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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
 
menggu zu
Mengol ethnic minority group




 

人口為5813947人。

民族概況

蒙古族主要聚居於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青海、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區的蒙古族自治州、縣;其餘散居於寧夏、河北、四川、雲南、北京等省、市、區。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蒙古族人口為5813947人。使用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分內蒙古、衛拉特、巴爾虎一布裏亞特3種方言。現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紀初用回鶻字母創制的,經過本民族語言學家多次改革,已經規範化的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創蒙古新字,俗稱“八思巴文(字)”,一度推行,後漸停使用,但用其記錄的許多文獻,仍有其研究價值。17世紀中,喇嘛僧人咱雅班第達為準確表達衛拉特方言的語音,稍改變通用的蒙古文字,製成一種叫作“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通用。

蒙古族始源於古代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流域的一個部落,以“蒙兀室韋”之名初見於《舊唐書》。西元840年回鶻汗國崩潰後,這個部落大部分人向西遷移,這逐漸河流和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語族居民相融合。語言受突厥語的影響向蒙古文字發展,經濟生活也受突厥語族的影響,從遊牧過渡到以遊牧為主。

12世紀時,這部分人子孫繁衍,氏族支出,漸分佈於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東一帶,組成部落集團。其中較著名的有乞顏、札答蘭、泰赤烏、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當時與他們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遊牧在今貝加爾湖周圍的塔塔兒部,住在貝加爾湖東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兒乞部,活動在貝加爾湖西區和葉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這3部都使用蒙古語族語言。另外,還有三個信奉景教的突厥貴族統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佔據回鶻汗庭故地周圍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蠻部,和靠近陰山地區的汪古部。

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發展水準,大致分為“草原遊牧民”與“森林狩獵民”兩類。第一類包括久住原地過遊牧生活的突厥諸部,和後來遷入接受突厥影響,完成向遊牧生活過渡的蒙古諸部;第二類是留居森林地帶,主要從事狩獵的諸部。

隨著畜牧業生産的發展,出現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關係。富裕者從氏族中分離出來,成為叫作“那顏”的遊牧貴族,他們佔有眾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場的權力,一些強有力的遊牧貴族還在身邊聚集一批稱為“那可兒”的軍事隨從。一般牧民稱為“哈剌出”,由原來有平等權利的氏族成員變為向貴族納貢服役的依附者。還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淪為奴僕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據納貢服役和人身依附現象,認為當時的蒙古社會性質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據俘掠他人為奴的現象認為是奴隸制。這兩説還在討論之中。

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舉行的忽裏勒臺(大聚會)上被推戴為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蒙古國的建立,對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義。從此,中國北方第一次出現了統一各個部落而成的強大、穩定和不斷發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這個國家統轄的漠南、漠北地區,概稱為蒙古地區,此地區各個部落的居民,統稱為蒙古人。蒙古族這時從遼、金時期(916~1234)被統治的民族成為統治民族。

在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從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後建立橫跨歐亞的窩闊臺、察合臺、欽察、伊兒四大汗國。在西征的同時,又揮師南下。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歷經70餘年征戰,統一了中國,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亞,南至南海,東北至今烏蘇裏江以東,西南包括雲南,都納入元朝國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設置宣政院,首次對西藏進行直接管轄。又設澎湖巡檢司管澎湖和台灣。元朝對確立現代規模的中國版圖作出了貢獻。

由於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眾被徵調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佈散及全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滅亡,殘餘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為東西兩部:東部蒙古遊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領為元室後商,被視為蒙古的正統;遊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稱為西蒙古,與東蒙古有姻親關係。

15世紀,蒙古南北被達延汗重新統一,分東部蒙古為喀爾喀、兀良哈、鄂爾多斯、土默特、察哈爾、喀剌沁(永謝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以大漠為界,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與明朝修好,發展貿易關係。俺達汗駐地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湊,成為漠南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朝為了掃除後方的威脅,大舉用兵,花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統一了蒙古各部,實施盟旗制度。加強了對蒙古族的統治,保證了蒙古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喇嘛教的傳入及其對蒙古族的影響

俺答汗時期,格魯派喇嘛教(黃教)傳入蒙古。自此以後,喇嘛教深入影響蒙古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和社會風尚達數百年之久。俺答汗本人皈依喇嘛教,大興佛事,廣建廟宇,寵信喇嘛上層,其後的大封建主也盡力扶持和利用喇嘛教的勢力,喇嘛寺院在蒙古地區逐漸形成為擁有土地、牲畜和屬眾的特殊領地。

喇嘛教給明代蒙古族文化帶來了西藏化的強烈影響,喇嘛教迎合蒙古封建主的需要,宣傳封建主的特權是前世修行的“善報”,又經常引八思巴喇嘛助元世祖建立所謂“經教之朝”的故事,鼓勵封建主的政治野心,並以此自重。這種政教聯合的思想,因果業報和佛的創世、轉生的思想,深入蒙古封建上層的意識,充塞于貴族文人的文、史著作之中。羅卜藏丹津的《大黃金史》、無名氏的《黃金史綱》(見《蒙古黃金史》),就是藏化的影響在蒙古族文化中的典型反映。只有民間口頭文學創作繼續發揚了元代蒙古族文化中獨立、清新、剛建、活潑的創造精神,如《烏巴什洪臺吉的故事》等作。蒙古語言文字的研究,如華夷譯語、《心鑒》等,也繼承元代的遺緒,向豐富詞彙和規範化的方向發展。《蒙古秘史》的漢譯,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化成就。這個譯本把《秘史》的蒙古原文用漢字逐字逐句音譯出來,附以漢文的總譯,使這部珍貴的著作在蒙古文本失傳之後保存了原貌。明末,察哈爾林丹汗組織了卷帙繁多的《甘珠爾經》的翻譯。蒙古文字通過經文的翻譯,吸收了大量的梵藏語詞,語法進一步嚴密化,獲得了更強的表現力。這是西藏文化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中一個積極的方面。

經濟文化

蒙古族過去是狩獵與遊牧,直到13世紀,蒙古族仍然有“圍獵”的習俗。現在的蒙古族仍長于騎射。放牧習慣已由逐水草而居發展到現在的定居放牧,有冬營地和夏營地,按季節移場放牧。在河流兩岸有條件可供耕作的平川上,蒙古族人民頑強地發展了畜飼養混合農耕文化,最著名的是在16世紀,成吉思汗的17世孫——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俺達汗),努力使明朝開放邊境“互市貿易”,鼓勵耕牧,使土默特川變成“塞上穀倉”,並在此基礎上興建了現今的呼和浩特。塞上蒙古族的農耕業具有與牲畜飼養業混合的特點,實現農畜互補。解放後,內蒙古自治區和其他省、自治區、蒙古自治州、縣積極發展畜牧、農林、工礦事業,開發各項資源。牧區逐步實現以水草為中心的草原建設,在保護和合理使用牧場、搭棚建圈、防治畜疫、改良畜種、建立獸醫網點、開闢缺水草場、推廣定居放牧,以及取水、打草、藥浴、剪毛、畜産品加工的牧業機械化等方面,都有較普遍的發展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農區的農田基本建設、育苗、選種,以及播種、收穫、農産品加工等方面農業機械的使用和農村副業的發展,也都達到或接近內地農業的水準。農、牧業的生産力顯著提高,農、牧民的生活普遍改善,牧民致富的事例尤多。蒙古族牧民對國民經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國家為迅速改變蒙古族地區工業極端落後的舊面貌,一方面在蒙古族地區進行重點投資建設大型的現代化企業——包頭鋼鐵聯合企業、霍林霍露天煤礦、準格爾露天煤礦等;一方面幫助蒙古族自治地方依靠各自有利的資源條件,發展有色金屬、機械製造、煤炭、電力、化工、電子、建材、紡織、皮革、制糖、橡膠、造紙、制藥等類輕重工業。內蒙古自治區已形成門類基本齊全的工業體系,其他蒙古族自治州、縣也都有反映地方優勢的重點工業建設。各自治地方正向工業化穩步前進,輕工業和民族用品的生産迅速發展,保證了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生産生活的需要。

中國蒙古族的傳統醫學,簡稱“蒙醫”。歷史悠久,是蒙古族人民長期總結同大自然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並吸收藏醫、漢醫經驗逐漸形成的。早年蒙古汗國建立前,就有本族的藥劑和療法,如掌握了“合迪兒”,烈性藥,以飲馬奶治療疾病,用燒紅的烙鐵治療外傷等。自元代以後,蒙醫已積累起豐富的醫療經驗,形成了一定的醫療理論,並且設立了太醫院、上都惠民司等醫療機構。至明末清初,體系漸趨完整。

蒙古醫學在診斷方麵包括望、問、切,有消、解、溫、補、和、汗、吐、下、靜、養等治療方法。治病多用成藥,並總結出飲食療、灸療、罨療、瑟博素療、皮療、溫泉療、針刺放血療、按摩療等療術。如用燒熱的鹽熱敷,用新鮮畜皮、魚皮裹療,皆有民族醫療特色。蒙古醫對治療創傷和接骨尤有獨到之處。蒙古族醫學家和藥學家還寫出一批醫藥著作,如《飲膳正要》(14世紀初葉)、《方海》(17世紀)、《蒙藥正典》、《蒙醫藥選編》、《普濟雜方》(19世紀),對中國醫學作出了貢獻。

蒙古族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明安圖(1692—1765),撰寫數學著作《割圓密率捷法》4卷,是我國用解析方法計算圓周率的第一人,為我國數學在19世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國當代的地質學家李四光(1889—1971)也是蒙古族學者。

蒙古族自治地方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正迅速發展。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全區沒有一所大專學校,中小學學生佔總人口的2.6%。到1990年自治區全區已有大專院校15所,中等專業學校80多所,普通中學5194所,小學26980所。各蒙古族自治州、縣的中、小學教育也有很大的發展。使用蒙古語言文字的新聞出版、廣播、戲劇、電影事業蓬勃發展。文化館、圖書室遍佈各城鎮和廣大農牧區。衛生醫療機構普遍設立,農牧區基層單位的臺作醫療制度日趨健全,蒙古族人民的健康得到了有力的保證,人口迅速增長。

生活與風俗習慣

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家庭、婚姻、喪葬、社交等都有自己的特點。男女都穿身寬袖長袍,束以腰帶,著高可及膝的長筒皮靴。男子多戴藍、黑、褐色帽或束紅、黃色頭巾;女子盛粧時戴銀飾點綴的冠,平時則以紅、藍色布纏頭。他們現在的服裝式樣和鞋子已有較多的改進。飲食方面,牧區多以牛、羊肉及奶食為主,糧食為輔;農區則以糧食為主,輔以奶食或肉食和蔬菜。普遍嗜飲磚茶。居住方面,牧區多住容易拆搭、便於搬運的蒙古包。這是長期適應草原遊牧生活而形成的,以圓形圍壁和傘狀頂架組成,外部覆以毛氈,通常高約七、八尺,直徑約丈余的住室。在定居的地區,部分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出現了外形與蒙古包相似的土木結構住屋;農區則多已住漢式平房,並且聚為村落。男女老幼都善於乘騎,出行不論遠近,均以馬代步。

蒙古族的家庭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組成。兒子結婚後分居,另立門戶。父母所住的蒙古包及附屬什物,習慣上由幼子繼承。婚姻為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過去,子女婚事多由父母包辦,婚姻重彩禮,尚保存有妻兄弟婚習俗。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於男子。現在,蒙古族的婚姻已由父母包辦變為男女自由的選擇配偶,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婦女在政治、經濟上得到解放,在家庭中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地位。蒙古族的喪葬,一般有土葬、火葬和野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蒙古族原有的優良傳統和健康習俗,進一步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相適應,得到充分的發揚。蒙古族人民非常好客,待人熱情有禮、坦率誠懇,頗受兄弟民族的稱讚。各種在封建社會制度下形成的不利於民族繁榮發展的不健康的習俗,日漸消失。同時。又産生了許多適合於新的經濟基礎,或從原有習俗轉化成的新的風俗習慣,如過去傳統的每年七、八月間隆重舉行祭神節日——“祭敖包”,已轉化為草原上慶豐收、進行物資交流和舉行射箭、摔跤、賽馬的“那達慕大會”。

蒙古族現在是具有嶄新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著重大作用的民族。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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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