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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話語與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書的清宮譯文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2-25  發表評論>>

 

王 輝 深圳大學

引言

“話語”這一概念,早已超出語言學的範圍,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廣泛使用的一個批評術語。但在翻譯研究界,雖有張佩瑤(2003)的提倡之功,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本文擬從話語的視角,解讀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國書 及其漢譯文,籍此展示“話語”對翻譯現象的解釋作用。

這封國書及其翻譯,隨著中英兩國有關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訪華文獻的整理髮表,已經進入研究者的視域。葉篤義翻譯的使團副使斯當東(George Staunton)所著《英使謁見乾隆紀事》一書,提供了英王國書的部分現代譯文,但在註釋中指出,國書當時被譯作“英吉利國表文”,“譯件把平行口氣改為屬國的口氣”(斯當東,1994:21)。葛劍雄將該書中葉氏翻譯的一些使團文書與清宮檔案中的歷史譯文加以對勘,發現“天朝大臣”在翻譯中做了不少“手腳”、“一廂情願的修改”乃至“編造”,對此大表“驚嘆”,儼然是在怪罪這種“天朝式的翻譯”讓中國錯失了現代化的良機(1994:101-103)。李敬澤也曾對喬治三世國書的歷史譯本和葉篤義的現代譯本加以比較,認為“當時的譯本幾乎是對原作的一次滑稽模倣”,但他傾向於將翻譯中的“訛”與“背叛”歸因于語言的“陷阱”作用:“在1793年,這樣一份文件根本不能譯成中文,它所表述的意義在中文中無法找到對稱的詞語。”(李敬澤,2000:116)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份國書?它怎樣遭遇了“天朝式的翻譯”?對於翻譯中的“訛”與“背叛”,我們能否從話語的角度做出解釋?

一、 喬治三世國書的話語功能

從話語的角度來看,文本既是特定話語體系的産物,又參與現存話語秩序的維護或者新秩序的構建。文本通過“構建知識客體、社會主體和自我‘形式’,構建社會關係和概念框架”(費爾克拉伕,2003:38),實現其介入社會的話語功能。

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雖然以英王名義寫就,卻並非他的個人行為,而是經過集體討論,由特定寫作班子字斟句酌、精心製造出來的 。 可以説,它本身就是當時英國外交話語的産物。不過,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將喬治三世視為國書的“作者”。

國書的主要內容,是介紹正副使節,並説明遣使目的。但在此之前,喬治三世用了一半的篇幅做自我介紹,或者説“自我建構”。其話語功能,正是要建構英王與乾隆,以及英國與中國(大清國)的權力關係。

國書極力宣揚英王的文治武功:征服了“四海之內”的一切敵人,卻以最公平的條件與之締結和約;英國臣民的福祉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英王胸懷天下,致力於促進全球範圍內文明的傳播與交流。顯然,喬治三世是要將自己建構成“海洋霸主”(sovereign of the seas),乃至全球第一雄主。

國書也恭維乾隆,説他的“政教與德行”使中華文明“臻于完美”,治下的帝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國家富足,四鄰嘆服”;但褒揚中暗藏機鋒:大清帝國只是“文明臻于完美的國家之一”,其聲威所及,只是“四週的鄰國”(all surrounding nations)而已。換言之,國書將乾隆定位為東方第一雄主,但絕非天下之共主。

喬治三世一方面炫耀武功,以贏得乾隆的敬畏;另一方面則輔之以基督教的柔性話語和主權國家的概念,指出雙方均係秉承“天意”(Providence),為人類謀取福利的君主,是同一“上帝”(God)庇祐下的“王座上的兄弟”(Brethren in Sovereignty),彼此之間自應長存“兄弟之情”(Brotherly Affection)。

本文為節選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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