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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破冰”到“暖春”:中日關係發展歷程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2-25  發表評論>>

編者按: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週年,12月4日,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欄目邀請參與該條約的談判和締結過程的前駐日本大使徐敦信就中日關係的發展展開對話,本刊選登其中部分內容。

(攝影/中國網 楊佳)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過程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兩國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當中明文規定了要締結條約。

正式的條約談判是從1974年初開始的,到1978年的8月12日簽字,整個過程歷時 3年8個月12天。這3年多時間,日本經歷了三屆內閣,中國經歷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

條約談判花這麼長時間,費這麼大的勁,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談判開始以後,日本政局發生了變化,原來聯合聲明中已經白紙黑字寫上的反霸條款,日本方面又不同意寫進條約。反霸條款很簡單,就是一句話——我們兩家不謀求霸權,也反對別人謀求霸權。但是日本方面不同意寫進去,其實這是日本國內的右派為反對同中國締約找的一個藉口。談判圍繞這個問題一波三折,遲遲沒有進展。

一直到1977年,中日兩國的政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方面,三木首相下臺了,福田內閣取而代之,中國方面,鄧小平同志恢復了工作。30年過去了,我對鄧小平在領導談判過程中的大手筆仍然記憶猶新。

首先,他針對日本社會各界,特別是政界、財界、輿論界的人士做工作,講反霸條款的主要內容:我們不反對任何人,但是我們反對任何人謀求霸權。我們首先是自我約束,中國和日本不謀求霸權,這是鄭重的自我約束。日本的老百姓、輿論和各界是接受這個道理的,所以很快就在民眾中形成了要求福田首相儘快簽約的呼聲。

其次,小平同志通過日本政界、財界的上層給福田首相本人傳話。比如説:知道首相日理萬機,工作很忙,但是條約這件事本來是很簡單的事,現在讓三木弄得很複雜化,要下決心的話一秒鐘就解決問題,就是“簽訂”二字。福田首相過去和我們的關係大家彼此都清楚,坦率地講算不上老朋友,但是我們對這個並不介意,我們希望福田首相能夠跟田中、大平一樣,成為我們的好朋友。這個講話傳到日本以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在這種情況下,福田終於下決心,條約談成的時機趨於成熟。

《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最終於1978年8月12日由園田直外相和當時的黃華外長在人民大會堂共同簽署。這是繼邦交正常化以後,中日兩國關係當中的又一件大事。而且這個條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近代中日史上的第一個真正的平等條約。它不僅是對過去歷史的總結,也開闢了新的歷史階段。

鄧小平訪日開啟中日交流之門

在簽署了這個條約以後,同年10月,鄧小平同志就訪問了日本。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高層領導第一次訪日。

小平同志訪問日本的第一目的就是宣佈條約生效。簽署條約和發表聲明不一樣,條約是國家之間的一種最高級的外交文書,是一種法律文書,簽署以後,要經各自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批准,然後交換批准書,才宣佈正式生效。小平同志和福田首相共同出席了這個批准書的交換儀式,宣佈條約生效。

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帶著中國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大的課題去考察日本,了解日本的。這次訪問稱為改革開放的關鍵之旅,它給中國國內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後來借鑒了日本的很多東西,比如説“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概念。為了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政府拿錢出來,動用財政來投資,這是日本很長一段時間採用的一個辦法。中國借鑒了他們的做法,但是運用得比他們好,更靈活、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借鑒。小平同志訪問日本回來以後,有一篇很重要的講話,這個講話當中提到:搞現代化要善於學習,自己不懂的要向別人學習,我們不懂的要向外國學習,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管理經驗,要用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這段講話在當時非常不容易,現在聽到向外國學習覺得沒有什麼,但是在當時,不僅是高瞻遠矚,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氣。實際上當時國內派了許多專家到日本去考察,是帶著問題去探討的。後來也從日本請來一些顧問,進行知識交流,和中國負責經濟計劃、財政政策的領導幹部交換意見。這對我們彼此都有好處。

20世紀90年代中日關係陷入低谷

那次鄧小平訪問日本以後,中日的交流真正地開始了。中日關係的發展很順暢,大家感覺很舒適,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問題比較多了,且不斷發生,有一些問題談不通,解決不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新世紀,小泉首相上臺以後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

總的來講,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後,兩國之間的老問題、新問題接踵而至,而且解決越來越困難。這個時候正是冷戰結束前後,冷戰期間,為了應對共同威脅,一些問題被掩蓋了。現在這個主要問題解決了,那些被掩蓋的矛盾突出了,過去一些可以被解決的問題現在不可以了。這種現象不僅在中日兩國之間有,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這是國際形勢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還有另一個深層次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日本泡沫經濟開始破滅的時候,這對日本的社會衝擊很大,造成了政局的動蕩。政局的動蕩和經濟低迷,使社會上瀰漫起一種消極的、沒有出路的情緒。而此時中國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路子,是蒸蒸日上的景象。兩國的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日本過去在亞洲獨大的局面難以為繼,心理壓力非常大,過去人們看好日本,現在看好中國。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遇到一個蒸蒸日上、走向繁榮的鄰國。日本人對現實不滿,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他們適應不了這樣的變化,有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既不服氣,但是又無可奈何。這種情緒反映在對外關繫上,就是對亞洲鄰國都非常強硬,而對美國非常順從,這就使日本搞成了亞洲外交的僵局。

長期穩定將是未來兩國關係的主題

這兩年中日關係經歷了所謂“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過程。特別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雙方發表了第四份政治文件,要全面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這個成果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2008年9月,鷹派人物麻生太郎當選了日本的新任首相,我不認為首相易人、政權更疊會影響大的形勢,主張冷靜、實事求是地來看問題。在國際上,選舉過程當中和選舉以後,當權以前和當權之後,一個人的政策思想、政治主張有所變化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不能簡單地拿過去的事情來看現狀。麻生首相就任時間還不長,就在這段時間裏,我已經看到了麻生首相在中日關係方面表示出來的熱情,包括他應對當前金融危機,和胡主席交換意見中發表的言論,以至於在歷史問題上,他公開講要按照村山首相的重要講話來對待歷史問題,對日本自衛隊高級軍官當中出現的歷史錯誤認識、錯誤舉動採取了措施。從他這一些言論看,都是積極的,我們應該更樂觀一點來看我們的前景。

現在全球的經濟形勢非常嚴峻,當今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很難獨善其身。所以唯一的辦法是要共同努力,共同應對。在這個過程當中,世界很多國家對中日兩國多一些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中國和日本,並不現實。中日兩國面臨的情況相當相似,比如都有較多的美元外匯儲備,都有美國債權,所以共同語言比較多,容易談得來,也比較容易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我們的地區,亞洲的區域合作仍然是相對滯後的。亞洲合作的一個重要起點是多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金融危機促使亞洲在區域合作問題上的覺醒。現在這種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我們來講,又是一個新的機遇,應該變危機為契機,應該進一步深化、擴大地區合作。我覺得可做的事情很多。

中日關係發展到今天,總體是向前的,當中也有波折。我們現在越過了這個波折,達到了新的起點,應該説面臨著一個極大的機遇,我們應該珍惜這個機遇。經過了所謂“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以後,下一步中日關係的目標應該設定在什麼地方?我比較傾向四個字,就是“長期穩定”。

要做到長期穩定,不受干擾,第一是政治互信。如果政治不信任,總是擔心、懷疑,這個事情就不太好辦。怎麼保證政治互信?就是要定期的進行高層交往,不僅是高層,各個層次都要交往很重要。比如説議會、政黨、民眾團體都要交往,都要及時溝通。這是一種政治上的保證。

第二,加強人文交流,老百姓之間的各種層次的交往,尤其青少年的交往。儘管中日之間是一衣帶水,但是相互之間要了解對方,現在主要的渠道仍然是通過媒體。如果媒體是客觀的,那就能夠客觀地了解對方;如果是誤導,就很麻煩。加強交往很重要,這是中日長期穩定關係的社會基礎。

第三,就是經濟合作。經濟合作應該説是中日關係整個關係當中一個很大的亮點,已經取得了飛躍的發展。在經濟上要創造新的增長點,要深化我們之間的合作,擴大我們各自的優勢,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政治、經濟兩個基礎,再加上社會基礎,中日關係完全可以做到長期穩定,我們應該有信心。

文:徐敦信 ,1964年進入外交部,歷任翻譯隊翻譯,亞洲司副處長,駐日本使館一秘,亞洲司處長、副司長,駐日本使館公使銜參贊,亞洲司司長,部長助理。1993年4月出任駐日大使。

責編:周效裏

供稿《對外傳播》(2009年第二期)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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