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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走上燕大、北大講臺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4-07  發表評論>>

1930年9月,錢穆告別了江南古城蘇州,乘海輪北上,來到了人文薈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擔任燕京大學國文係講師,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錢穆剛好36歲。

1929年,燕京大學在中國註冊,根據當時教育部的規定,校長一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但校務則主要由司徒雷登主持。有一天,司徒雷登在臨湖軒設宴招待新任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宴會上直抒己見,以前聽説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內心很羨慕。來到學校後一看,覺得大不以為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這是什麼意思?所謂“中國化”又體現在哪?應該改成中國名稱才是。事後,燕京大學特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的這一席話,既表明瞭他心直口快的個性,同時也是他民族意識的真實流露。他的這一席快語,使他的名字在校園中不脛而走。有人開玩笑對他説: “正因為你的這一番話,學校當局才會以你的名字來命名一座樓,並與胡適名各分佔一樓,這是你的榮幸啊!”

錢穆在燕京大學教大一、大二的國文課。當時沒有統一的教材,課文多是從《古文辭類纂》、《昭明文選》和《經史百家雜鈔》中選取,事前上哪一課,無明確規定,一切由他自行決定,學生也可申請選授一篇。這種自由的講授和發揮,倒也增加了學生讀書的興趣。錢穆以他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講授,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據當時在國文係讀書的李素回憶:

賓四老師精研國學,又是一位淵博多才,著作等身的好老師,採用舊式教授法,最高興講書,往往莊諧並作,精彩百齣,時有妙語,逗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錢穆入燕京大學之初,人地生疏,顧頡剛為其接洽一切。在顧頡剛的陪同下,他拜見了校長吳雷川,又同去郭紹虞家拜訪。郭紹虞也是蘇州人,在燕京大學國文係任教。顧頡剛舉薦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時,還是與郭紹虞聯名向校方推薦的。兩人見面後,談得很投機,頗有一見如故之感。另外,在顧頡剛的引見下,他還結識了洪業、冰心、吳文藻等學人,後來還入城到米糧庫衚同4號拜訪了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錢穆住在朗潤園,顧頡剛住在成府蔣家衚同。他常到顧家拜訪,討論學問,兩人遂成莫逆之交。

他來到燕京大學後,每週有三日閒暇時間可供自己支配,所居朗潤園,環境幽靜,為潛心學術的錢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著述環境。燕京大學藏書豐富,北平人文薈萃學者雲集,相互切磋問學的機會大增。在這樣一個良好的環境下,他不僅完成了早年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先秦諸子係年》的寫作,而且還寫出了《周官著作時代考》、《周初地理考》等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長文,開始在北平學術界嶄露頭角。

1931年夏天,錢穆在蘇州西花橋巷28號的家中得到北京大學寄來的聘書。這年9月,他攜眷奉母北上,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比燕京大學國文係講師提升了一級。

錢穆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這是他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的開始。20世紀30年代初,北京大學非常重視歷史系,文學院院長胡適“曾言辦文學院其實只是辦歷史系”。當時的學術界凡是主張開新風氣的,在文學方面偏重元明以下,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所以,當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特重先秦史,歷史系中國上古史課除錢穆專任必修課外,還開了八門選修課,顧頡剛、傅斯年各任一門。據當年在歷史系讀書的楊向奎在《回憶錢賓四先生》中説: “1931年秋,錢先生初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我也剛好是從預科升到本科歷史系一年級的學生。當時我選了先生的中國古代史。……當時北大的歷史系,應當稱作中國古代史專業(先秦史專業)。和中國古代史有關的課,有顧頡剛先生的‘《尚書》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馬衡先生的‘金石學’,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唐蘭先生的‘中國古文字學’和吳承仕先生的‘三禮名物’,範文瀾先生的‘古曆學’。所以,當時出來的學生,也是以治中國先秦史的人為多。”

錢穆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按一般規定,中國古代史應從唐堯、虞舜、夏禹、商周講起,但錢穆講授並不是這樣。他只是根據自己的《先秦諸子係年》的內容,從戰國史講起,再往上講春秋、西周,聯繫史實講下來,一年也沒有超出這一范圍。根據當時北京大學自由講學的傳統,講課不一定按學校課程所規定的內容講授,只要你見解深刻,言之成理,也會得到學生的歡迎。錢穆浸潤先秦諸子十餘年,以《紀年》訂《史記》之誤,多有心得,最難治的戰國史在他口中娓娓道出。

中國上古史課是歷史系學生的必修課,錢穆講授此課時並非全面鋪開,面面俱到,而是以先秦學術思想為講授重點,別具一種風格。再加上他具有演講口才,講課時極為投入,故其講授深得學生歡迎,他自己也因此一炮打響,成為了學校紅極一時的教師。

錢穆在北京大學講授上古史的同時,又主講秦漢史,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時,也講授這門課程。他在講授中旁徵博引,分析深透,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深,深得各校學生的歡迎。據他的學生李埏回憶,1936年下半年,錢穆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講授秦漢史。當時聽者雲集,座無虛席,偌大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整個學期,錢穆“從未請過一次假,也沒有過遲到、早退。每上課,鈴聲猶未落,便開始講,沒有一句題外話。特別給學生們感受最深的是,他一登講壇,便全神貫注,滔滔不斷地講。以熾熱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評議,把聽講者帶入所講述的歷史環境中,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給聽課的學生留下極深的印象。

1933年秋,北京大學聘請錢穆一人獨任中國通史課,他在北京大學所授的課程,遂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中國通史三門。

講通史既不能面面俱到、平鋪述説,又不能講成專題式,它必須折中于重點與全面之間,並能上下脈絡連貫一氣。因此大學中國通史課程可以説是所有歷史系課程中最難講的一門課。當時錢穆寓居在好友湯用彤家。湯家距故宮附近的太廟不遠,廟側古柏參天,散佈在一大草坪上,景色顯得格外清幽雅靜。草坪上設有茶座,但遊客不多。為了認真準備即將開講的中國通史課,開學前四五天,錢穆每天午後必去太廟,在茶座前擇一佳處,一把藤椅,一小茶几,沏一壺茶,反覆思考通史的講授提綱,通史全部課程綱要即在此寫定。

錢穆的中國通史課在當時的確深受學生的歡迎。前來聽課的不單是選修或必修課的學生,中間還有不少旁聽生、偷聽生、職員,甚至大學教授,極一時之盛。

錢穆學問功底深厚紮實,知識廣博,且善言辭,長于演講。他所擔任的課程,都是兩個小時連起來上的,中間並不休息,而且上課的時間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1點到3點鐘。然而在二院的大禮堂裏面,黑壓壓的坐著一百五六十人,大睜著三百多只眼睛,攤開了一百多本各式各樣的筆電,擺動著一百多支筆,在一聲一聲的肅穆雍雍的下課鐘聲的籠罩下,每個人依舊一個字一句話地記著他的講詞。他“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也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覆申引,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儘管他一口無錫官話,卻照樣使“東西南北的人都聽得懂”,“這種充滿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而然地長期吸引了人”。胡適上課也是在二院大禮堂中,聽眾雖然沒有他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大學最大的三院大禮堂上課那樣多,但也是盛況空前,聽講的不但擠滿了課堂,而且窗外也站滿了人。他講《詩經》,講《楚辭》,講諸子,講漢晉古詩,都用現代的話來説明,妙趣橫生,常常弄得哄堂大笑。糜文開在《賓四先生的奮鬥史》中寫道: “北京大學有三位最吃香的教授,怎樣大的教室也容納不下聽講的學生,其中兩位便是胡適之先生與賓四先生。”當時錢穆、胡適二人都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兩位教授,在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稱。

錢穆一生喜書,好收藏古籍。錢穆稱“北平如一書海,遊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他前後五年在此購書逾5萬冊,約20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於此。他曾經對一友人説,一旦學校解聘,就擺一書攤,可不愁生活。

在燕京大學校園中完成的《先秦諸子係年》一書,是錢穆早年最為重要的學術著作,也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這也是一部他一生都極為重視、引為自豪的著作。

錢穆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名著。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彰揚宋儒學貴經世、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這與當時遭受國難憂患的刺激和反思當時學術界盛行的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有關。他在書中高揚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精神,表彰清初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來侵略的寫作意圖。

錢穆喜治古史地理,他一生中絕大部分古史地理的文章都是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時完成的。

《周初地理考》是錢穆進入北平任教後最早寫成的一篇考證古史地名的論文,他自謂該文是他“考論古史地名一費力之作”。該文顛覆了先周族源於陜西的舊説,發表後在學術界産生了不小影響。

1934年,錢穆在《禹貢》半月刊上發表了《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對他早年考證古史地名的方法作了理論上的總結,正式提出了一套探檢古史地名的原則和方法。他在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和辛勤開拓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説: “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錢穆、譚其驤二先生的貢獻為最大。”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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