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大門——並非“對誰都可以敞開”

    貴報11月14日《家園》版載孫玉祥先生文章《魯迅拒客》,有“據説胡適在世時,家裏可是高朋滿座,他的大門對誰都可以敞開,誰都可以到他那裏去高談闊論”的話,讀後,覺得並非盡然。茲舉幾事,以説明胡適還有並非“對誰都可以敞開”的另一面。

    從副總統到賣燒餅的小夥計都是胡適的座上客,因此,胡適有好客的口碑。但在胡適的交往中,有幾種場合,他是回避見客的,如遇到俗客、政治需要以及虛文浮禮的場合等等。

    不喜歡見俗客,這在胡適一生中屢屢發生。如1918年春節,胡適回上莊完婚期間,族兄胡嗣逵想到北京讀書,來胡適家想請他幫忙。因為是俗客,胡適只好敷衍,答應下次回來帶他去北京。1921年8月29日,在上海的胡適寫《日記》道:“在寓作報告。有俗客來談甚可厭。”(注:“作報告”指考察商務印書館的報告)1927年夏,胡適住靜安寺極司非而路49號甲時,一個俗客乘小轎車來見胡適,名片上寫著南京《三民導報》總經理胡大剛,説是胡漢民托他來邀胡適到南京一談。見其招搖,胡適頓生不悅。後來,果然聽説他是一個招搖撞騙的人。1922年2月10日,嚴敬齋約胡適吃飯,不料到了席上,宋伯魯沒有來,來了一班俗客。出了門,胡適對王文伯説:“和這一班人作無謂的應酬,還不如聽兩個妓女唱小曲子!”1962年2月17日中午,一個不認識的婦女跑到胡適家,向他推薦治療心臟病的秘方,也叫胡適哭笑不得。因為,這位婦女連心臟病有幾種都不知道。胡適問她:“怎麼知道我的地址和電話?”這事發生在胡適去世前一週,可以説是胡適遇到的最後一位俗客。

    因政治需要避不見客的事,也有幾次。一次發生在1948年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期。因不滿北大自治會公佈與自己交涉釋放鄧特同學經過的文告,2月22日晚,等楊翼升等同學再來見自己時,胡適叫江冬秀拒他們于門外。一次是1949年解放前夕。胡適在美國情緒不好,而6月中旬,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發表了任胡適為外交部長的消息,並用種種法子力勸他不要向外發表不就外長的話。因此,從6月到10月初,為了避免麻煩,胡適回避了一切報館記者。

    回避虛文浮禮的場合,在胡適身上也多次發生。如1955年12月17日是胡適64歲的生日,在美國的胡適就避壽到大西洋城去,安心寫《丁在君傳記》和《中國共産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兩文。晚年在南港,胡適每逢生日,都逃避到鄉間去,逃避客人。如1959年12月15日,胡祖望陪父親一起到北溝避壽,從上午8點半到晚上5點半,胡適利用台中“故宮博物院”的一個藏本與另一版本互校,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天。1960年12月16、17日,胡適到附近的石門水庫去避壽。他到外地回避客人,經常是帶了做文章的材料,並關照不要驚動當地官員。

    孫玉祥先生還接著説:“當然,代價是他自己的時間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中國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此話,也有可商榷處。梁漱溟曾説,胡適沒有寫《中國哲學史》下部,是因為沒有深入研究佛教,這話同樣是一面之詞。胡適自己多次下決心,要完成這幾本書的下部,但最終沒有完成,除了上述原因,還有身體、政治、工作等多種原因,不是一個因素可以概括得了的。李敖説,胡適要把他用於應酬的工夫都用在做學問上,那他取得的成就一定要大得多。不過,我想,胡適並未因為沒有完成這幾部書而影響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設若他完成了這幾部書而無其他貢獻,他的地位倒會受到影響,至少沒有目前這樣廣博、深遠,甚至降格為普普通通的一名學究先生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這是文人的普遍共性,朋友少的魯迅、陳獨秀如此,朋友多的胡適、趙樸初也如此。胡適主張“交友以自大其身”,趙樸初則是菩薩心腸,主張廣濟眾生,因此,他們的朋友都多。無論朋友多少,是與性格、境遇和志趣分不開的,因此,胡適、趙樸初和陳獨秀、魯迅人際交往多寡有別也是實情。但若説胡適的“大門對誰都可以敞開”,卻言過其實,不知孫玉祥先生以為然否?(朱洪)

    《中華讀書報》200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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