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考古”芻議

    考古提供的是地下發掘的新材料,往往能給學術界帶來意外收穫,甚至能引起學術新變,正所謂“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見”。“文學考古”是筆者對利用考古成果以解決文學問題的方法和視角的簡稱,其中也包含著對這種跨學科研究特別標舉的意思。跨學科本是互動的,而這裡的所謂“文學考古”,落腳點在文學上。

    雖然都屬於利用考古發現研究問題,各個學科會有各自的立場和視角,也會有自己的內容和特點。這裡特別提出“文學考古”,正在基於這種考慮。

    首先,不同學科注意到的材料會有不同。比如墓葬中常會出土記錄隨葬品的遣策,這種帳簿式的東西本來枯燥乏味,文學史家卻能用它解決千古疑難。《史記項羽本紀》“鴻門宴”一節,描寫樊噲闖宴後“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對於“鬥卮酒”一詞,近人李笠據卮一般只受四升而提出“鬥”字為衍文,頗得贊同。而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中的“鬥卮”字樣以及同墓出土的容量在一斗左右的漆卮實物,説明當時確有“鬥卮”的説法,這就推翻了幾乎成為定説的錯誤判斷,更顯示出樊噲的豪壯之氣。

    其實,即使同一個材料,文學研究所注意到的也會和其他學科有所區別。比如江蘇儀徵胥浦101墓出土的《先令券書》,是一份有關家庭成員土地轉移的遺書。分析此書可見,儘管已至西漢末年,在劉向編撰《列女傳》之後,距漢元帝“詔賜貞婦”已六十多年,社會上婦女改嫁、寡婦再嫁仍是十分普通的事情。這一點可用來理解兩漢婦女題材的文學作品,比如可解釋《孔雀東南飛》中女主人公劉蘭芝被遣返娘家後所遇到的改嫁麻煩,也可説明劉蘭芝的殉死並非出於一婦不事二夫的貞烈觀念,而純屬感情問題。

    説到“文學考古”的內容,首先涉及的應該也是事實問題,這一點與歷史學科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文學考古”要解決的是古代文學中的事實,主要包括傳世作品的真偽、作家生平、作品的時間地點、文本文字、作品流傳演變的真相等等。毋庸贅言,地下文物作為當時的“原物”而在這方面佔有絕對優勢。安徽阜陽西漢前期漢墓出土的《離騷》殘簡,可徑直打消學界關於《離騷》是否淮南王劉安作的懷疑;阜陽、張家山漢簡出現的《莊子》中《則陽》《讓王》《外物》《盜跖》等殘篇,基本上確定了《莊子雜篇》確是戰國作品;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刻有“樂府”二字的秦代錯金甬鐘,中止了樂府是否始於漢武帝的爭論等等,都差不多屬於“一錘定音”式的事實確認。

    此外,“文學考古”還應有的功能是復活古代名物,為讀者提供形象的畫面、具體可感的狀態,以增加讀者的“現場感”。這應該是“文學考古”獨特的內容和意義。近年來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已經提出“思想史研究者常常要借助這些實際存在的‘文物’來增加自己的‘現場感’”問題。其實,古代文學研究更需要這種“現場感”,或者説形象感。因為文學與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它是以形象展示生活。讀者也是通過形象接受作者想要傳達的東西。而描寫中所用的名物詞語,則是用來調動讀者想像的媒介。如《詩經大東》以星象為喻抒發憤懣,提到織女、牽牛、天畢、南箕、北斗等一連串星象名稱,如果我們用漢畫像石中的織女、牽牛星圖來呈現當年二星的擬人狀貌,用戰國狩錯紋銅盤上掩兔捕鳥之畢的形狀來參證天畢星的樣態,用漢代壁畫、畫像石中的箕宿和北斗星圖來呈現這兩組星宿酷似簸箕、酒鬥的形象,就可以加深人們對那些比喻的直感和體認。而説到現場感,比如《詩經》中的《生民》、《公劉》、《綿》等周族“史詩”提到始母姜、提到古公父娶太姜為妃等等,今日在武功和扶風發掘的先周和姜戎文化遺址,為我們呈現了周人和姜戎早期不同的文化以及後來逐漸融合的狀態,面對它們,你就會仿佛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從而更真切地進入詩的情景。

    文學還是體驗的藝術,對它情感內涵的把握需要理解的支援。所以,文學考古的內容還包括發掘、闡明那些能夠加深讀者對作家、作品理想的情況和材料。比如據稱莊周曾任漆園吏,漆園吏到底是什麼官職,這雖然不直接涉及對作品的解讀,卻關係到對莊周生活經歷的把握,以及由此帶來的對《莊子》的理解。“漆園”一詞先秦典籍無聞,學者有作邑裏之名來理解者,又有稱莊子“當過管漆樹的小吏”者。湖北雲夢秦簡中的《秦律雜抄》提到對“漆園”嗇父、丞、令等所轄部門工效考核的獎懲法規,顯然漆園既不是邑裏,也不只是漆樹園子,而應是列國專管漆樹、制漆的職能部門;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的“飲漆”一題,涉及到生漆運輸中失水程度的計算,也説明政府對生漆的專管。這樣看來,莊周早年應該也曾步入官場,那麼他後來的終生不仕,以及他作品中對現實絕望的情緒,就可能包藏著自己切身的滄桑之感了。

    正因為借助考古解決古代文學問題有自己專業的內容和視角,所以“文學考古”需要特別標舉。須知這種視角需要兼通文學和考古兩個學科,既要熟悉文學研究中的諸多問題,又要對新的考古成果保持敏感,才會有所發現,否則有價值的東西也會失之交臂。而且,有些出土文物與文學沒有直接關係,但可用作間接論證,只有有意識地進行文學考古研究,才能注意利用這些材料。比如關於《登徒子好色賦》的時代,曾長期存在疑義。它到底是不是戰國的作品,有學者從包山楚簡中注意到一件殺人案記錄,説一名下蔡人在下蔡、陽城間做買賣馬匹的生意而涉案,後來因病死於拘禁之中。這本與文學無關,但它説明其中的陽城,當與下蔡鄰近,應在淮水中游地區,即楚縣。而《好色賦》有“惑陽城,迷下蔡”的描寫,以陽城與下蔡相對應,且把它作為戰國楚之要邑名城來提及,這正好與包山楚簡的記載相印證。而以後所稱的陽城,一是與下蔡相距甚遠,二非楚縣。《好色賦》如果是戰國以後的作品,當不會以陽城、下蔡並稱。所以《好色賦》應是戰國晚期楚人之作。一般而言,像銀雀山漢墓出土唐勒賦、尹灣出土《神烏賦》之類,凡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者,都自然會引起注意,而像包山楚簡刑獄卷宗之類,若非專門利用考古研究文學者,就很難注意到,並把它與文學研究聯繫起來。

    (山東大學文學院 廖群 )

     《光明日報》200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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