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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講座:《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藝術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12 月8 日 | 文章來源:中國網

主持人:傅光明

主講人:周先慎

主持人: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在文學館聽講座。今天我為大家請來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先慎先生,大家歡迎。

孟子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見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懂得,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對抗。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軍事實力,它與戰爭各方的政治狀況、人心向背、戰爭的正義與否,都是密切相關的。《三國演義》被認為是中國人寫的描寫戰爭的史詩性作品,下面就請周先生為我們演講《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藝術。

 

《三國演義》在中國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其中的一些人物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在中國古代幾部長篇小説名著中,《三國演義》和《西遊記》是最好讀的,因為它們都寫得很熱鬧,情節很生動緊張,人物也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比較不好讀的是《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因為它們寫的都是平凡的事,或甚至是家庭生活中瑣碎的事,沒有超凡的人,也沒有超凡的壯舉。明代公安派的袁中道曾經這樣評論過《金瓶梅》的藝術,説是“瑣碎中有無限煙波”。這話説得非常好。你讀《金瓶梅》和《紅樓夢》這樣的書,如果不能從瑣碎中看出無限煙波來,那你就會覺得沒有意思。這就逼迫你要去動腦子,一邊讀一邊不斷地思考問題。《三國演義》這樣的書好讀,但也容易停留于看熱鬧,可以不動腦子,這樣所得也就很淺了。今天講《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藝術,戰爭是很激烈,很熱鬧的,但裏邊也很有一些講究和門道,值得我們去思索和體會。

要很好地分析和評價一本書,就要準確地抓住它在內容上的主要特點。《三國演義》在內容上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就是它描寫的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這一點決定了《三國演義》在思想和藝術上的許多特點。

毛本《三國演義》第一回的開頭説:“話説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所寫的就是中國歷史上三國這一特定時期,不同封建統治集團之間的紛爭和興衰過程。東漢末年,由於政治的黑暗和腐敗,爆發了黃巾起義,朝廷又有董卓專權,於是在鎮壓黃巾起義和討董的過程中,各路諸侯起來爭奪天下,各據一方,經過戰爭的較量,後來形成了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之間又不斷地進行鬥爭,最後相繼滅亡,由西晉統一了全國。《三國演義》所寫的就是這樣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歷史發展過程。

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的過程,就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進行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過程。各個政治集團進行政治鬥爭的最終目的是要統一天下,而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戰爭。軍事鬥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是不可分割的,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説,《三國演義》是一部以描寫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小説。我們讀《三國演義》,隨便翻開哪一回,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寫打仗,至少是在寫與打仗相關的人物活動。《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小説中寫戰爭寫得最好的一部,達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藝術水準。《三國演義》寫戰爭寫得好,是因為作者並不是隨心所欲,憑主觀臆想寫出來的,而是對歷史上無數次戰爭進行了考察之後的一種藝術概括,達到了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統一。

《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特點和成就,可以概括為六個字:豐富、深刻、生動。豐富,是指它寫出了戰爭的多姿多彩,每次戰爭,各有特點,互不雷同;深刻,是指它通過真實的藝術描寫,反映出了戰爭的客觀規律,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思想啟示;生動,是指它的描寫具體、形象,有聲有色,特別是通過戰爭的描寫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下面我們結合一些具體例子進行分析。

據有人統計,《三國演義》全書寫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戰爭,但每次戰爭不論是大的戰役還是規模較小的戰鬥,作者寫來都是各具面貌,各有特色,一點也不雷同。最突出的是書中關於三大戰役的描寫。三大戰役是指:官渡之戰(第三十回)、赤壁之戰(第四十三--第五十回)、彝陵之戰(第八一--八四回)。這三次大的戰役,都影響到三國時期的整個歷史進程,同時又在全書的藝術構思和藝術結構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作者是很用心地寫出來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典型意義。

官渡之戰是在曹操與袁紹之間進行的,結果是袁紹大敗,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大地擴張了自己的勢力;赤壁之戰是孫權和劉備結成聯盟,在赤壁打敗了揮師南下、銳不可擋的曹操,使他不能統一天下,結果是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彝陵之戰是劉備伐吳,急於要替關羽報仇,結果是大敗,從此走向了衰亡。這三次大的戰役,有其相似之處:都是以弱對強,都用了火攻,結果都是強弱轉化,弱者戰勝了強者。但作者寫來卻毫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顯得豐富多彩。這是因為作者具體地寫出了三次戰役交戰雙方不同的特點,所處的不同的環境條件,所面臨的不同矛盾,以及不同的強和弱的轉化過程。

《三國演義》寫戰爭寫得很深刻,主要表現在它並不是停留在兩軍對壘、兩陣對圓、兩將交鋒等程式化、簡單化的描寫上,而是從多方面複雜的矛盾鬥爭來展現戰爭的發展進程,將軍事鬥爭、政治鬥爭乃至外交鬥爭結合起來描寫。《三國演義》寫戰爭不完全是一種軍事力量(如兵力、糧草等)的較量,而是更著重于表現指揮員的戰略、戰術指導思想是否正確,突出了戰爭中人的主觀作用,將鬥武和鬥智、鬥勇結合起來。特別是鬥智,也就是謀略的運用,在戰爭勝負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於像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彝陵之戰這樣規模宏大的戰役,作者總是將各次戰爭特定的環境、條件,雙方的戰略布署,戰術運用,力量對比,矛盾轉化等等都作了具體生動的描寫,深刻地揭示出戰爭中矛盾轉化的過程和勝敗的原因。因此,不必等到作者寫出最後的結果,讀者就能從小説對戰爭進程的真實描寫中,判斷出誰勝誰負,而且了解到為什麼勝和為什麼負的原因。據傳,明清時期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如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經從《三國演義》中學習過戰爭的謀略。從《三國演義》對戰爭的描寫反映了戰爭的客觀規律來看,這樣的傳聞應該是可信的。

先看看官渡之戰。當時的形勢是,劉備的力量還非常小,還沒有找到立足之地;江東方面,孫策因被箭射中不治身亡,將大權交給了弟弟孫權,孫權吸納了魯肅、諸葛瑾等謀士的意見,採取順從曹操的策略,以圖發展;而曹操原本是想乘孫策新死進攻江南的,後來聽從了張紘的建議,不僅不討伐孫權,反而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當時的政治軍事態勢就是這樣,勢力較強的兩家實際上結成了聯盟。這個總的形勢對袁紹就是很不利的。袁紹未能省察曹操和孫權修好的危險形勢,設法來穩定和發展自己,卻一聽説曹、孫修好就勃然大怒,貿然決定興兵伐曹。這個戰略決策本身就犯了極大的錯誤。

當時從表面上看,袁紹確實處於優勢。他擁有北方的冀州(今河北)、青州(今山東)、幽州(今河北、遼寧一帶)、并州(今山西)等大片土地,又有豐足的糧草,共調動了七十多萬軍隊進攻曹操,望官渡進發,而曹操僅以七萬軍隊迎戰,而且糧草也不足。雙方軍力有十倍之差。當時曹操所面臨的形勢,如他手下的一位謀士荀彧的所説,是:“以至弱當至強”。在這種情況下,仗應該怎麼打呢?值得注意的是,小説寫了雙方的謀士都對這場戰爭的特點和各自應取的戰略戰術,作了基本上相同的正確分析。曹操的另一位謀士荀攸説:“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歲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袁紹的謀士沮授分析説:“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而敗矣。”立場不同,但所分析的敵我雙方的特點、面臨的形勢和雙方應該採取的戰略和戰術,可以説是英雄所見略同。這就是:袁紹雖然兵多糧足,但戰鬥力不如曹軍;而曹操雖然兵精,但數量遠不及袁軍,更重要的是糧草不足。因此,雙方的謀士都認為:這場戰爭對曹操來説,利在急戰,應該速戰速決;而對袁紹來説,則利在緩守,應該採用拖延戰術,時間一長,曹軍沒有了糧食,不戰自敗。在這場戰爭中,糧食是一個主要矛盾。

重要的還在於雙方的主帥對這場戰爭和各自的謀士所作的正確分析所持的態度卻大不相同。袁紹在發兵之前,早已被他關在獄中的田豐從獄中上書説:“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這本來是出於一片忠心的對形勢的正確分析,但袁紹卻聽信讒言,以為田豐出語不祥,不利於他的“仁義之師”,要將他斬首。經眾官勸免後才暫時放下,説:“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而對於沮授的正確分析和勸告,袁紹不但不聽,反而認為他的話如田豐一樣“有慢軍心”,將沮授囚禁軍中,説:“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

在戰爭進程中,已逐漸顯露出糧草問題十分重要。袁紹大將韓猛運糧,軍機洩露,在路上被曹軍阻劫,並燒了糧草。這時,袁紹手下的另一位謀士審配又及時地向他紹提出建議:“行軍以糧草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所,必得重兵守之。”袁紹並未聽進這一重要意見,掉以輕心,又不善用人,只派了一個“性剛好酒”的淳于瓊去守烏巢,這個人“終日與諸將聚飲”,結果造成了大錯。而另一方面,在戰爭中曹操軍糧告竭,派人去許昌傳書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路上被袁紹手下的另一個謀士許攸劫獲。許攸及時報告給袁紹,並建議他乘機偷襲已經空虛的許昌,以此一舉而戰勝曹操。這本來是一次極好的機會。但袁紹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地認為:“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不但不予採納,反而聽信讒言,因許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就懷疑他是曹操的姦細,要處死他。結果把許攸逼得去投奔了曹操,泄漏了烏巢屯糧的軍事機密,導致烏巢被燒,遭到了慘敗。

與袁紹相反,曹操的表現卻完全不同。他自己已經對戰爭雙方的特點、整個形勢以及應該採用的戰略戰術等,都有了正確的認識,作到了心中有數。但他並沒有因此就掉以輕心,盲目樂觀,而是認真地召集眾謀士共同商議,虛心地聽取大家的意見。當謀士荀攸講出了與袁紹一方的沮授相同的“利在急戰”的意見時,曹操非常高興地説:“所言正合吾意。”

在戰爭以曹勝袁敗結束以後,小説有兩句詩評論道:“弱勢只因多算勝,兵強卻為寡謀亡。”諸葛亮在出山時的隆中對策中,也明確指出:“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可見在戰爭中謀略的重要。作者對官渡之戰的描寫,沒有停留在表面的誰勝誰敗上,而是把重點放在表現戰爭的謀略上,即指揮員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上,這是符合戰爭的客觀規律的。官渡之戰的藝術描寫,至少能給予我們三方面的思想啟示:第一,要發動一次大的戰役,不能僅僅考慮自己的兵力是否強大,更重要的,是要有開闊的視野,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從全局出發來分析形勢,來權衡利弊,才能作出正確的決定。第二,正確分析雙方的條件和特點,認識各自的短長,在此基礎之上,確定正確的戰術,以已之長攻敵之短。第三,在戰爭中要發揚軍事民主,聽取不同的意見,集思廣益。袁紹十分愚蠢,但如果他稍微虛心地聽取手下謀士的意見,具有起碼的民主作風,也不至於落得最後的慘敗。

彝陵之戰與官渡之戰有很多相似之處。彝陵之戰按時間順序是遠在赤壁之戰的後面,但劉備的失敗與袁紹有相似之處,為了便於對比,提到前面來講。這次戰例也是以弱對強,最後的結果也是以弱勝強。這次戰爭劉備處於強的一方,孫吳則處於弱的一方。因為關羽被東吳所殺,劉備急於為關羽報仇,便急切地舉大軍伐吳。這一戰略決策本身就是錯誤的。三顧茅廬時,諸葛亮為劉備制訂的基本路線是,佔據荊州、益州作為根據地,聯吳抗曹,伺機統一天下。後來的鬥爭實踐證明了這條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凡是執行這條路線時就得到發展(下面要分析的赤壁之戰就是最生動的一例),而違背這條路線時就遭到挫折、失敗。所以當劉備決定“提兵問罪于吳”時,諸葛亮就勸諫説:“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吳,各懷譎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趙雲也勸諫,甚至很尖銳地指出:“漢賊之仇公也(指對曹操),兄弟之仇私也(指對孫吳)。願以天下為重。”這裡表現的是一種從全局、從長遠利益出發的戰略眼光。但是劉備卻聽不進去,執意要為關羽復仇而伐吳。這就首先在戰略決策上犯了錯誤。他甚至還對提出相同正確意見的學士秦宓大發雷霆,要“武士推出斬首”,經眾人勸説才將他暫時囚禁起來,説等戰敗東吳後再來處理。這種表現與官渡之戰中剛愎自用的袁紹已經不相上下了。這是彝陵之戰失敗的根本原因。

接著又在具體的作戰方案上犯了錯誤。當時劉備率兵七十五萬,孫吳只有十萬軍隊抵抗,也是以至弱對至強。劉備報仇心切,又依仗兵多,採用急戰的方法,一開始取得節節勝利。孫吳畏懼,泒人求和,劉備不允,一定要滅吳。結果逼得孫權起用了一個年輕的儒將陸遜任統帥。這個人很年輕,東吳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卻非常聰明,很有謀略。他採用的戰術是:避其銳氣,堅守不出,以逸待勞。結果使得本來銳氣很盛的蜀軍被拖得“兵疲意阻”,再加上天氣炎熱,喝水困難,最後劉備只得下令在山林茂密之地安營紮寨,連營七百里。當諸葛亮看到劉備派人送回去的連營圖時,立即拍案叫苦説:“漢朝氣數盡矣!”結果,蜀軍被以逸待勞的吳軍順風舉火,燒了七百里連營,遭到了慘敗。

三大戰役中,赤壁之戰是最複雜、最豐富,也是描寫得最為精彩的。小説用了整整八回書的篇幅來描寫這場戰爭。首先用了兩回書來寫孫劉聯盟的締結,這就是第43回“諸葛亮舌戰群儒,魯子敬力排眾議”和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這實際上寫的是在一場重大的軍事鬥爭之前的一場外交鬥爭。因為當時的形勢是:曹操平定北方以後,揮師南下,軍力十分強大,東吳和劉備都無力單獨抗曹,只有聯合起來才有取勝的可能。這兩回書寫出了一場尖銳緊張的外交鬥爭。外交鬥爭是為軍事鬥爭服務的,是孫劉一方在這場戰爭中能否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因而是這次大戰役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作者不惜筆墨,鋪展開來描寫,是很有眼光的。

諸葛亮親自過江,以大無畏的勇氣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締結孫劉聯盟的任務。這兩回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高遠眼光和他智激孫權和智激周瑜中所表現出的高度智慧。小説突出了一個“智”字。當時孫吳內部在曹操大軍壓境的形勢下,出現了主戰(以魯肅為代表)和主和(以張昭為代表)兩派,意見相持不下,而主帥孫權卻是猶豫不決。諸葛亮過江的目的就是要説服孫權下定抗曹的決心。但他採用的方法卻與眾不同,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之外。在孫劉聯盟締結的過程中,諸葛亮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大智大勇。他剛一過江,東吳方面主戰派的主要人物魯肅就叮囑他:“先生見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同樣的意思以後又幾次囑咐。諸葛亮的回答是:“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可是在與孫權見面時卻完全不顧魯肅的幾次叮囑,有意誇大曹操的強大和不可戰勝。他告訴孫權,曹操有馬步水軍一百五十萬(還説是往少裏説);又説曹操的目的就在“欲圖江東”;在此基礎上,故意勸孫權“量力而處”:能戰則早下決心,不然則“何不從眾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也就是勸孫權投降曹操。這番話使得孫權“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魯肅聞言大驚失色,大惑不解。為什麼魯肅要幾次三番叮囑諸葛亮不可告訴孫權曹操力量強大,而諸葛亮不但不聽,反而言過其實,有意誇大曹操的力量呢?這是因為魯肅只了解孫權懼怕曹操的一面,而諸葛亮則不僅了解孫權有害怕曹操的一面,而且還有不甘心投降曹操的另一面。因此,諸葛亮對孫權的了解比孫權的謀士魯肅對自己主公的了解還要深刻全面。基於這種了解,諸葛亮確定對孫權的辦法是:“只可激,不可説”。他是有意採用誇大曹操實際軍力和突出曹操揮師南下的目的在消滅東吳,並故意勸他投降曹操的方法,來激發起孫權不甘心投降曹操的一面;而在孫權基本上下定了抗曹的決心以後,才具體地向他分析了曹軍遠來疲憊,北軍不習水戰和不能得到荊州人民的擁護等重大弱點,以幫助他正確認識形勢,進而堅定他抗曹的決心和信心。

以後孫權的決心又發生了動搖,從而引出了赤壁之戰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周瑜。因為孫權之兄孫策臨終時曾經留下遺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因此,孫權是否能最後下定決心抗曹,周瑜的態度就十分關鍵。諸葛亮深知周瑜此人雖然很有軍事才能,但心胸狹隘,對個人利益看得極重。因此也採用了“智激”的方法,也是極力勸他降曹,但針對他的特點,具體內容又有所不同。他對周瑜説,如果投降了曹操,對周瑜來説,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貴”,並佯裝不知小喬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説曹操舉兵南下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江東二喬(大喬是孫策的妻子),勸周瑜主動獻出二喬,作為向曹操投降的獻禮。周瑜聽後勃然大怒,大罵:“老賊欺吾太甚!”便下定了抗曹的決心。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對人的深入了解的基礎之上的。他對孫權和周瑜用的都是智激的方法,可是卻針對兩個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當時面對戰爭時的心理,因而具體內容又很不一樣。

這些描寫還只是赤壁之戰的準備階段,但對於戰爭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整個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以精彩的筆墨,生動地寫出這場尖銳複雜、驚心動魄的外交鬥爭,表現了《三國演義》的作者在描寫戰爭時眼界很開闊,不是只看到具體的戰役本身,而是對戰爭的進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認識。

在諸葛亮促成孫劉結盟,形成抗曹的統一戰線之後,小説就開始了對戰爭本身的描寫。《三國演義》所寫的戰爭,不只是軍力的對抗,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鬥智、鬥勇的過程。這一特點在赤壁之戰中表現得極為鮮明。這次戰役中雙方的鬥智,即戰爭謀略的運用,也就是戰爭中指揮員主觀指導思想的正確與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簡直可以説,整個赤壁之戰就是一場智慧的較量。曹操素以奸詐聞名,他是非常聰明的(這在官渡之戰中就有突出的表現);但在這場戰役中,東吳方面年輕的統帥周瑜卻比他更聰明;而只居於幕後並沒有在前臺指揮、卻能統觀全局、起到一種舉足輕重作用的諸葛亮,則又遠遠高出於曹操和周瑜之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這次戰役也是以至弱對至強。曹操在統一北方之後,揮師南下,荊州不戰而降,然後計點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近逼江陵,有勢不可擋的銳氣。而當時劉備是敗走江夏,勢孤力單;東吳也絕不是曹操的對手。兩家就是聯合起來,軍力也大不如曹操。戰爭的進程也是強弱轉化,結果也是以弱勝強,但基本矛盾與官渡之戰和彝陵之戰又不相同,不是糧草問題,也不是軍隊的勞逸問題,而是曹軍來自北方不習水戰的問題。因此雙方的鬥智就圍繞著這個基本矛盾展開。

聰明的曹操一開始就發現了自己的軍隊不習水戰的弱點,採用了果斷的措施來加以彌補,這就是大膽起用荊州降將蔡瑁和張允任水軍都督,加緊訓練水軍。曹操一向多疑,一般情況下是絕不會任用降將來擔任軍中重要職務的,可見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周瑜在前線視察中發現了曹軍的水寨深得水軍之妙,大吃一驚,了解情況後便決心設計要除掉蔡瑁和張允,以破壞曹操訓練水軍的計劃。這就有了“反間計”的産生。第45回寫“群英會蔣幹中計”,雖然小説是用從容閒暇之筆寫出的,內容也只是老朋友見面時的宴飲和抵足而眠,但因為有關係到戰爭勝敗全局的曹操水軍訓練是否能獲得成功作為背景,讀來便具有驚心動魄之感。結果蔣幹中計,曹操竟相信了蔡瑁張允通敵,誤殺了這兩位新任命而訓練水軍卓有成效的水軍都督,在軍事上遭受重大損失。對曹操來説,剛剛開始轉入主動的戰局一下子又陷入了極大的被動。“反間計”是一次鬥智,一次謀略的較量,在這次較量中曹操輸了重要的一著。

接著第46回的前半部分,又穿插進一段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寫。這是寫諸葛亮和周瑜之間的矛盾。當周瑜發現諸葛亮比自己更聰明、更有才能時,便不顧戰爭勝敗的大局,要設計除掉諸葛亮,令他在十日之內趕造出十萬枝箭,完不成任務就要以軍法處置。聰明的諸葛亮識破了周瑜的陰謀,於是將計就計,不僅接受了這一任務,而且還把交箭的時間提前為三天,並立下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諸葛亮以他的天文知識,預見到第三天將有一場大霧,這才有這一齣人意外的驚人之舉。這本來是對付周瑜企圖殺害自己的陰謀的,而結果卻又使曹操損失了水戰中非常重要的十幾萬枝箭,使他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這段描寫,表現了作者在戰爭描寫中,善於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時,也不忘次要矛盾;而寫次要矛盾,又緊緊圍繞著主要矛盾來進行,並不顯得多餘和枝蔓,結果是推進了主要矛盾,使戰爭的發展進程既集中而又顯得豐富多彩。

再接下去,寫周瑜和諸葛亮兩人不約而同地制定了對付曹軍的火攻計(兩人同時將一個“火”字寫在手掌之中)。火燒戰船,這是赤壁之戰中的中心謀略,曹軍的最後失敗就在於被盟軍用火燒了赤壁之下連在一起的戰船。為了火攻計的實施,又引出了苦肉計--周瑜打黃蓋、闞澤下書等一系列鬥智、鬥勇,驚心動魄的情節;最後是龐統授連環計,讓曹操用鐵鏈將他的戰船連結在一起,好讓東吳一把火將其全部燒光。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寫曹操的機智,如一開始就發現並及時地解決軍隊不習水戰的問題,重視訓練水軍;闞澤下書時一下子就識破了詐降的詭計,給闞澤以極大的壓力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寫出了他一系列的失誤,如兩次派庸碌無能的蔣幹過江,促成了對方反間計和連環計的實現;派蔡中、蔡和詐降,促成了對方苦肉計的實現,等等。

除此而外,作者還將曹操和周瑜對比起來,描寫決戰前夕雙方統帥不同的精神面貌。龐統授連環計成功,曹操已經危在旦夕,可是卻沒有絲毫察覺,相反還輕敵麻痹,盲目驕傲。這就是第48回,在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之下,作者以從容閒暇之筆,插寫了一段“宴長江曹操賦詩”的情節。《三國演義》很少寫景的文字,但這裡有一段描寫長江月下景色的文字,卻十分精彩:“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曹操見山色如畫,“四顧空闊,心中歡喜”,竟對自己的事業陶醉起來,對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義兵以來,……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用富貴,以樂太平。”而且還指遙南岸,嘲笑即將取勝的敵手説:“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闞澤下書,黃蓋詐降),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説:“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繼而乘酒興橫槊賦詩,並刺死對他進行規勸的劉馥。這段情節寫得好,好在它似乎旁枝側出,實際卻緊緊地和主要矛盾相結合,並且有力地促進了主要矛盾的發展,好在它似閒筆而非閒筆,似松而實緊,從容不迫地將情節推向高潮。輕敵麻痺,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強轉弱,由主動轉入被動,並導致最後遭到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與此相反,周瑜勝券在握,卻精細謹慎,毫不懈怠。他在決戰前夕,親自登上山頂,視察敵陣,因陣風捲起軍旗從臉上拂過,而猛然悟出如果開戰時沒有東風,火攻計不但將全部落空,而且還有燒及自己的危險,因而急得大叫一聲,“口吐鮮血”,“不省人事”。 在讀者的心情又一次緊張之時,這才引出諸葛亮借東風的情節。《三國演義》很少細節描寫,但這一細節卻寫得十分精彩。這段穿插,也並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情節的曲折緊張,而是為了跟曹操橫槊賦詩的輕敵麻痺思想形成對比,表現周瑜即使在勝利在望的大好形勢下,仍然那樣謹慎精細,毫不懈怠,連那樣極易被忽視的問題都這樣重視。你看,一個盲目驕傲,粗心大意;一個行事謹慎,臨陣精細。單是雙方精神狀態的對比,誰勝誰敗的結局就已經十分清楚了。

經過以上波瀾層迭、曲曲折折的描寫,已經多方面、多層次地寫出了雙方強弱優劣的轉化過程,因而到“三江口周瑜縱火”,戰鬥正式打響時,這場戰爭就已經寫得差不多,而無須作者多費筆墨了。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三大戰役有其相同的一面,如前所説就是:都是以弱對強,在戰爭中都用了火攻,戰爭的過程都發生了強弱的轉化,而最後都是以弱勝強。但又是同中有異,每個戰役的具體矛盾不同:官渡之戰的主要矛盾在糧草,火燒的是糧庫;彝陵之戰的主要矛盾是軍隊的勞逸問題,火燒的是七百里軍營;而赤壁之戰的主要矛盾,是北軍不習水戰,火燒的是戰船。而且由主要矛盾引出的指揮員的有關活動也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三國演義》所描寫的三大戰役,尤其是赤壁之戰中,真實生動地揭示出戰爭的客觀規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義。這是《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高明之處,也是《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深刻之處。同中見異,説明《三國演義》戰爭描寫的豐富性,不是千篇一律;寫出了客觀規律,説明《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的深刻性,其中所揭示的內容,與以科學總結戰爭客觀規律著名的《孫子兵法》是完全相符的。如: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兵不厭詐;以已之長,攻敵之短;驕兵必敗等等。這些,即使在今天進行戰爭也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對我們處理其他事務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還有更為豐富複雜的一面。符合和體現兵法是一個方面,在戰爭的鬥智中,有時還有有意違背兵法,或者説是對兵法靈活運用的另一面。這同樣表現了戰爭指導者的高度智慧。

比如兵法上説:“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這是一般規律。就是説在設下埋伏的時候,要迷惑敵人,讓他誤以為沒有埋伏,放心地走進你設置好的口袋;相反,在沒有埋伏的時候,又要讓敵人誤以為有埋伏,讓他不敢過來,或改走另一條道,以此來調動敵人,保全自己。但在特殊的情況下,聰明的指揮員有時會反其道而行之。在赤壁之戰中,曹操敗走華容道,諸葛亮對關羽作了阻擊的布署,讓關羽埋伏于道路的兩旁,卻這樣吩咐關羽:“可于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煙,引曹操來。”這就是反用兵法之道,即實則實之。明明告訴敵人這裡有埋伏,不是很笨嗎?諸葛亮的聰明就表現在他深知曹操是一個機警而精通兵法的人,他判定曹操一定會以虛則實之的兵法常理來判斷,以為是對方虛張聲勢,這就上了諸葛亮的大當。與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計(第95回)卻是以虛則虛之而取得了險勝。關鍵都在於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對策。諸葛亮用兵也是有失誤的,這回書中寫他派無知而又自以為是的馬謖去守街亭,結果街亭失守,造成了軍事上的巨大損失。諸葛亮不得已而退兵西城縣,曹魏方面新起用的平西都督司馬懿率大軍十一萬向西城進發。此時諸葛亮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領五千軍已分出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城中只有二千五百餘人,形勢十分危險。這時諸葛亮命令將軍旗盡藏,不準高聲説話,大開城門,每門上用二十名軍士,扮做百姓,打掃街道,自己則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僮攜琴一張,于城樓上憑欄而望,焚香操琴。諸葛亮讓司馬懿進城,司馬懿反而不敢貿然引軍進城,猶豫一陣後退兵走了。諸葛亮這次當然是弄險,但空城計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主要就在於他對自己的對手司馬懿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對手不是深知兵法而又對諸葛亮一生謹慎行事十分了解的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而換成是勇猛無比、頭腦簡單的張飛,既然城門大開,那就長驅直入了。

不僅是大的戰役,就是一些小的戰鬥,寫來也是千姿百態,毫不雷同。如同樣是寫曹操吃敗仗而終於逃生,由於所遇對象不同,情形也就大不一樣。如第12回寫濮陽之戰敗于呂布,第58回寫潼關之戰敗于馬超,情形就很不相同。在曹操的心目中,呂布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所以即使在被他打敗時,也並不懼怕和慌張。小説是這樣寫的:“火光里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于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聽説,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情況雖然危急,但曹操卻表現得相當鎮靜,輕而易舉地就把呂布矇騙過去了。但潼關之戰遇到的對手馬超卻大不相同,一則馬超與曹操有殺父之仇,此次為報仇而來,氣勢極為兇猛;二則曹操在陣前初見馬超時,就完全不同於對呂布的印象:“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珠;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槍,立馬陣前……操暗暗稱奇。”開戰以前就已經認為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武將,這在精神上對曹操就有一定的影響。因此,當曹操吃敗仗被追趕時,小説的描寫就另是一番情景:“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軍中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這就是《三國演義》中著名的曹操割須棄袍的故事。接下去小説是這樣寫的:“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繞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除了作戰的對象不同引起曹操的心理反應、精神狀態不同外,跟作戰的具體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濮陽之戰在城裏,迴旋餘地小,但也容易掩蔽脫身;而潼關之敗是在野外,迴旋餘地大,很難隱蔽,脫逃比較困難。但野外有樹,“繞樹而走”,也表現了曹操隨機應變的聰明。

下面結合戰爭描寫,談談《三國演義》的人物描寫。不是全面談,只是從總結藝術經驗,從文學借鑒的角度,談兩個問題。

一是,寫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寫他的優點,而寫他的優點,又並不防礙將他寫成一個反面的典型,相反卻因此而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豐滿,更加真實,更加有血有肉而富於生命力。

二是,《三國演義》寫人物,常常使用對比、烘托、映襯等藝術手法,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先談第一個問題。

官渡之戰中,有兩段對曹操的描寫,歷來有不同看法。第一段是許攸問糧。許攸為袁紹所逼,去投奔曹操。軍士報知時,曹操正要解衣歇息,聽説許攸到來,非常高興,“不及穿衣,跣足出迎。”曹操出迎時還“先拜于地”,給予了很高的禮遇。這就表現了與袁紹完全不同的禮賢下士、平等待人的氣度、胸懷。重要的還在下面。許攸在幾句寒喧、説明投奔之意後,馬上便單刀直入地問曹操:“公今軍糧尚有幾何?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軍中糧食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姦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 ‘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 “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這四問四答,跌宕起伏,真是寫得非常精彩。胸中有數、故意試探的許攸是步步進逼;不明虛實、喜疑交聚的曹操則是層層設防。一進一退,直逼到曹操無路可走,真相大白。這個問糧的場面,逼真地表現了在規定情景之下人物的心理狀態和思想性格。這個例子應該怎樣來認識和評價呢?不少學者都引用來説明曹操的奸詐。仔細想想,曹操實在有點兒冤枉。實事求是地考慮,在你死我活的兩軍對壘之中,突然有一位闊別多年的故舊從敵方投奔而來,一見面就打聽關係到全軍勝敗存亡的軍事機密,難道能貿然據實以告?要是曹操果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樣,許攸剛發第一問,就老老實實地將真情全盤托出,那他和愚不可及的袁紹豈不成了半斤八兩?正如曹操對許攸所説:“兵不厭詐”,用兵之道也。曹操富有軍事鬥爭經驗,臨事冷靜,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以虛冒實,不露真情,不過是以詐防詐。其實,明智機變的許攸雖然斥責曹操是“姦雄”,但實際上並沒有深怪曹操,他通情達理,在大聲喝破之後,反而授以火燒烏巢的“急勝之方”,幫助曹操一舉告捷。《三國演義》裏寫曹操陰險虛偽的地方非常多,但這個例子實在不能説明曹操的奸詐。從作者的主觀意圖來説,主要是在表現曹操的聰明機警,以與袁紹的愚蠢庸懦作對比,從一個側面揭示這場戰爭以弱勝強的原因。許攸奔曹之前,作者借人物之口下了四個字的斷語:“棄暗投明”,這樣鮮明的態度看,顯然不會是以此來揭露曹操的奸詐。

另一段是,曹操破袁後,在袁紹軍營中發現了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袁紹暗通之書。有人勸曹操:“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但他卻説:“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即將書信焚燬,不予追究。這個例子也常常被人當作説明曹操的奸詐來使用。這樣的認識,也是不符合小説描寫的客觀實際和作者的創作意圖的。實際上,這樣寬容的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果斷方式,是表現了曹操很有政治眼光,能從長遠利益出發來處理問題。因為在當時,曹操只是初獲勝利,袁氏余黨勢力仍然比較強大,如果此時整肅內部,誅殺部下,必然會動搖軍心,不利於將來更圖大事。這恰恰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明智和寬廣的胸懷。如此胸襟氣量,大家比較一下,就是現代某些政治家也未必能夠做到。把這也説成是曹操的虛偽和玩弄權術,只能説是出於一種偏見。

這段描寫的意義,我們可以同作者對曹操這個人物的總的政治定位聯繫起來考慮,就會得到比較符合實際的認識。作者對這個形象的總體把握,是要把他寫成一個“姦雄”。第1回裏,寫有一個善於“知人”的(不是相面的)許劭,曹操自己跑去見他,問他“我何如人?”許劭回答説:“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曹操聞言大喜,一點也不生氣。曹操身處漢末亂世,他終於如許劭所言,成了一個“姦雄”。從總體上看,《三國演義》的作者,就是按照“姦雄”這個評價來塑造曹操的。“姦雄”是什麼意思呢?應該是具有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就是奸詐虛偽,還有與此相關聯的自私殘忍等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特徵;,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英雄,還具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徵。

《三國演義》作者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在描寫曹操奸詐、殘忍一面的同時,並沒有回避,而是生動地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另一面。也就是説,在作者的筆下,曹操雖是一個反面人物,卻不失英雄本色。作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現,作者很注意寫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他在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就曾説過:“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三國演義》(而且是經過刪改的毛評本)中的曹操,確實是多少表現出了他所説的這種英雄品格的。他確是胸懷大志,以實現天下的統一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在不少問題上以此作為考慮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的。

我再舉一個旁證,來説明小説確是有意地要表現曹操這方面的品質。第16回,寫劉備為呂布所逼,到許昌暫投曹操。他的謀士荀彧勸他乘機殺掉劉備,説:“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不答。荀彧出,另一謀士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唯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窮困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表薦劉備領豫州牧。曹操非常清楚劉備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是將來跟自己爭奪天下的勁敵,從他的內心願望説,是非常想殺掉劉備的。他對荀彧的建議“不答”,“不答”就是在思考問題。因為他內心深處是同意荀彧的看法的,卻又有更深遠的考慮,因而一時難於下定決心。但他最終還是高興地同意郭嘉的意見而拒絕了荀彧的意見。這説明,曹操在政治上確是善察安危之機,能從收四海之望、統一天下的長遠目標來考慮和處理問題的。這些地方,都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是曹操遠大的政治眼光和開闊的政治胸懷的表現,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將它們通通解釋為都是曹操的奸詐。

此外,書中寫曹操優點的地方還有不少,如他在戰爭中注意發揚軍事民主,在採取重大的行動之前,總是要召集眾將商議,聽取各種意見。在戰鬥中又能親臨前線,身先士卒。他渴求賢才,廣泛地招賢納士,爭取更多的人為自己服務,因而造成“文有謀臣,武有勇將,威鎮山東”的勝利局面。他對關羽恩義備至也並非出於奸詐,而是真心愛才的表現。他帶兵軍紀嚴明,制法遵法,割發權代首就是一例(第17回),不少人也以為是他奸詐的表現,同樣不夠實事求是。討袁紹時,他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使得“軍民震服。”(第31回)他派兒子曹彰北征烏桓時,臨行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使得曹彰“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第73回)這些地方,作者都比較真實地寫出了曹操節節勝利、迅速統一中原的原因,應該説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寫反面人物而不回避寫他的優點,這樣一種創作思想,是很高明、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為這符合生活的真實。生活中的人物本來就是豐富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三國演義》既寫了曹操壞的一面,也寫了曹操好的一面,而這兩面是結合在一起的,是矛盾而又對立統一的。這樣寫的結果如何呢?結果是寫出了一個完整真實的曹操,一個有血有肉的曹操,一個不僅叫人憎惡,而且叫人害怕的的曹操。也就是説,《三國演義》的作者,寫出了一個聰明的、傑出的、了不起的壞蛋。

有的學者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寫出了曹操性格的矛盾,卻沒有能寫出曹操性格中這矛盾兩面的內在聯繫,寫出他性格變化的依據,因此説曹操的形像是失敗的。這也不夠公允。寫出矛盾的內在聯繫,寫出性格變化的依據,這是人物塑造的更高標準,更高要求,《三國演義》的作者沒有能夠做到,這只是他的不足,而不能説成是他的失敗。成功和失敗的衡量標準,只能是這個形象在讀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從古至今,讀過《三國演義》的讀者對曹操的印象都是一個既可憎又可怕的姦雄,一個活生生的人物。這就證明了它的成功。

性格複雜,即性格多側面的人物,在《三國演義》中不只曹操一個。周瑜和張飛,在書中都可以説是正面人物,但作者也能在寫正面人物時不回避寫他們的缺點。張飛的性格是以粗豪魯莽著稱的,魯莽就是一種缺點;但他同時還有嫉惡如仇、從善如流、粗中有細的一面,這兩面又是結合在一起的;周瑜既有聰明幹練、有勇有謀的一面,也有忌刻褊狹、不顧大局的一面。對張飛的描寫,有些地方是很感動人的。如第28回古城會,寫張飛並沒有做調查研究,就誤以為關羽真的投降了曹操,因而一見到關羽便“圓睜環眼,倒豎虎須,吼聲如雷,揮矛向關公便搠”,譴責他背叛了桃園結義。可等到關羽斬了蔡陽,又聽兩位嫂夫人講説關羽一系列表現後,張飛自知錯了,竟然大哭起來,立即參拜雲長。丈夫有淚不輕彈,像張飛這樣粗豪的英雄是很少哭的,但他哭起來卻非常動人,交織著悔恨、敬佩、感動等複雜的感情。他的嫉惡如仇和服從真理,都統一于他那率直粗豪的性格之中,心地光明,快人快語,叫人十分喜愛。

寫人物不簡單化,不單一化,注意寫他們性格的複雜性,是中國古典小説的一個優良的藝術傳統。這是值得我們今天很好學習和繼承的。《水滸傳》寫英雄人物,也是不回避寫他們的缺點,如林沖、武松、魯智深等,作者都是充分地、毫不容情地寫了他們的缺點,卻又並不妨礙將他們寫成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恰恰相反,因此而使得人物形象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血肉豐滿。《紅樓夢》寫人物就達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水準。

再談第二個問題,《三國演義》寫人物,較少細膩的描寫,而是主要採用粗線條的勾勒,常常採用對比、烘托、渲染等藝術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三國演義》通過戰爭的進程,著眼於人物的活動和人物之間的關係,常常避實就虛,採用對比、烘托、渲染等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赤壁之戰中,作者就將周瑜、魯肅、諸葛亮等人對比起來寫,他不是孤立地把握和表現人物的性格,而是在人物的相互關聯中去把握和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整個赤壁之戰中,對諸葛亮用筆並不很多,但他的形象卻非常突出,如果將這場戰爭比作在一個廣闊的舞臺上演出的一齣威武雄壯的戲劇,那麼,年輕有為、機智果斷的周瑜就是這齣戲的主角,而諸葛亮則可以説是這齣戲的總導演。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一切都按著他的佈置和指揮在活動和發展。作者對周瑜是正面寫,而對諸葛亮是側面寫;寫周瑜是實多虛少,寫諸葛亮是虛多實少。實際周瑜成了諸葛亮的陪襯,寫周瑜聰明,是為了襯托諸葛亮更聰明。而魯肅在作者運用的對比手法中卻處處處於一種極其微妙的地位,周瑜與諸葛亮一個聰明、一個更聰明,一個氣量狹小、不顧大局,一個目光遠大、胸懷坦蕩的對比,主要就是通過魯肅在其中的穿插聯繫體現出來的。比如小説寫周瑜忌刻褊狹,目光短淺,為一己之私而不顧戰爭勝敗的大局,多次設計謀害在此次戰爭中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諸葛亮;而諸葛亮卻是胸懷坦蕩,雍容大度,為共同破曹的最高利益而不計私仇,一次次挫敗了周瑜的陰謀。忠厚善良的魯肅在周瑜和諸葛亮之間聯絡穿插,使對比映襯顯得更加鮮明。周瑜以限期造箭來加害諸葛亮,既不顧大軍境的危重局面,又低估了才智過人的諸葛亮,似智而實愚;諸葛亮不問究竟,欣然領命,還主動立下軍令狀,把交箭日期由十日縮短為三日,好象一點也沒有看出周瑜的殺機,實際上是洞若觀火,胸有成竹,似愚而實智。周瑜的褊狹自私由魯肅之口點出,諸葛亮的機智沉穩也在魯肅的驚異讚嘆中得到進一步的表現。乘船取箭的過程,也由魯肅相陪。大霧迷漫,鼓聲大作,魯肅大驚失色,諸葛亮則酌酒取樂,安閒自得:惶懼失措與勇敢沉著形成鮮明的對照。

更突出的例子是第五回的《溫酒斬華雄》。這節文字,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説史略》中講到關羽的形象寫得成功時,特意引用出來加以讚揚的,稱其“義勇之概,時時如見”。這是關羽初露頭角的一場戰鬥,集中表現了關羽的英勇和威武。文字不多(前後不過一千多字)而直接寫到關羽的文字更少,但卻寫得有聲有色,把一個高大威武、生龍活虎的關羽形象突現了出來。這段文字寫關羽,主要是虛寫,用側面烘托的手法。整段文字,沒有一句從正面直接描寫關羽作戰如何英勇,戰鬥場面如何驚險緊張,而主要通過人物關係,運用烘托、映襯等手法加以表現。作者相信讀者的藝術想像力,並啟發和調動讀者的藝術想像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先寫關羽的對立面華雄。他把華雄寫得很高大,很英勇,很了不起。但是寫華雄不是目的,目的是寫關羽。寫華雄只是一種陪襯,一種鋪墊。寫華雄首先寫他不平凡的外形:“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臂”;次寫他口出狂言:“吾斬眾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接著,就從實際戰鬥中具體地描寫他的英勇善戰。這又分幾層寫:先是“手起刀落”(毫不費力)斬鮑忠於馬下,被董卓提升為都督。這是第一層。次寫他夜襲孫堅兵寨,殺得孫堅狼狽逃竄,險喪性命,連頭上的紅頭巾也換給別人才得以逃脫。這是第二層。再次是寫他把孫堅的四員大將之一的祖茂“一刀砍于馬下”。這是第三層。所有這些筆墨最後都落到了關羽的身上。這裡寫華雄是用欲抑先揚的方法,是為了寫他乃關羽手下的敗將,卻先故意寫他英勇善戰。在上面層層鋪墊的基礎上,作者這才寫關羽出場。從讀者的閱讀心理來看,這樣安排情節也是很吸引人的:面對如此英勇、氣焰又如此囂張的華雄,關羽能戰勝他嗎?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懸念,使讀者不得不非常關心,而且急切地要讀下去。

關羽的出場也不同尋常,作者加以著意的佈置。主要是通過不同人物的反應來烘托、映襯。如寫孫堅損兵折將後“傷感不已”,寫袁紹聞訊後“大驚”,寫眾諸侯聚集商議時,因被挫動銳氣,一個個無可奈何,“並皆不語”。而這時卻寫劉、關、張三個人立在公孫瓚背後冷笑。眾諸侯是不語,三人是“冷笑”。在那冷靜而又緊張的場面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冷笑”二字意味深長:不只是笑那些身為將帥卻對華雄束手無策的“眾諸侯”,同時也是笑那倡狂一時、不可一世的華雄,是對他的一種藐視。這已經使讀者感到這三個人有些非同尋常了。接下來又寫華雄來挑戰,連斬驍將俞涉和上將潘鳳。在這“眾皆失色”、“惶惶不安”之時,這才寫“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于帳下!”這幾句話本來平平常常,幾乎任何一個出戰的武將都可能説的;但有了上面那些描寫作鋪墊,這幾句普普通通的話,在此時此地説出來,就變得不同凡響了。這樣,經過多方面、多層次的烘托、映襯,氣氛渲染得十分緊張。關羽這時出場,自然就十分引人注目,處於一種非常突出的位置了。

按理説,到這時關羽就應該和華雄交手了。但作者卻不慌不忙,寫得極有層次。在情節的安排上他又故作頓挫,振起一筆,使不長的文章變得波瀾層迭、搖曳多姿。看作者先讓關羽亮相,寫他的外表:“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好一條英雄好漢!(這裡自然地同前面對華雄的外貌描寫形成對比:兩人一般高的個子,關羽卻比他長得英俊威武,一個在高大中見豪爽,一個在高大中見卑瑣--“虎體狼腰、豹頭猿臂”。)可是袁術一聽説他不過是一個縣令的弓馬手(相當於今天的警衛員),袁術便大喝道:“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馬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關鍵時刻曹操為他説情:“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關羽竟然主動地立下了軍令狀,説:“如不勝,請斬某頭。”這樣一來,氣氛就更加緊張了:關羽能否斬華雄之頭,不僅關係到盟軍的勝負,而且也關係到關羽個人的安危。經過這樣一系列的烘托和渲染,作者這才使關羽出馬同華雄交鋒。可以想見,這場戰鬥是多麼地吸引讀者關注,多麼地激動人心了。

就在這種能否取勝事關重大的懸念之下,一般的設想,作者該放開筆墨,有聲有色地去描寫這場激烈的戰鬥了。可是,跟讀者的期望和預料相反,作者非常巧妙地避開了很容易流於一般化的正面描寫,而是繼續採用了從側面烘托、渲染的手法。關羽如何英勇善戰、華雄如何被斬,沒有一句正面的直接描寫,一切都讓讀者從音響、環境氣氛,從人們的反應中,自己去想像出來,而效果比直接描寫還要好。

他先從酒上點染。曹操為他釃酒,是為了預祝他勝利,寄希望於他,也是為了鼓勵他,為他壯壯行色膽氣。然而,酒的作用又不止於此。關羽並不喝(如果他端起來就喝,這酒的作用就一般化了,就不能充分發揮了),而是説:“某去便來。”這四個字,平平常常,可是在此情此景之下,出於關羽之口,卻是擲地有聲的響噹噹的語言,是英雄聲口。如此性命攸關的緊急關頭,出語卻如此輕鬆安閒,沉穩鎮靜,好像不是去跟一個勁敵作殊死的搏鬥,而像是日常生活中對朋友説要去做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一樣。這就十分自然又十分有力地表現了關羽對戰勝華雄有絕對的把握。還未上陣,單是那副形象,那幾句平常而又不同凡響的話,就已經渲染出關羽的英雄氣概,一個高大的英雄形象就已經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了。

下面寫戰鬥本身,只用了六十三個字:“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軍中,雲長提華雄之頭,擲于地上,其酒尚溫。”寫得是何等的精練,何等的巧妙,又是何等的出色!直接寫這場戰鬥的,連一個字也沒有。但讀者從帳外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的鼓聲、喊聲,從眾諸侯聞聲失色的表情,接著又看到了得勝而歸的關羽將華雄之頭擲于地上,關羽的英勇善戰,戰鬥的緊張激烈,就全都在讀者的想像之中了。聰明的藝術高手,是充分相信並且會運用各種方法去充分調動讀者的藝術想像力的;同時,在不該浪費筆墨的地方也是不肯多寫一個字的。這裡特別值得玩味的是“其酒尚溫”的那個“溫”字。這個“溫”字真是畫龍點睛之筆。“溫”字説明時間之短,借用華雄的話來説,就是:取華雄之首“如探囊取物”。那樣一個令眾諸侯聞風喪膽的華雄,關羽不費吹灰之力就戰勝了他,關羽是一個什麼樣的英雄人物,那還用説嗎?讀到這裡,讀者才領悟到,作者花那麼多筆墨去寫華雄,其實都是在寫關羽;也才領悟到,在藝術表現中,恰當地運用對比、映襯、烘托、渲染等藝術手法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藝術效果的。

 

主持人:周先生一開始就明確地講,《三國演義》是一部以描寫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小説,然後便以很多書中具體細節的例子分析了它的戰爭描寫,用周先生的概括的那六個字,就是如何的豐富、深刻、生動。我想,以後我們再看《三國演義》的時候,可不能再光看打打殺殺的熱鬧場面。它是以人為中心,突出人的主觀作用,是結合著人物的個性來寫戰爭。而且,作者尤其突出描寫了人在戰前的精神狀態。以弱勝強的戰例寫得也是極其精彩。相對於“決勝千里”來説,寫的更多的是如何“運籌帷幄”。不過,用現代觀點來看,我覺得《三國演義》忽視了普通士兵個體生命價值的存在。《三國演義》中這樣的場景的很多:兩軍對壘,一陣掩殺,死傷者無數。當然,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戰爭的殘酷。無論戰爭的正義與否,是戰爭就意味著會有許多無辜的生命喪失。像美國和伊拉克之間的兩次海灣戰爭,不管哪方正義,有多少無辜的伊拉克平民死於非命。所以,現在有很多戰爭題材的文學及影視作品,都十分注重描寫普通士兵的命運,並從他們的視角來審視戰爭。周先生提到一句話叫“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這讓我興起另一句人們常説的話:“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現在也有這方面的例子,像美伊之間就是將政治鬥爭演化成了戰爭,是流血的;而像美朝之間因核危機引起的政治鬥爭,目前就是不流血的戰爭。其實臺海問題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始終努力爭取以和平的方式統一台灣。但如果陳水扁搞台獨,那這場不流血的政治鬥爭馬上就會變成流血的戰爭。中國政府一再重申,台獨就意味著戰爭,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祖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我們誰也不希望看到戰爭,那將意味著許多生命的喪失。 [演講時間:2005年1月9日。]

供稿:中國現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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