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韋之戀不是花邊新聞

     《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一書去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在兩地出版,引起了相當的注意。讀者的反應約略可以歸為兩類:其一認為,胡、韋關係是貫穿胡適一生極重要的一段友情與戀情,將這些史料公諸於世,有助於對胡適人格、性格深一層地了解;其二則認為,公開男女私情,有損胡適“完人形象”。這本書的出版,使我成了“胡適的罪人”。

    過去一年多來,我細讀了幾次胡、韋的書信,和胡適日記中的點點滴滴。我可以相當肯定地説:胡、韋兩人對這一段戀情,從發展到成熟,以至老年時歸於醇厚的友誼,從未有過罪惡或羞恥的感覺;恰恰相反的,兩人都覺得這是一段極珍貴、極值得紀念的男女情誼。胡適在《留學日記》中,記錄了許多與韋女的交往,正是説明胡適有意要將這段情載入史冊,留在人間。

    兩人為保留對方的來信,都做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尤其是韋蓮司,在垂暮之年,將胡適五十年的來信、電報、信封,以至於片紙只字都一一攝影,打字細校,寄給江冬秀,並請求胡適紀念館妥善保管,這哪是要將這件事隱去的做法。韋蓮司寫給胡適的信,1948年以前的,保留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48年以後的,則存于台北南港胡適紀念館。從兩人訂交到胡適去世的這半個世紀(1913-1962),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中國更是戰火連年,有翻天覆地的改變;面這兩個個人命運的變遷,空間和時間的移轉更是有滄海桑田之感,但這種種都改變不了這兩個人保留這批信件的決心,這背後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多深的情感!兩個人這樣盡一切可能地將這批信件保留下來,當然有“藏諸名山”之意。文字留在人間,終究是要人讀。我們將這段戀情、這批史料公開,是符合兩個當事人的意願的。

    有些傳記材料的公開,在傳主生前是不宜的。但胡適去世已37年,而韋蓮司和江冬秀也墓木早拱,公開這批書信與當事人是無礙的,但對研究胡適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卻提供了新的史料。我絲毫無意把先賢的個人私事做“花邊新聞”式的處理,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為賢者詩”這種作傳的陳規老例。胡適在提倡“整理國故”時,主張“還他本來面目”。“胡適學”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已經成了一宗巨大的“國故”,我相信,他是不會反對我們“後死者”為“還他本來面目”所做的努力的。雖然,“本來面目”是個永不可復現的“理想境界”,但傳記作者卻必須時時將此一念存乎胸中。每一份新史料的發現和公開,都為“本來面目”的復現,向前推移了一分。

    當然,將史料寫成傳記,終究不免加入了傳記作者對史料的解釋和剪裁,作者雖無意于“斷章取義”,但讀者終不免有“未窺全豹”之恨。為了讓讀者能看到胡適給韋蓮司書信的全貌,我把這批書信按年月先後翻譯集印成冊。韋蓮司致胡適的信則因漫漶缺漏過多,斷簡殘編,辨讀為難,兼以平日工作繁重,一時無力及此,本書僅收胡適予韋蓮司函。

    老舍在《老張的哲學》衝,有句話道盡戀愛自由的重要:“人們要是得不著戀愛的自由,一切自由全是假的;人們沒有兩性的愛,一切的愛是虛空的。”這句話雖然帶著文學家誇大的筆調,但也絕非虛語。凡是從“忠貞”的立場,對胡、韋關係做道德批判的人,都不免無視戀愛自由和兩性的愛是一切自由和愛的核心。聖人也罷,完人也罷,終究還是一個人。我們只能在人性的基礎上求道德的完美;我們不能在人性之外,別求道德。人性之外的道德不是虛偽,就是殘酷,這豈不又成了“吃人的禮教”了嗎?

    後人為前人作傳必須分開“是非”(true or false)和“對錯”(right or wrong)。“是非”談的是真不真”,是屬於“事實判斷”;而“對錯”談的是“該不該”,則是“道德判斷”。“真不真”是有客觀標準的,是“有幾分證據,説幾分話”;“對不對”則是“見仁見智”,“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

    我寫《胡適與韋蓮司》,翻譯胡適給韋氏的信,主要的關懷是個“是非”問題,也就是這件事是不是發生過;至於在“對錯”這一點上,我採取的是一種“同情的了解”。設身處地的為當事人想,不但“你我處此又當如何?”甚至於“聖人處此又當如何?”這點寬容和理解與其説是對當事人的,不如説是對“人”的。

    我們不能在人性之外,拿出“鋨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貌來;我們更不能在歌頌孝道的偉大時,忘了這樣的孝道是用一個人(其實是三個人)終身的戀愛和婚姻的幸福來做祭品的。凡是從道德的角度“激賞”胡適的婚姻,而又視任何婚外關係為罪大惡極的人,多少有著勸人做“烈士”同樣的心理。這樣的道德教訓都是只能責人,而不能律己的。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二十一》中所説:“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這是胡適極服膺的一句話。換言之,“仁義禮智”要在“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中求,這才是對人性與道德入情入理的闡釋。晚明李贄在《焚書答鄧石陽》的信中所説“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也是一樣的道理。有了這樣的理解以後,再來看胡、韋關係,我們不但不認為公開兩人的信件,有損胡適的“完人形象”,我們反而覺得這個關係的公開為胡適的完人聖人形象,加上了血肉和感情。

    將胡適五十年的深情細看一遍,才能體會到“父母之命”的殘酷和胡適婚姻生活的寂寞。胡、韋兩人全力保存這批信件,又何嘗不是對這一不合理制度的最後控訴!

    對一個對代一個社會的了解,對一個制度的批評,如果不能落實到一個個人的生活和悲喜,那麼這種了解和批評終究不免止于抽象的層面。時代也好,社會也好,制度也好,都是由無數人的“業績”和經驗積累延續而成。我們只有把時代、社會和制度落實到一個個人的生活和經驗時,才能真正看到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和那個制度到底是怎麼運作的,“禮教”究竟是怎麼“吃人”的。

    本集共收胡適致韋蓮可函電、明信片175件,最早的一件是1914年11月2日,最後的一件是1961年4月23日。這些信件現存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是研究胡適生平和思想極重要的一批原始材料。

    本文是作者為《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一書所作的序。

    《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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