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法國文學

    維克多雨果(1802.2.26-1885.5.22)是舉世聞名的法國詩人、劇作家、小説家、散文家、政論家和文藝理論家,今年是他誕生200週年。法國把今年命名為“雨果年”,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等18家文化機構,於今年1月5日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這些都充分表明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極高的聲譽,在法國和世界文學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雨果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是由以下三個方面決定的:1。他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2。他在創作方面的豐碩成果和重要作用;3。他的作品在政治方面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浪漫主義是法國19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雨果以他的劇本打破了古典主義戲劇用理性壓制感情、只歌頌王公貴族的清規戒律,提出了將滑稽醜怪與崇高優美進行對照的審美原則,使愛情壓倒了理性,最終推翻了古典主義的統治地位。他的浪漫劇《歐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時候,擁護古典主義和支援浪漫主義的兩派觀眾在劇院裏大打出手,史稱“歐那尼事件”,這就是浪漫主義戰勝古典主義的標誌,27歲的雨果也因此成為浪漫主義的領袖。此後浪漫主義進一步發展和分化,可以説19世紀的其他流派都是由浪漫主義派生出來的。例如巴爾扎克和斯丹達爾等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們原來都是浪漫主義者;就連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領袖左拉,他早期和晚期的小説也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正因為有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等文學流派的交替更疊、各放異彩,19世紀的法國文學才為人類的文化寶庫留下了許多不朽的名著和精彩的篇章,而如果沒有雨果和他領導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的。

    浪漫主義戲劇在40年代盛極而衰,於是小説代替戲劇成為浪漫主義的主要體裁。法國浪漫主義的小説有四種類型:1。雨果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小説;2。大仲馬的通俗小説;3。喬治桑的田園小説;4。凡爾納的科幻小説。四類小説各有特色,但是以雨果的小説最為重要。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和《基督山伯爵》雖然擁有最大量的讀者,但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不高,只能算是優秀的通俗小説。喬治桑和凡爾納的作品以理想或幻想為主,與社會現實關係不大。只有雨果懷著濟世救民的崇高理想,試圖用人道主義精神去拯救世界,才創作出了《悲慘世界》那樣的傑作,賦予了浪漫主義文學以新的生命力。所以浪漫主義文學在法國的興起和繁榮,與雨果本人在創作上的重大貢獻是分不開的。

    雨果創作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他的作品配合了現實的政治鬥爭。從盧梭到薩特,凡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作品,都不是為寫作而寫作,更不是為了消遣而寫作的。這些作家之所以創作,目的在於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至少也是為了體現自己的藝術追求。

    雨果早期的小説《巴黎聖母院》(1830)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敘述的是一個發生在15世紀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賽女郎愛斯梅拉達在街頭賣藝,巴黎聖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羅洛對她心存邪念,指使聖母院裏奇醜的撞鐘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結果她被弓箭隊隊長費比斯救出,並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羅洛出於嫉妒,乘他們幽會時刺傷了費比斯,並且嫁禍于愛斯梅拉達,使她被判處死刑。卡西莫多對愛斯梅拉達懷著愛慕之情,在行刑時把她搶救到聖母院裏藏在鐘樓上。弗羅洛在再次威逼愛斯梅拉達遭到拒絕後,把她交給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於義憤,把弗羅洛從鐘樓頂上推下來摔死,自己抱著愛斯梅拉達的屍體遁入墓地自盡。小説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會的虛偽和黑暗,抨擊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殘酷;在藝術上則集中體現了雨果的“美醜對照”原則: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羅洛心如蛇蝎,而外形醜陋的敲鐘人卡西莫多卻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誇張充分顯示出浪漫主義的色彩。

    雨果後期的作品與現實的結合更加緊密。拿破侖第三復辟以後,他被迫在國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間寫出了《小拿破侖》等珍貴檄文,以及《懲罰集》、《凶年集》等氣勢恢宏、感情奔放的動人詩篇,吹響了反對專制統治、歌頌光明和進步的鬥爭號角,從而成為法蘭西不朽的民族詩人。而他歷時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慘世界》,則完全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理想。主人公冉阿讓由於偷了一片麵包而在牢裏被關了19年,出獄後在寬大為懷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過自新,改名為馬德蘭。他發財致富後樂善好施,當上了市長,並且拯救了淪為妓女的女工芳汀。這時警方斷定一個小偷就是冉阿讓,他為了不連累別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後被捕,芳汀因此驚嚇而死。後來冉阿讓利用搶救一個海員的機會假裝墜海死去,在經歷了無數苦難之後,他終於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賽特撫養成人。小説通過對窮人苦難的真實描繪,對社會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宣揚了仁慈博愛可以杜絕罪惡和拯救人類的人道主義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樣:“只要本世紀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道德敗壞,女人因饑餓而生活墮落,兒童因黑暗而身體羸弱——還不能全部解決,只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窮困,那麼這一類書籍就不是虛設無用的。”惟其如此,《悲慘世界》才堪稱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雨果的創作道路長達60年之久,幾乎貫穿了整個19世紀。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詩歌,身後又經人整理出版了6卷,總共約有22萬行、1000多萬字。他的長篇小説和中短篇小説共有300萬字之多。他寫了9個劇本,還有10多卷政論、隨筆和遊記。因此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詩人、戲劇家和小説家。而我國讀者則與法國人相反,往往認為雨果是一位小説家、戲劇家和詩人。因為一方面,我國從20世紀初就開始介紹雨果的小説,他的《悲慘世界》早在“五四”時期就譯成了中文。解放以後,特別是80年代以來,雨果的《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小説都被再版或重譯,《悲慘世界》不僅有好幾個譯本,還有電影和電視劇在我國上演,因此他的名著在我國讀者廣為傳誦、人所共知。另一方面,雨果在詩歌和戲劇方面雖然成就卓著,但是中譯本很少,再説詩歌和戲劇的讀者本來就比小説的讀者少得多,所以雨果在我國被認為是個小説家是並不奇怪的。

    在寫作的同時,雨果也把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付諸行動。1861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後,他發表了著名的抗議信,憤怒地譴責了侵略軍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巴黎公社失敗以後,他呼籲赦免公社戰士,開放自己在布魯塞爾的住所供社員們避難。正因為如此,雨果才在法國人道主義傳統的發展過程中,起著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中世紀的人文主義精神使人們擺脫了神權的桎梏,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主張人人生而平等,應該享有作為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法國大革命則是實踐這一理想的嘗試。雨果倡導的人道主義,正是繼承了這種進步傳統,並且通過羅曼羅蘭等作家繼續傳之後世。在今天的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還在為爭取生存權和發展權等最基本的人權而鬥爭,雨果所説的貧窮使男人道德敗壞、饑餓使女人墮落的狀況,還遠未得到根本的改變,所以雨果畢生倡導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今天仍然有著進步的現實意義,依然值得發揚光大。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當然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的。

     (作者:吳岳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南歐拉美室主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

     中國網 200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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