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歷史新的一頁”嗎?  
雷頤

    在北京新建成的皇城根遺址公園中段緊挨舊北大“紅樓”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82米、重達4噸的大型不銹鋼雕塑,名為“翻開歷史新的一頁”,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此具有特殊意義之處豎立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確非常恰當。但使人驚訝的是,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鐫刻著青年毛澤東、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人的頭像,卻獨缺五四新文化運動兩位最重要的領袖人物陳獨秀、胡適。

    眾所週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而這新一頁,卻是從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開始的。陳獨秀、胡適提倡民主與科學、力主文學革命……成為這場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就坦承自己在新文化陣營同仁中“佩服陳、胡”,而一代青年對他們的敬佩更不在話下。毛澤東曾對斯諾回憶自己當年“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間,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

    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説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聲勢浩大的“批判胡適”運動中,毛澤東仍説:“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説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由於“左”的偏見,陳獨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在一段時間內未得到應有的評價。但自1978年後(並未等到二十一世紀!),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和實事求是精神的重新提倡,學術界對陳、胡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作了客觀研究和公允的評價。近年來,學術界的這些研究成果也被有關部門吸收,並在中國現代史、革命史和中共黨史的著述、文獻影視片中得到充分反映,這些作品對陳、胡這一時期的作用和地位也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和恰當的歷史定位。曾經被遮蔽的歷史,重新顯現出來。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豎立的“翻開歷史新的一頁”,仍然為“左”的觀念所囿,罔顧歷史事實,依然不願“還歷史本來面目”,不願為陳、胡“恢復名譽”。這説明“新時期”開始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待深入,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確不容易。而其後果更嚴重也更值得重視,因為這種公共紀念性公共藝術具有某種宣傳的“強迫性”,使過往者不能不看;同時對大眾而言,它對所表現、詮釋的事件又具有某種權威性。所以紀念性公共藝術創作、策劃和審批者個人的識見,即對歷史的記憶和理解,對“公共記憶”的形成均有極強的影響。現在常常有人在“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前照相留念,但留給他們的,將是沒有陳獨秀、沒有胡適的“新文化運動”。

    一個事件被豎成雕像,其功能在把某種特殊記憶灌入大眾的腦海之中,使之成為集體記憶。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指出,所謂“公共記憶”在本質上帶有規範性意義,即人為地規範人們記住什麼忘卻什麼,充滿了人為選擇。事實證明,紀念性公共藝術品從不是純粹的美學表現,在其建造過程中,從規則的制定、對藝術家的挑選、藝術家對作品的理解、方方面面對作品的修改審訂直到最後完成,價值、權力、利益等諸種因素可謂貫徹始終,並或明或暗地體現在作品之中。

    如何恰當地表現某個場所獨特的時空特性,即用藝術的形式來表徵、凝結與此場所相關的事件或人物,形成獨特的歷史性,是這種紀念性公共藝術應當慎重考慮的重要因素。而且,公眾對此更有參與的權利,即有權提出建議、意見和批評。有關方面事前應公佈方案,廣泛徵求意見。總之,公眾應參與“公共記憶”的形成過程,而不能由少數人來影響、決定我們的“公共記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南方週末》 200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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