希望地找到了教皇庇護十二駐柏林的大使,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告訴自己的助手説:“是的,我見到了大使,我一五一十地給他講了在集中營裏看到的東西。但簡直是對牛彈琴,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大使勉勉強強地聽著,突然他對我嚷道:‘請您出去!請您出去!’”

為保險起見,格斯坦燒燬了所有筆記,努力用大腦記住一切細節。他繼續按自己的方式行動,一些教會裏的老朋友逐漸回到他的身邊,他們幫著猶太人尋找藏身的地方,然後想辦法送他們逃出德國。1943年德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敗北,格斯坦所在的衛生研究所裏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從1943年6月開始,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動升級了。1944年,格斯坦接到命令為屠殺800萬猶太人準備氫氰酸,他拒絕交貨,藉口是貨棧不足。憑著這些藉口,格斯坦讓一批又一批農藥逃避了充當“消毒劑”的殺人罪惡。他像一個孤軍奮戰的勇士,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歷史的悲劇

1942年,有關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各種小道消息在歐洲各地時有耳聞,甚至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但是看不到公開揭露這一事件的行動。格斯坦嘗試過,但他的聲音被淹沒了。直到這一年年底,盟軍才在一份正式聲明中抨擊了納粹搞種族滅絕的醜惡行徑。爾後教皇庇護十二勉強發表了一份語氣含混的聲明,裏面提到了那些“僅僅因為身屬某一種族或民族而難逃一死的人”,但沒有一句點明猶太人——他們每天還在格斯坦的眼皮底下被送進納粹的焚屍爐!1943年2月,格斯坦請求他的荷蘭朋友尤賓通過無線電向英國人報告這場大屠殺的詳情,尤賓説:“您所陳述的事實慘絕人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1945年春天,納粹日薄西山,格斯坦終於有機會逃到了法國人那裏。他需要一雙傾聽的耳朵,可是法國人把格斯坦當成了一個畏罪悔過的黨衛軍逃兵。起初,審訊他的抵抗組織戰士把他當瘋子對待,嚇唬説要崩了他。漸漸地,他們意識到格斯坦所供情況的重要,格斯坦這才有機會替盟軍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報告,由他們交到英國秘密科研機關兩位科學家手裏。

後來這份報告被送到紐倫堡國際法庭完成了正義的使命,此是後話。

格斯坦本人的經歷到這裡已經接近尾聲。因為法國人始終不肯相信他的辯護,格斯坦以一名前納粹分子的身份被判戰爭罪遭到監禁,從此他就從這個世界銷聲匿跡。1945年7月23日,格斯坦三年前在火車上遇到的瑞典外交官奧托男爵從赫爾辛基給倫敦去了一封信,堅決請求盟軍“重新審理庫特格斯坦一案,以便認清格斯坦那崇高的靈魂” 。然而太晚了,這封信發出後僅過了兩天,人們發現格斯坦吊死在監獄裏,他的屍體隨後被草草地丟進公墓。歷史就是這樣善於以悲劇的結局收場。

《世界博覽》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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