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辛亥革命後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嗎?

  豐富的中國歷史文獻足以説明一個事實: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早已是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此,國際社會中一切持客觀公正立場的人士,已經取得或接近取得共識。然而,深化這一共識仍然是必要的,原因在於歷史寶庫的蘊藏量是如此之豐厚,以至如果不深入探索,人們根本無法洞悉它的每一局部。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後,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史,就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關鍵的歷史環節。對這一環節的審視,將有助於增進世人對西藏近代和現代史真實情況的了解。本文旨在使讀者簡要了解西藏地方1911年辛亥革命後同中國歷屆中央政府的關係史,相信讀者在閱讀了以下史實後,對於“1911年以後西藏曾經脫離中國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傳説的可信度,會作出自己獨立的合乎邏輯的判斷。

  眾所週知,早在唐朝西元7世紀時,藏漢就通過王室間的通婚、會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為最終建立統一的國家奠定了歷史基礎。

  西元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元世祖忽必烈賦予薩迦系統治西藏地方的權力,在中央設立總制院(1288年改稱宣政院),管理全國佛教和西藏事務。建正帝師制度,封授政教首領,劃分行政區域,任命地方官員。清查戶口,厘定財賦,將西藏地方劃分為13個萬戶,萬戶長由朝廷直接封任。在西藏和藏區分設3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統轄駐軍和各萬戶的行政事宜。

  14世紀後期,明朝政府承襲元朝治理西藏的體制,實行“因俗以治,多封眾建”的政策,使西藏與中央政權的關係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17世紀以後,清朝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治理。1721年建立了噶倫管理政務制度。1727年設立駐藏大臣。1792年頒布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的活佛轉世及地方行政、財政、軍事、外事等作了明確規定。它標誌著清朝中央政權對西藏地方的治理達到了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

  清朝末期,英國兩次武裝侵入西藏,中國政府被迫簽訂了關於西藏的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後,中國政局處於動蕩狀態,英國為實現其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將其淪為英印政府附庸的目的,採取了種種侵略行徑。由於英國的挑唆,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一度不夠正常。儘管如此,英帝國王義者分裂中國,竊取西藏的陰謀並未得逞,而是遭到了包括大部分西藏上層人士在內的廣大中國人民的反對和抵制。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包括陰謀炮製者自己)在外交上正式承認過西藏是“獨立國家”,西藏地方也從未脫離中央政府的主權管轄而“獨立”。

  一、辛亥革命後,歷屆中央政府對西藏主權的一貫立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儘管當時國內政局不很穩定,但歷屆中央政府都堅持對西藏擁有主權管轄的原則立場,對於外國侵略勢力分裂中國的陰謀進行了堅決鬥爭,並採取各種措施行使對西藏的主權管轄。

  1、民國政府對西藏主權的重申

  民國成立之初,即宣佈她是合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為一體的共和國。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言書中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對武昌起義後十數行省先後宣佈獨立也作了精粹的説明:“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強調指出各省的獨立,不是獨立王國之意,而是擺脫清廷的一種聯合行動,並對西藏、蒙古等地方給予了特別聲明。當時作為國旗的五色旗,即象徵五族為一體。

  1912年3月11日南京臨時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參議員、每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選派五人,青海選派一人,其選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這就明確指出西藏等地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地位同各行省一樣,對國家事務有參政權。

  1912年4月22日《大總統袁世凱命令》中強調:“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自不能如帝政時代再有藩屬名稱。此後、蒙、藏、回疆等處,自應統籌規劃,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國政府于理藩不設專部,原係視蒙、藏、回疆與內地各省平等,將來各該地方一切政治,俱屬內務行政範圍。現在統一政府業已成立,其理藩事務,著即歸併內務部接管......。”

  1914軍5月在頒布《中華民國約法》中又重申:“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中華民國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為平等。”

  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蔣介石1929年9月23日分別致電達賴和噶倫,表明瞭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態度。在致噶倫書中指出:“政府秉承遺教,一視同仁,藏衛雖遙,其地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其人為中華民國之國民,無不盡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爭存於世界。”

  1931年6月1日,國民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中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以後在1947年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又指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關於國民大會也有明確表述,“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並規定在全國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中也包括有西藏地區的名額。

  上述史實表明,辛亥革命以後歷屆中央政府都嚴正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從法律上作出了規定。

  2、民國政府堅決反對外國侵略勢力分裂西藏的陰謀

  民國初建之時,國內政局動蕩,政權不斷更疊。英帝國主義者利用這種紛亂局勢,陰謀攫取西藏,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1914年英國一手策劃了“西姆拉會議”,炮製了“西姆拉條約”,公開把我國藏族地區劃分為“內藏”、“外藏”,把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篡改為“宗主權”等,這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條約”,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1914年7月3日,中國政府代表陳貽范奉命拒絕在“條約”正約上簽字,並聲明:“凡英國和西藏本日或他日簽訂條約或類似的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能承認。”英國的陰謀未能得逞。

  西姆拉會議後,英帝國主義者並不甘心其失敗,繼續玩弄陰謀,製造各種事端,以期實現其陰謀目的。

  1942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佈成立“外交局”,並以斷絕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供應相威脅,迫使駐藏辦事處與這個所謂“外交局”發生聯繫,以謀求西藏獨立的口實。當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將這一情況緊急報告中央,並在報告電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質係與外國洽辦事件之機關,今噶廈告職須向該局洽辦一切事件,是視中央為外國,示西藏為獨立國,如我予以承認,則前此國際條約所訂西藏為中國領土之文無形失消,而西藏與外國所訂明密各約未為中央所承認者,無形有效。事關重大,中央似宜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件。”8月5日,蒙藏委員會向西藏噶廈轉達了行政院訓令:“對藏方為處理地方涉外事務而設置機構應遵守的原則:(甲)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乙)中央與西藏一切往還接洽方式,仍應照舊,不得經由上述外務機構。”並電令駐藏辦事處“仍照舊例接洽,不得與‘外交局'發生任何聯繫。”1943年,西藏召開民眾大會,對“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見,收回原議,表示“西藏應與中央保持感情,不應與中央西藏辦事處斷絕關係。”並責成西藏駐京辦事處總代表阿旺堅讚等向國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由於中央政府的嚴正立場,英帝國主義利用成立“外交局”策劃西藏獨立的陰謀宣告破産。

  1947年英人挑唆噶廈製造“泛亞洲會議”事件和“商務代表團”事件,中央政府均通過各種途徑表明瞭自己的嚴正立場,給予了堅決反對。

  二、辛亥革命後西藏地方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是西藏最有影響的兩大活佛和政教領袖,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權力。因此,了解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對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所持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

  1、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英國等外國侵略勢力乘清末政權日趨衰落的局面,積極插手西藏事務,極為痛恨,1904年號召人民奮起回擊英國的入侵。後來由於清朝駐藏大臣的過失和英人的威逼利誘,達賴喇嘛曾一度發生動搖,發表過一些有悖歷史事實的言論。

  1919年民國政府國務院派李仲蓮、朱繡入藏,會晤達賴喇嘛和班禪,闡明民國政府對西藏的政策,解嫌釋疑,疏通意見。通過工作,使藏中上層人士了解了真相,消除了疑慮,達賴喇嘛的態度亦有很大轉變。當李仲蓮、朱繡離開拉薩時,達賴設筵祖餞,並聲明“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至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在朱繡等人入藏前不久,達賴喇嘛亦派三大寺堪布駐京,受到中央政府的歡迎。1924年,達賴又派貢覺仲尼赴京充任西藏駐京總代表,該代表在溝通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達賴還派代表參加了中央參眾兩院會議。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達賴派五台山堪布羅桑巴桑到南京謁見蔣介石,面陳藏事,受到蔣介石的歡迎,並通過他致函達賴喇嘛,函稱:“執事適派代表羅桑巴桑到京備述一切,藉悉法座高瞻遠矚,傾心黨國之決心,遙望西陲,至為佩慰。”“藏衛接壤強鄰,帝國主義者所壓迫久矣,幸賴法座深明大義,內向情殷。”嗣後又派貢覺仲尼等人拜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面稱接達賴函,聲明三事:“(一)達賴無聯英之事,其與英國發生關係,不過係因英藏壤地毗連,不能不與之略事敷衍耳;(二)達賴仇華亦屬誤傳,民六、民九、民十三達賴均有派員來華,……;(三)達賴班禪感情素愜,其始之發生誤會,……並非達賴所逼。等語。”1929年9月3日,貢覺仲尼等人赴蒙藏委員會面陳藏事,重復了達賴喇嘛的聲明。1O日蔣介石接見貢覺仲尼一行,貢覺仲尼向蔣介石轉達了達賴喇嘛“不親英人,不背中央,願迎班禪回藏”的聲明。此後西藏地方一再表示達賴願意輸誠中央,西藏的行政、軍事、外交等事務歸中央管理,由中央派出駐藏長官,西姆拉達賴可聲明由中央解決,等等。1930年,達賴喇嘛同意在京、平、康等地設立辦事處。同年,達賴喇嘛在拉薩羅市林卡會見了中央特使劉曼卿,向她表示了自己的心願:“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國之真正和平統一,……至於西康事件,請轉告政府,勿遺暴力軍人,重昔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隨時可以撤回防軍,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倘武力相持,藏軍素彪悍,吾決無法制止其衝突,兄弟鬩墻,甚為不值。”又雲:“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虛與週旋,未嘗與以分厘權利。中國只須內部鞏固,康藏問題,不難定於樽俎。”並叮囑劉曼卿一定把他結蔣介石的書信送到,將他講話的內容回寓所後記錄下來,以免遺忘。至此,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逐漸正常。

  2、九世班禪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清朝末年,九世班禪曾與十三世達賴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抗英軍的入侵。後來因英人的挑唆,達賴班禪發生矛盾,班禪于1923年離藏出走內地。班禪到內地後,受到各方面隆重的歡迎。1929年成立班禪駐京辦事處,在成立宣言中,對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的歷史淵源,清末民初西藏局勢的變化以及西藏事務應採取的政策等,作了精闢的説明,並指出:“原西藏立於中國,自漢唐以還,關係日深,清季更置官兵戎守,徵諸歷史與地理上之關係,西藏欲舍中國而謀自主,實不可能;及之中國失去西藏,亦猶車之失輔,故中藏關係,合則兩益,分則俱傷,此一定之道也。”“帝國主義者,更從事其經濟文化之侵略,一石面慫恿西藏獨立,……此皆由於少數親英派之作祟,彼輩既磨滅中藏之關係,且不顧西藏本身之利益,盲目妄行,神人共怒……。”1931年5月5日,班禪前往南京參加國民會議,在會上致簡短祝詞,1O日在南京新亞細亞學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發表了題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的重要講演,回顧了中藏曆史發展的淵源,指出“一、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如被帝國主義者侵略,可無異於自己的門戶被人拆毀,以免有唇亡齒寒之憂;二、如何使蒙藏與中國團結成整個的民族?要做到這兩點須先下許多功夫,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國國民,一致努力。”班禪大師遍遊內地十四年,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班禪大師在玉樹圓寂。彌留之際仍不忘祖國統一,在遺囑中再次傾訴:“余生平所發宏圖,為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盛。近十五年來遍遊內地、深蒙中央優遇,得見中國確對佛教尊崇,對藏族平等,余心甚慰,余念益堅。……最後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國精神,努力中藏和好, 札薩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繼余志,以促實現。”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1934年西藏地方政府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任攝政,並得到國民政府的批准和冊封。熱振掌管西藏政教事務後,在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熱振領導三大寺唸經,祈禱中國抗戰勝利;1943年國民黨召開六中全會,熱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熱振積極維護祖國統一,引起英帝國主義的不滿,策劃親英分裂勢力,製造“熱振事件”、使西藏局勢又蒙陰影。

  綜上史實,不難看出,辛亥革命後,達賴和班禪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中廣大僧俗官員,其根本立場都是擁護祖國統一,傾心內向的。其間雖然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策劃了一個又一個陰謀,出現了許多波折,但是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聯繫始終未斷,關係向著正常化發展,西藏並沒有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轄而成為“獨立國家”。

  三、中央政府對達賴、班禪圓寂和轉世坐床的妥善處理

  民國時期,在西藏事務中,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及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是引人矚目的重大事件,中央政府對此作了妥善處理,這表明瞭中央對西藏主權管轄的有效實施。

  1、中央政府致祭十三世達賴圓寂和主持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

  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于1933年12曰17日在拉薩圓寂。12目20日,司倫、噶廈電告西藏駐京代表向中央政府呈報,電文曰:“達賴佛座于藏曆亥月三十日下午七時半圓寂,藏中事務暫由司倫及噶廈負責處理,希安供職,並呈報中央,詳情容後另電知照。”中央政府聞訊後,立即著手褒恤事務。12月21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追贈達賴喇嘛“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一切褒崇典禮,務極優隆,著由行政院飭主管部會同議定,呈候施行,以昭黨國懷遠旌賢之至意。”並特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為致祭達賴喇嘛專使,負責冊封、致祭活動。黃幕松抵達拉薩後,受到隆重迎接,噶廈四噶倫齊往拜謁。1934年9月23日上午,黃慕松主持冊封、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藏方自司倫以下各級僧俗官員數百人參加典禮,由總堪布代受玉冊玉印,禮節至為隆重,1O月1日又在布達拉宮達賴靈堂舉行致祭。黃慕松在藏期間,還與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多次進行晤談,就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雖未完全達成一致,但對“西藏是中國領土”,則取得了共識。黃慕松離藏後,留劉樸忱、蔣致余駐藏,進一步加強了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繫。

  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訪獲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于1938年12月12日致電中央:“三靈兒迎到後,舉行掣簽典禮之際,為昭大信、悅遐邇計,中央應當派員參加。”中央政府對此事極為重視。1938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困轉世事宜。”吳忠信一行于1940年1月15日抵拉薩,受到熱烈歡迎。1月26日熱振呈請對達賴轉世靈童拉木登珠免於金瓶掣簽,吳忠信向中央轉報核準,同時于羅布林卡察看了靈童。1月31日行政院長蔣介石向國民政府呈請發佈明令準拉木登珠繼任十四達賴喇嘛,2月5日國民政府發佈命名:“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於抽籤,特準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撥給40萬元作為坐床典禮經費。在舉行坐床典禮時、因吳忠信座位問題曾掀起一場小小風波,噶廈擬安排吳忠信座位與司倫或熱振等同,遭到吳忠信嚴詞批駁,申明自己代表中央政府,其座位隨按清朝舊例,與達賴喇嘛並座,體現中央的許可權和地位。西藏當局允予照辦。吳忠信在藏期間,與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在藏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使中央與西藏朗關顧更加密切。吳忠信一行4月14日離開拉薩,西藏地方政府隆重歡送,並按慣例派阿旺堅讚隨後前往重慶,向中央政府致謝,並表達西藏民眾支援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

  2、中央政府致祭九世班禪圓寂和主持十世班禪轉世坐床

  九世班禪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圓寂。中央政府對此極為關注,于1937年12月23日發佈命令,追贈班禪“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封號,並特派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前往甘孜致祭。1941年2月4日班禪大師靈柩運抵扎什倫布寺,至此,班禪大師法體得以永資供養。

  班禪轉世靈童經過長達八年的尋訪,1949年6月2日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頒布准予宮保慈丹繼任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主持十世班禪坐床典禮,並頒賜金印及禮品。坐床大典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致電李宗仁代總統致謝,電文曰:“班禪世受國恩,倍蒙優渥,此次蒙鈞座頒布明令,特準繼承九輩法統。即承特派關專使吉玉、馬副使步芳蒞青主持坐床典禮,復荷禮連旺加,賜頒厚祝。拜領之餘,良深銘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爾寺舉行坐床典禮。今後只有一本歷輩班禪傾誠中央,庇護眾生之一貫意志,竭盡天職,努力以赴,以期仰答優崇無上之德意。”

  縱觀上述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及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的全部史實,可以清楚看到,有關西藏的重大事務,西藏地方政府均向中央呈報,並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後,由中央特派代表會同西藏地方政府主持辦理,這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有效主管轄。這些歷史史實是不容否認和歪曲的。些些歷史空賓是不害否認和歪曲的。

  四、西藏地方出席中央政府召開的一系列政治性會議

  現在讓我們再從西藏地方派員出席歷屆中央政府召開的政治性會議,看看民國時期西藏與中央政府究竟是什麼關係?西藏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1913年,北京成立國會,制定了<<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施行法》。其第一條規定,西藏第一屆選舉 參議院及眾議院議員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第二條規 定,西藏之選舉監督以蒙藏事務局總裁行之;第三條 規定,選舉細則由選舉監督之。根據這個法律,經 選舉于1913年5月15日公佈了下列當選人名單:參 議院議員:前藏地區──頓珠羅布、札西土噶、王 賡、廈札噶倫、孫毓筠:候補議員:白馬認欽、于寶 軒、孫江東、劉文通、李安陸;後藏地區──江讚桑 布、傳諧、阿旺益西、龔煥辰、程亮;候補議員:王 澤、阿旺曲札、汪有齡、胡鈞、高路鼎。富時的議會 由民國第一部憲法,即目<<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為 立法機關、民意機關、制憲機關,它享有立法權、制 憲權、彈劾權和表決權。西藏代表被選進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國會,參議國家大事,這正説明西藏是中 國領土之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之─.

《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施行法》。其第一條規定,西藏第一屆選舉參議院及眾議院議員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第二條規定,西藏之選舉監督以蒙藏事務局總裁之;第三條規定,選舉細則由選舉監督定之。根據這個法律,經選舉于1913年5月15日公佈了下列當選人名單:參議院議員:前藏地區-頓珠羅布、扎西土噶、王賡、廈扎噶倫、孫毓筠;候補議員:白馬認欽、于寶軒、孫江東、劉文通、李安陸;後藏地區-江讚羅布、傳諧、阿旺益西、龔煥辰、程克;候補委員:王澤、阿旺曲札、汪有齡、胡鈞、高路鼎。當時的議會由民國第一部憲法,即《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為立法機關、民意機關、制憲機關,它享有立法權、制憲權、彈劾權和表決權。西藏代表被選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會,參議國家大事,這正説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

  民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為整頓軍事、財政,研究建設方案,組織國民代表會議,于1925年2月1日召開了善後會議。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中央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被定為善後會議會員。會議召開時,他們均派出自己的代表頓珠旺結、羅桑堅讚、朱清華等出席會議。班禪大師對此次大會寄予重望,于1925年1月27日致函與會代表,希望與會各方“本此次大會乃國家之公事,非一人、一家、一黨派、一地方之私事,各本公心,通盤計劃,利民富國……。”會議期間,班禪大師又針對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向大會遞交意見書,提出消弭戰禍,實行五族共和。

  1925年8月3日,國憲起草委員會成立,西藏地方代表貢覺仲尼、班禪堪布廳代表王樂階應段祺瑞之聘參加了這個研究制定國家根本大法的重要機構。

  以上只是西藏地方與各省區共同參與國家大事的幾例。其他諸如1913年12月袁世凱召開的政治會議、1914年3月的約法會議、1916年黎元洪繼任民國大總統後恢復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等等全國政治性會議,亦都有西藏地方代表參加。

  上述史實説明,儘管民國初期北洋軍閥混戰,局勢不穩,但無論哪一屆中央政府所召開的全國性政治會議西藏都派有代表參加。這足以證明,西藏地方承認他們是中國的成員之一。

  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三屆二中全會,作出關於蒙藏之決議案,共六條:一、舉行蒙藏會議,……西藏由達賴、班禪喇嘛及西藏人民各推出代表若干人,同來中央參加會議;二、……派員分赴蒙古、西藏,宣達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與決心,慰問並調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三、于首設立蒙藏學校,由蒙藏各地選送優秀青年應試入學;四、關於蒙古、西藏經濟與文化之振興,應以實行發展教育為入手辦法;五、蒙藏委員會根據施政綱領及實施程式積極籌劃實施;六、加緊對於蒙藏之宣傳,闡明蒙藏民族為整個的中華民族之一部,説明蒙藏民族所處地位之危險,帝國主義者侵略陰謀之惡毒,説明蒙藏各地教育、經濟之設施與交通、實業之建設,應由中央政府協助其地方政府進行,惟軍事、外交及國家行政必須統一于中央,……等等。國民政府根據此決議案,于1930年召開了蒙藏會議,當時的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奉令致函達賴喇嘛和噶廈派員參加。噶廈當即表示:“漢番歷來一家,……西藏為我五族之一,唇齒相依、榮辱相與,斷無離異之理。”達賴在復信中也明確表示:“遵即特派雍和宮札薩克及駐京堪布卓尼羅藏娃,並加派商上卓尼爾阿旺堅讚、納仔營官仔仲頃批土丹二人由藏前往會同辦理,該員等不日就道……。”

  1931年,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西藏所派代表,前藏是貢覺仲尼、曲批圖丹等6人;後藏代表是羅桑楚臣、羅桑堅讚等4人。此外,尚有楚臣尼瑪等8人列席了會議。九世班禪不僅親自參加了這次會議、還向大會致頌詞:秉承總理遺教,召集國民會議,周詢群豪,協謀國是,訂立約法,永固邦基。這次會議所制定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是當時類似憲法的根本大法。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會議還就蒙古、西藏地方因語言與內地不同、決定應由國民政府根據約法所訂之教肓方針、斟酌當地情形,妥定辦法,務期蒙藏之文化得以迅速發展。

  會議召開之前,前後藏代表因名額之多寡發生爭執。前藏代表要求,西藏代表應全由達賴喇嘛選派,而後藏代表則要求,應按歷屆會議成例平均分配。可見,達賴、班禪擁護中央政府之心意。  

  1931年11月,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西藏地方參加會議的有羅桑堅讚、貢覺仲尼、劉曼卿(藏名雍金)、阿旺堅讚、格桑次仁等。貢覺仲尼和羅桑堅讚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來,中國國民黨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西藏代表參加。  

  1932年4月7日,行政院召開國難會議。出席會議的西藏地方代表是貢覺仲尼、羅桑堅讚、劉家駒、劉曼卿。會上,代表們提出了改善蒙藏軍事、政務、宗教、教育,以禦外侮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代表們的主人公責任感和對國家命運的危機感。在這之前,即1932年1月21日,西藏地方駐京代表貢覺仲尼、阿旺堅讚等還聯名具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及蒙藏委員會,轉達達賴喇嘛關於産生西藏代表辦法的意見。呈稱:在國難期中,應集中全國人民之意見,使之成為整體。西藏代表之産生,應由當地人民自由選舉,使西藏人民愛國意見得以充分表現。此為西藏地方之權力,亦是對於國家之義務。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組織國民參政會案。該地的組織條例第三條乙項規定:“西藏地方代表名額為兩人;其候選人之推薦依同條例第二、三、四各條之規定,應由該會就具有中國國籍之男子或女子,年滿30歲,並會在西藏地方公私機關或團體服務,著有信望或熟諳各該地方政治社會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員中按照定額加倍提出。”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現任官吏不得為參政員”。經過選舉,是年6月16日國民政府公佈了第一屆參政會參政員名單,西藏地方喜饒嘉措、丁傑當選。7月6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正式召開,會議通過了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案。喜饒嘉措等向一屆二次大會遞交了《關於團結邊民意志,以增強抗日力量》的提案。會議結束後,全國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進一步高漲,藏族人民也奮起捐款捐物、組織成立各種抗日團體奔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也于1939年7月1日致電蔣介石,表示支援抗戰,電稱:“……頌我軍得勝之經,詛倭寇立滅之咒,繼續懺誦得最後之勝利……”。三寺哲蚌寺大會致國民政府公呈表示:“……現在需將敵人驅出境外,必須五族同心,為國事有錢者出錢,無錢者以血肉之軀來捍衛土地。是為迫切者,各級一心對付暴日,希望能將日本根本剿除……。我等三寺自前年盧溝橋事變起後,一年有餘,為國家勝利而祈禱,晝夜恒未間斷”。班禪堪布廳致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稱:“暴日侵淩,舉國同仇,正義感召,勝利必操。……唯遵先大師遺志,擁護中央,團結邊民,奠安後方,以抒西顧,誓竭所能,以利抗戰。”上述史實説明,抗戰時期,國難當頭,藏族人民的行動和表現,正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熱愛自己的國家,憎恨共同的敵人。而決不是把自己視作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民。  

  1946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廳派代表參加會議。西藏地方代表共10人。他們是:圖丹桑批、索朗旺堆、土丹桑布、策旺頓珠、土丹參烈、土丹策丹、圖登生格、絳巴阿旺、益西達吉、多吉歐珠等;班禪堪布廳的代表是滇增堅讚、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蔡仁團柱、何巴敦、宋之樞等。西藏地方代表圖丹桑批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審查委員會組織通則第6條規定:“憲法草案各審查委員會之召集人,應各設5人至9人,由主席團就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中指定。”依此,西藏代表分別參加了各審查委員會的工作。  

  大會制定的《中國民國憲法》第120條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保障。第168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會議期間,蔣介石夫婦于11月28日在官邸宴請全體西藏代表。當時在京的達賴喇嘛之兄嘉樂頓珠、姊祁吉惠,姊丈多吉尼瑪以及吳忠信、蔣經國等應邀作陪。  

  1948年3月29日,立憲國民大會召開。西藏地方政府派定代表13人出席會議,即土丹桑布、土丹策丹、絳巴阿旺、丹巴彭措、丹增唐恪、絳巴札喜、來喜嘉措、瑣朗旺堆、班覺陳列、貢布策林、恪登班巴、凱卓坦丹、生格達結。班禪堪廳派定代表11人:滇增堅讚、拉敏益西楚臣、計晉美、宋之樞、洛桑喜饒、羅圖丹、高洛桑、羅桑、明慈仁、丹巴、計羅秀英。西藏地方代表土丹桑布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這次會議,西藏地方有立法委員三名:土丹桑布、絳巴阿旺、丹增當卻;監察委員三名:土丹策丹、絳巴扎喜、,丹巴彭錯;班禪堪布廳有立法委員五名:計晉美、蔡仁團柱、圖丹尼麻、羅桑堅讚、納汪金巴;監察委員三名:拉敏益西楚臣、計宇結、何巴敦。羅桑堅讚還被總統府聘為國策顧問委員會委員。  

  從上述史實,絕對得不出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結論。試問一個主權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怎能接納外國人充當議員?一個主權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最高監察機關,又怎會允許外國人來行使這樣崇高的權力?  

  五、中央政府設立蒙藏事務局(後改為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等機構,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中華民國成立後,為了在元、明、清三朝成例的基礎上,加強對藏治理,還專門建立了相應的政府管理機構。1912年7月19日,中央政府決定設立蒙藏事務局(後改為蒙藏院),明確規定該局直屬國務總理。凡涉及蒙藏地方事務,均由該局(院)辦理或轉呈國務總理定奪。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為進一步加強對西藏地方的治理,于1929年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蒙藏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務。  

  蒙藏委員會成立後,于1930年辦理了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呈請設立西藏駐京、平、康三個辦事處並撥解經費問題,審批三個辦事處正副處長人選和所擬辦事處組織大綱。其後針對西藏地區情況,先後制訂了三項法規:  

  1934年1月8日,公佈達賴、班禪代表來京展覲辦法。共7條。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應每年輪派代表一人來京報告西藏政情;展覲代表應于每年指定日期攜帶委任文件及銜名履歷向蒙藏委員會報到;明確規定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引導謁總理陵、行政院院長、晉謁國民政府主席、向中央報告邊政情形、中央宣佈施政方針等展覲日期和程式等。  

  1936年2月10日,頒布喇嘛獎懲辦法。共25條。對受獎或受罰喇嘛應具備之條件及晉陞等級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1938年9月24日,頒布喇嘛轉世辦法。共13條。明確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各處向來轉世之呼圖克圖、諾門汗、班第達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訪獲後,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簽……等等。  

  此外如十三世達賴喇嘛、九世班禪大師圓寂致祭,轉世靈童尋訪、坐床、封授達賴、班禪及高級僧官名號,核準熱振、達扎充任西藏攝政,以及任免和獎敘西藏地方僧俗官員等等。均由蒙藏委員會具體負責辦理。  

  蒙藏委員會自成立至1949年,始終履行著自己的職責,西藏地方政府有關西藏與中央的事務,從未間斷與蒙藏委員會來往聯繫。請問,如果當時西藏已是“獨立國家”,那麼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駐外機構的經費要向駐在國申請,並由駐在國承擔?再者,按照國際慣例,國與國之間的事務,通常都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交涉和處理,而西藏地方的重大事務則是經由蒙藏委員會辦理,不是通過外交部,這難道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另一個主權國家進行交往所能接受的正常途徑嗎?  

  往事歷歷可考,回顧以上史實所蘊含的價值,正如16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所言“讀史使人明智”。我們相信,通過對前述史實的回顧,讀者會與我們達致親的共識,這就是:隨著歷史的推移,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西藏人民與祖國內地人民在長達數百餘年間建立起的密切關係和同胞情誼,只能歷久彌堅,愈益鞏固,決非某一歷史事件的演進或社會變革的發生所能猝然割斷以至蕩然無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