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義:20世紀30年代文學的京派與海派

——楊義教授在武漢大學的講演

京派和上海現代派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兩個風格獨標的夢。一個夢縈繞于山水間的清泉,一個夢漂浮在洋樓內的酒漿。當泉水匯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風吹拂的時候,夢也就殘破,也就甦醒了。

它們展示了中國近代文化的錯綜複雜,展示了文學智慧的豐富層面,同時又不能全然逃避社會歷史的動蕩衝激。——楊義

當20世紀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學公寓中聞到“十里洋場”的酒氣肉味,上海現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間中聞到明清古都樸野恬淡的風氣的時候,他們都不禁鼻子癢癢的打起噴嚏來。1933年9月起,沈從文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一年後他似乎感覺到流派羽翼已豐,或南北文學格局已趨於明晰,於是就在自己主編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話題。這就是發生於1933年至1934年間,一方是北平的沈從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與“海派”的爭論。

文化的差異引發了爭論

文化的差異引發了這場爭論。文化的差異又滲透在這場爭論的方式之中。早在6、7年前,已經漸漸帶點京派精神領袖味道的周作人,就寫了《上海氣》一文,奚落上海多的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格。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佈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樂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周作人自稱心裏潛伏著“兩個鬼”:紳士鬼與流氓鬼。這種罵座不敬式的文化批評,這種對上海氣的鄙夷,是“流氓鬼”的表現。但是一旦面對具體的爭論對象,沈從文傾于採用“紳士鬼”的態度,這位年輕的“京派”的理論家帶有明清帝都的古樸之風,即使是爭論,也具有寧靜、恬適和隨和的風度,仿佛一位諄諄善誘的教師爺在規勸著一個調皮促狹的學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藝術之神諦視著騷動紛擾的人世間。揭開這場論爭的,是沈從文發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文章《文學者的態度》。他寫得那麼親切自然,先從身邊的廚子寫起,“我家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乾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説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在主仆間互致敬意,彬彬有禮之中,他引導文學者以這個誠實的下等人對待職業的態度為態度,認為:

“偉大作品的産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地去做。作家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家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哪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向’,‘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裏,它的伸縮性,也必須了解而且承認它。著手寫作時,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著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里去的精神!”

沈從文對海派的批評

沈從文自然是討厭“海派”作風的,但他在批評“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家”的態度的時候,並沒有忘記拉上北京的人物作為陪綁,以顯示公允平正並無門戶。他指出:“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閒,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閒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家大司務老景那麼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沈從文對海派文學,或文學商業化的批評,是基於他的文學獨立精神和純藝術家的態度。早在《論中國創作小説》中,他就透露過對文學精神墮落的憂慮:“從民國十六年(1927),中國新文學由北平轉到上海以後,一個不可避免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化競賣。一要趣味的俯就,使中國新的文學,與為時稍前低級趣味的海派文學,有了許多混淆的機會,因此……創作的精神,是逐漸墮落了的。”他是以文學的典雅的人文情懷作為自己理論的支撐點的,因此行文中隱憂多於火氣。然而在他這種欲擒故縱的迂迴戰術受到“海派”作家的反擊之後,火氣難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學者風範,又在《論“海派”》、《關於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對方的文章,並對自己所用的術語作一番嚴格的界定:“‘海派’這個名詞,因為它承襲著一個帶點的歷史性的惡意,一般人對於這個名詞缺少尊敬是很顯然的。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我所説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類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説的‘商業競賣’,是上海地方推銷一類不正當商業的競賣。正為的是‘裝模作樣的名士才情’與‘不正當的商業競賣’兩種勢力相結合,這些人才儼然能夠活下去,且勢力日益擴張。”作者已經改變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從容布道的態度,眉心已微微緊蹩,用語也帶幾分尖銳甚至刻薄了。不過,他依然把清除這種“妨害新文學健康發展”的海派壞影響,作為南北兩地作家的共同責任,並且特地説明:“杜衡君雖在上海,並不缺少成為海派作家的機會,但事實明明白白,他就不會成為海派。……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于文學創作雜誌編纂的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他們即或在上海生長,且毫無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天日子同上海離開,他們也仍然不會被人誤認為海派的。”這樣,他把起而應戰的對方排除在論爭對象之外,使自己成為避開後衛和門將的足球運動員,可以從容不迫地射空門了。誠然是噴嚏也有打噴嚏者的文化方式,沈從文受海派風氣的刺激接二連三地打出來的“噴嚏”,分明帶有古都社會雍容爾雅的風度,先是掀起竹布長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皺鼻子的面容,輕鬆過後,又風度翩翩地向對方連稱“失禮失禮”。“請多多包涵”。因此,雖然難免帶點冒失,但終究沒有留下多少宿嫌。從這裡,也可以或隱或現地窺見“京派”作家節制、和諧而圓融的審美文化的心境。

杜衡對京派的反駁

作為海派之一翼,上海現代派作家的審美文化心境是敏感、亢奮而騷動的。他們在沈從文的文章發表一個月後,迅即作出反應,躍躍欲試地似乎非辯個明白,爭個高低不可。蘇汶(即杜衡)在1933年12月1日出版的《現代》雜誌上,發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尖銳地指出:“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時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帶著某種惡意稱為‘海派’。”“新文學界中的‘海派文人’這個名詞,其惡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劇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極多,大概的講,是有著愛錢,商業化,以至於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這種意味。”他一開始就連用幾個“惡意”,把論爭對方的動機置於道德審判的被告席之上,頗有幾分痛心疾首的意味。他皮裏陽秋地譏諷北平的教授兼作家肚飽不知肚餓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會的支援生活的困難,自然不得不影響到文人,於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種人一樣,要錢。再一層,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業(也許應該説‘正業’),不但教授沒份,甚至再起碼的事情都不容易找,於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錢。這結果自然是多産,迅速的著書,一完稿便急於送出,沒有閒暇在抽鬥裏橫一遍豎一遍的修改。這種不幸的情形誠然是有,但我不覺得這是可恥的事情。”“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卻因為這種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別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甚至於,有些人確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壓榨下,卻還是很鄭重的努力寫著一些不想騙人的東西,卻還因為居留的地點不對勁而吃人輕描淡寫的説一句。‘不脫上海氣’,這真是叫我無話可説。”

作者的辯論手法不可謂不高明,他以守為攻,以悲論的語調訴述著自己一群的不幸和可憐,從而把對方的“惡意”置於以暴淩弱的尷尬地位。《老子》説,哀兵必勝。《孫子兵法》説,避實擊虛,後發制人。假若説,沈從文的議論是攻勢中帶有寬容,那麼蘇汶的議論則在守勢中充滿心計。正是在這種退一步,進兩步之中,他肯定了上海作家的藝術革新精神;“也許有人以為所謂‘上海氣’也者,僅僅是‘都市氣’的別稱,那麼我相信,機械文化的迅速的傳佈,是不久就會把這種氣息帶到最討厭它的人們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正統的平劇一樣。”這個“噴嚏”帶點酸苦味,又帶點自信力,是深深地噎進去,又猛然地噴出來的,其間耍了一點都市人的小聰明,卻沒有矯揉造作的君子風。

兩個風格獨標的夢

京派和上海現代派之爭只不過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小小的插曲,兩股文學支流的不期而遇的衝蕩。在30年代文學的總體格局中,由於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學作為主潮左右著整個文壇,京派和上海現代派是以講究審美情趣或表現技巧為職志的獨具風采的文學支派。應該説,這不是分庭抗禮、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流派,它們的中堅分子倒是聲氣互通的。沈從文是《現代》雜誌的忠實支援者,施蟄存對沈從文的困境也不作袖手旁觀。這種對同行的回護,説明京派海派之爭是禮讓之邦的“君子之爭”。

新文學的流派之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面臨退潮而發生分化不久就出現了。自日本歸國的創造社和雄踞國內的文學研究會,因社會意識和審美趣味的差異而發生撞擊,其聲勢之大,火氣之旺,為十年後的京派海派之爭望塵莫及。在1928年,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革命文學”,又猛烈地抨擊了語絲派的“趣味中心主義”。這是東西方文化撞擊中,作家的審美取向分解重組時出現的必然現象。社會學家布洛克(Bloch)在《個人解組與社會解組》一書中,曾經列舉當個人遭逢巨大的社會變動而難以適應時,可能採取的五種心理取向方式:(一)返回原有的行為規範;(二)創造自己的行為方式,設法為社會採用;(三)以各種反社會行為,如非行和犯罪,攻擊現存社會秩序;(四)退出社會,避難隱遁;(五)以自殺解脫一切。周作人在北平延續語絲派遺風,並與新月派合流。在語絲殘部向京派過渡之中,較早出現的《駱駝草》散文週刊(1930年5月創刊)已標榜“不談國事”,“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的超然的文藝態度。周作人開始醉心於民俗研究,在《駱駝草》第一期發表了《水裏的東西》,介紹俗稱“河水鬼”的水中動物,希望“使河水鬼來做個先鋒”,引起大家對於“社會人類學與民俗學”的“調查與研究之興趣”。可以説,這種人類學、民俗學以及新月派尊崇人性的觀念,凝聚成京派文學的文化基調。在布洛克所開列的五種文化心理取向中,它兼備了(一)(二)(四)三種,在相容中顯示了清明安和、從容恬適的心境。

上海現代派承襲了前期創造社的文學向內心掘進的取向,並且以作家葉靈鳳為橋梁,把原來附屬於浪漫抒情流派的現代主義因素,拓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現代主義流派。前期創造社的小説,如郭沫若的《殘春》、《葉羅提之墓》,鬱達夫的《銀灰色的死》、《青煙》,陶晶孫的《木犀》、《音樂會小曲》都觸及到變態心理,甚至性心理的內在世界層面。郭沫若自稱:“我那篇《殘春》的著力點並不是注意在事實的進行,我是注意在心理的描寫。我描寫的心理是潛在意識的一種流動。——這是我做那篇小説的奢望。若拿描寫事實廣度去測量它,那的確是全無高潮的。若是對於精神分析學或夢的心理稍有研究的看來,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種作意,可以説出另一番意見。”葉靈鳳時為創造社的“小夥計”,他的《鳩綠媚》描寫一個青年小説家抱著一個有“波斯月亮”之譽的異國公主的磁制骷髏睡覺,每夜都夢見這位波斯公主和他相親相愛的香艷故事,把潛意識、性心理和夢幻交織成艷麗而神秘的藝術境界,它的文化情調是與上海現代派一拍即合的。葉靈鳳介紹過西方的現代派作家,如英國的喬伊斯,法國的普洛斯特,美國的帕索斯。他認為“現代小説著重于內心分析”。上海現代派聚集和發展了前期創造社,尤其是葉靈鳳的這種文學向心取向,施蟄存自稱:“大多數小説都偏於心理分析,受Freud,(弗洛伊德)和H.Ellis(英國人類學家靄理斯)的影響為多。”他是以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和靄理斯的性心理學作為窺視人物內心世界的靈敏的透視鏡的。從布洛克開列的五種取向而言,這個流派的文化心理是向(二)(三)兩種傾斜的。在京派作家傾於民俗、傾于古樸的宗法制農村兒女,和上海現代派傾于性心理、傾于騷動的洋場社會兒女之間,他們對文學的本質、功能和生命的理解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因文化風氣不同而對打“噴嚏”在乎勢不可抑。也許這並非什麼“惡意”,因為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去維護藝術的獨立價值,只不過他們的文學淵源和文化心態各執一端,形成各具格局的群體意識罷了。

京派和上海現代派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兩個風格獨標的夢。一個夢縈繞于山水間的清泉,一個夢漂浮在洋樓內的酒漿。當泉水匯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風吹拂的時候,夢也就殘破,也就甦醒了。它們展示了中國近代文化的錯綜複雜,展示了文學智慧的豐富層面,同時又不能全然逃避社會歷史的動蕩衝激。“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人們要理解審美的精魂古今代謝的秘密,是不妨透過歷史的重霧,往來于京派的牧歌和海派的爵士樂之間的。

作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學

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壇,還有一種作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學。它採取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積極地參與社會歷史進程,推進文學與批判性的政治意識結緣,對一代文學的影響力和對當時社會的震撼力都遠遠地超出了一個具體的文學流派的規模。它的革命現實主義在茅盾手中顯示魄力,在吳組緗手中顯示圓潤,在張天翼手中顯示俏皮,在艾蕪手中顯示流麗,在沙汀手中顯示苦澀,從而在相當廣闊的藝術領域顯示了它巨大的包容力。魯迅則以雜文給這種創作方法增添了深刻和犀利,他的《故事新編》在時空錯綜中跳躍著反諷、變形,甚至怪誕。因此魯迅曾説過:“現在,在中國,無産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1936年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還説:“在當今中國,惟有左翼作家才對知識界具有重要影響。”這裡是講全國性“文藝運動”的情形。運動有運動的力度,卻也有它對於非常講究審美個性的文學創作的局限。運動要提口號,髮指令,整齊步調,比如水災來了大家寫水災,“九一八”以後不管你有無這方面的體驗,也在虛構著抗戰文學。這就熱情可嘉,卻難以産生傳世的藝術精品。因此魯迅對自己後來沒有寫小説,因“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的創作困境頗多感慨。他甚至認為蕭軍加入左聯的事情,“現在不必進去”,“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週邊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這是對藝術奧秘深知三昧的人,在相對個人性的場合講的真心話。它揭示了“願”與“能”的矛盾,講到了強制性指令相對稀鬆的“週邊”文學生態環境。這種困惑中所包含的建設性慾望和思路,是每個處在現代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時代的人,都應深長思之的偉大遺言。

魯迅以其深刻的“週邊”思想啟示後人,單一化和強制性的文學格局,是妨礙“新鮮的成績”的出現的。因此,經過寬容而博大的文化胸懷改造過的左翼文學的關懷當代社會前進的文學精神和忠誠于真實的態度,于兼融古今文化精華和中外文學有益養分的,又經過與時俱進的改造的京派文化智慧,以及熱情關注當代最新文學思潮、形式和資訊,採取開放性的試驗態度,同時又使之更多關注中國國情的海派青春活力,三者相互尊重和競爭,相互推動和補臺,將有可能共創現代中國充滿創新元氣的文學生態系統。這種生態系統,將提供豐富的可能性,從各個側面釋放出文化本土智慧和世界智慧的潛能,包容千姿百態的藝術個性創造,使現代中國的文學呈現出東方神韻、大國氣象和世界胸襟。倘能對此有點綿薄的貢獻,也就是我們對現代文學流派研究的當代價值了。

講演者小傳

楊義

教授,博導。廣東電白人,1946年8月出生。

1965年-1970年就學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1年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碩士學位,2000年獲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91年獲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起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並被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聘為兼職教授。著有《魯迅小説綜論》、《中國歷朝小説與文化》、《京派海派比較研究》、《中國古典小説史論》、《中國現代小説史》、《中國敘事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等30余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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