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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野老話家常——聆聽季羨林談翻譯、寫作、和諧
中國網 | 時間: 2007-01-15  | 文章來源: 中國網

季老與作者在一起

滿頭白髮,根根記錄著你的壽長,

標誌著你的業績受到眾多的讚揚。

你兼有諸家的同能;你的獨秀孤芳,

有幾個能夠趕上?

海外十年,心繫祖國,艱險備嘗,

寫下的日記何止萬行!

你的人,樸素非常,/你的衣著和你的人一樣。

天天跑圖書館,習以為常,

你珍惜每一寸時光。

你學識淵博,對中西文化,

最有資格比較衡量。

你潛心學海,成績輝煌,

探及驪珠,韆鞦萬歲放光芒!

——臧克家

這是同為智者、學者和詩人的臧克家先生,飽含深情地送給與自己有著幾十年“老而彌篤”友情的季羨林先生的詩句。

著作等身,譯作等身。對於當代人來説,“季羨林”這個名字實在是太熟悉了。融會百家、學貫中外的學界泰斗、國學大師、中國最傑出的文化人物之一,畢生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傳播的著名文學家、教育家、翻譯家和社會活動家……就世界學術界而言,也少有人能與這位北京大學“鎮校之寶”季羨林先生頡頏。

除這些榮譽、頭銜之外,先生還是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因為工作關係,近兩三年來,我和我的同事曾先後幾次進出解放軍總醫院那幢病房大樓前去拜望。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元旦前夕。一是為先生帶去新年的祝福,同時,祝賀他的又一新作《病榻雜記》在香港和內地分別以繁、簡體字同時出版。

那是北方冬季一個普通的午後。步入先生那間熟悉的病房,一縷清透的陽光帶著暖意從窗外斜射進來,溫家寶總理去年8月6日先生95華誕前來看望時贈送的那盆君子蘭,在暖陽的光線裏刺破冬寒,依然枝繁葉茂。傲然的枝葉與華美無緣,與艷麗無關,就像病房的主人,褒衣博帶、從容不迫,從不矜誇、從不炫博。靠窗桌子上,那幅我為他拍攝的照片中,先生依然以他特有的“東方式的頓悟、洞察力、圓融之智”,目光謙和地關照著每一位來訪者。

迎著先生溫和而欣喜的目光,我和新世界出版社的世林、中國譯協的永剛來到先生面前,首先向先生獻上新年的祝願,之後,將兩個版本的《病榻雜記》新書送到先生病榻前的小桌上。

先生認真翻閱著自己幾年來纏綿病榻筆耕不輟寫就的真情之作,臉上洋溢著幸福和喜悅。已為先生編過幾本書的世林,見先生如此愛不釋手,也頗為欣喜。他説不會忘記當初先後有近五十家出版社,開出特別優惠條件競爭這部大作時,先生説過的一句話:“我已經答應給張世林了。君子一諾!” 他説這句話讓他感受到這部凝聚著先生幾年心血的書稿更加沉甸甸的,同時,也感受到先生對一位普通編輯的信任和濃濃的情誼。 我們告訴先生,在一個月的時間裏,香港和內地幾乎同時推出《病榻雜記》的中文繁、簡體兩個版本,也創造了一個小紀錄呢。先生聽了,用手輕撫著尚散發著新墨清香的封面,語樸情醇:“我對這個書特別關心。什麼原因呢,繁體字寫的,在香港發行的,這兩條非常有意義。從香港一個小時就到台灣,台灣再到夏威夷、舊金山和美國其他城市。再一條路就是到歐洲。這次繁體先出,後又出簡體,非常得體。就繁體字這一個條件,影響就大好多倍。”

樸實、真摯、風趣,用達觀向上、是非分明的思想感情和優美平實的文字,《病榻雜記》記述了一位95歲老人對生死的感悟、對父母師友的追憶,以及病中有趣的生活。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先生樂觀、豁達又童心未泯的人生。我所了解的先生,自住進醫院起,每天照例一早起來堅持寫作。“我活了九十多歲,平生播遷頗多,適應環境的能力因而也頗強。不管多麼陌生的環境,我幾乎立刻就能適應。現在住進了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樣……幾十年形成的習慣,走到哪也改不掉。”“在進院初,當手足上的醜類還飛揚跋扈的時候,我也沒有停下。我的手是有問題,腦袋沒有問題。只要腦袋沒問題,文章就能寫。實際上,我從來沒有把腦袋投閒置散,我總讓它不停地運轉。到了醫院,轉動的頻率似乎更強了。無論是吃飯、散步、接受治療、招待客人,甚至在夢中,我考慮的總是文章結構、遣詞、造句與寫作有關的問題。……有時候坐在輪椅上,甚至躺在體檢的病床上,腦袋裏忽然一轉,想的又是與寫文章有關的一些問題。”   這就是《病房裏的日常生活》,這就是我們所敬佩的季先生。

季老與作者在一起

翻譯:這個工作絕不可小看

我和許多人一樣,喜歡讀先生的作品,有的還細讀過多遍。24萬字的《病榻雜記》當然是一口氣讀完的,可謂一次精神的還鄉。

已是午夜。當我閱讀的目光停留在書中最後一篇《在“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表彰大會上的書面發言》時,不禁停住了。這是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篇,因為先生,因為我們之間日漸深厚的忘年交往,也因為我從事著同樣的翻譯和寫作工作。

去年9月26日,我代表中國翻譯協會及其業務主管單位中國外文局,在慶祝國際翻譯日暨中國譯協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的發言中,是這樣評價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季先生畢生致力於教學和學術研究,為弘揚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構築東方和西方文化的橋梁做出了突出貢獻,是教育界及知識界愛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他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還能閱讀法語、俄語書籍,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詣,曾翻譯了很多梵文、德文和英文的重要著作,受到世人的欽佩和敬仰。他認為,翻譯工作是跨學科、跨部門的,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振興中華的事業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文明的社會,開放的國家,需要職業翻譯家。”

因身體原因不能到會的季先生在書面感言中説:“我一生都在從事與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相關的工作,我深刻體會到翻譯在促進不同民族、語言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中華幾千年的文化之所以能永盛不衰,就是因為,通過翻譯外來典籍使舊文化中隨時能注入新鮮血液。可以説,沒有翻譯,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翻譯,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

月靜美。燈光下,透過薄薄的紙頁,我仍能記起先生手捧“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獎證書時謙恭有禮的微笑。

下午在與先生的交談中,我們曾就翻譯工作又一次深入探討,向他請教。先生也又一次強調:“要重視翻譯工作。翻譯比創作難。創作可以隨心所欲,翻譯卻囿于對既成的不同語言文本和文化的轉換。要想做好翻譯,懂外語,會幾個外語單詞,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須下真功夫,下大功夫。”他給我們講了當年一位年輕人抱著字典翻譯,將譯好的書稿交來後根本不能出版,先生就一字一句為其修改的事。“結果那年改得我精神衰弱,不能工作。後來到雲南去了兩個月才好了。”

説到口譯,我們又談起如何為國家領導人、如何在外交場合做翻譯。“各有各的特點。這些特點你掌握不住,正面的話,反面的話,你要是不懂,就全翻譯錯了。”先生的神情凝重起來。

“是啊,因為場合不同,有時是正話反説的。還有各種典故、俚語等等。”我回答道。

先生眉頭輕蹙:“對,很不容易。這就是專家的經驗。”

隨後,他向我們講起當年周恩來總理與翻譯的故事。“每次周總理會見外賓以後,都要大家留下來。他會問翻譯,今天‘貪污’了多少?有一天,總理還問了一個問題,‘倚老賣老’怎麼翻。後來,外研社出了一本書《漢英詞典》,現在大家在用。我查了一下這個詞,翻譯得非常得體。” 先生告訴我,因為擔心出差錯,當時這個出版社的社長曾説出版《漢英詞典》準備賠一千萬。“後來我説,社長同志,您的一千萬留下吧,就這一點,您的詞典有成績。”説著,先生像孩子般開心地笑了。

此刻,我又記起先生在《〈羅摩衍那〉的漢譯問題》中的一段話:“譯者的任務是,殫精竭慮,把原著的形與神盡可能真實地轉達給使用另外一種語言的民族或人民,使他們大體上能夠領略到原著的真實面貌。”

有著“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做人原則的季羨林先生,實“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雖已是老年人,他仍欣賞那些壽登耄耋,年近期頤,卻仍然勤勤懇懇,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的人。他率真地説,之所以接受擔任中國譯協名譽會長,“確實是為了更好地提意見的。我對翻譯工作確實懷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視,並得到健康、協調的發展。”“我認為翻譯是精神産品,它不同於物質産品,不能只追求數量。你翻譯的數量再多,你成了翻譯大國,但如果你翻譯的東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這樣的“翻譯大國”又有什麼意義。”

“信、達、雅”是嚴復先生提出的翻譯工作標準。季先生認為“這三個字千古不滅。“後來,翻譯在世界上也成為一門科學,形成好多關於翻譯的理論,但哪個理論也不如它,也都出不了這個圈。”

關於提高翻譯品質,先生認為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我們的翻譯任重道遠,要把好關,把好!但也不要把人弄得談虎色變。”

先生還認真聽取了關於《中國翻譯》雜誌的情況。前不久由譯協專家組成的編委會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如何改進《中國翻譯》雜誌,並採納了先生提出的要求和建議,進一步改進編輯方針,提高品質,以對我們現在的翻譯工作起到引導和指導作用,並爭取在翻譯界産生更大的影響。先生聽後高興地説:“翻譯這個工作絕不可小看。如果沒有翻譯,世界溝通就沒法交流。翻譯工作任重道遠。”

季老與作者在一起

寫作:沒有真情實感別動筆

文淵德溥的季先生是這樣看待寫作的:“我有一個想法就是,理論的文章,如果沒有真見解,就不要動筆,浪費紙張。寫抒情文章,沒有情,你別來裝蒜。”

是呵,《病榻雜記》收錄了先生自2002年以來完成的90多篇隨筆,文字質樸,思想深遠但表述平易,頗具大家風範。《病榻雜記》篇篇傾注著老人的真情實感。有説則長,無話則短。自然的傾訴平抑而真實,語言也運用得恰到好處。引經據典不覺牽強,為情造文而不做作。一兩句詩就能帶出全部意境。

聽著我們的議論,先生笑了:“沒有真情實感別動筆,那是騙人的。這種感情不能做作。”

先生是一貫反對“為文造情”的。他曾在《漫談散文》中説:“我認為,散文的精髓在於‘真情’二字,這二字也可以分開來講:真,就是真實,不能像小説那樣生編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敘述文,也必須有點抒情的意味,平鋪直敘為我所不取。” 而讀過他寫于1992年的《幽徑悲劇》,我們會懂得,寫作一要真情,二要經營。思想內容要有真情,不能虛情假意,無病呻吟;文章形式要講究章法,不能松鬆散散,隨隨便便;語言選用上要下狠功夫推敲。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篇好的散文,讀起來雖然如行雲流水,自然天成,實際上其背後蘊藏著作者的一片匠心。”

先生的文章,都是從骨子裏感動人、震撼人心靈的,文筆上並不會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而寫作之最高層次的感動,正是思想性和真實性。

先生的寫作飽含一片真情,這幾乎是眾口一詞、有口皆碑的評價。正如鐘敬文先生在《季羨林散文全編•序》中,用四句詩概括的那樣:“浮花浪蕊豈真芳,語樸情醇是正行;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讀先生的文字,能讓人重拾閱讀的縷縷驚喜。翻開書頁,本真的文字魅力夾裹著他的真情,通過極富生命力的詞句如涌泉般汩汩流淌。先生文字的好,是無法用言語盡説的,唯有讀過並喜讀的人,才能深味獨自徜徉于那些文字風景中的意趣。記得以前曾讀到一段關於先生的簡短評論,説他的思想像是一本厚厚的百科全書,讀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和文字卻像是一目見底的清水,清澈之中能一下子照亮閱讀者的目光和心靈。

季先生的散文一如他樸實無華的生活,卻融最真的情思于其中,漫談身邊瑣事,泛論人情世局,隨手拈來,而最高的境界更是“寫重大事件而不覺其重,狀身邊瑣事而不覺其輕”,這該是一種曆盡滄桑後的寧靜與淡遠吧!

和諧:中華民族最新的貢獻

溫家寶總理去年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文學藝術家談心時説了這一樣一段話:

“這兩年,季羨林先生因病住在三○一醫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學,每次談起來,對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國像他這樣的大師,可謂人中麟鳳,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談話中,他對我説,和諧社會除了講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應該講人的自我和諧。我説,先生,您講得對。人能夠做到正確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正確對待榮譽、挫折和困難,這就是自我和諧。後來,我們倆談話的大意,寫進了十六屆六中全會文件。”

在與先生的交談中,我想起溫總理曾説到先生關於和諧社會的高見,便向先生討教。先生答道:“我們這個民族——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什麼原因呢?在過去幾千年,我們發明創造,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都記錄了世界。比如造紙,活字印刷。造紙可了不得,不造紙,不印刷,怎麼把文化傳承?現在呢,我覺得我們對世界的貢獻就是‘和諧’這個觀念,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最新的貢獻。這不是一句空話,如果世界人民都接受我們中華民族的觀念,那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就會大大提高一步,所以我認為這個‘和諧’是中華民族最新的貢獻,是非常了不起的。”先生娓娓道來,就像早有準備等待我們提問似的。

我被老人對國家的一片赤誠所深深感動:“是啊,先生在書裏多處表達了這個觀點。特別是人類與自然界要和諧相處的觀點,多篇文章都談到了,這該就是説人應與大自然交朋友,而不該征服它。這也是一個和諧,是人與自然的和諧。”

“對。我這是三個和諧:人人和諧,個人和諧,天人和諧。天人和諧就是人與大自然和諧,這個概念恩格斯早就講過,他説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陶醉於對大自然的勝利。因為每一次這樣的勝利,大自然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現在這些報復還在進行。什麼意思呢?現在世界上氣溫升高,我認為就是大自然對我們的報復,你要征服我,排放二氧化碳,那我報復你,讓氣候變暖。現在氣候變暖,人類還沒感覺到,暖到一定程度,南極北極的冰山離開極地,向大洋裏融化,那麼海平面會增高五米。”

“那必將是天大的災難啊。”我們答道。

“是啊,如果增加五米,南沙群島就沒了,那中國也要減少一部分。現在即使大自然正在懲罰我們,我們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不知道,不知不曉,渾渾噩噩的。有人也提到這個問題,氣候變暖的問題,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像恩格斯才能跟這個聯繫。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這麼多年,沒有人提出來。人類應該同大自然和睦相處,然後兩利。你要征服它,不是兩利,是兩害。其實自然辯證法,現在仍可以看。”

“您説的人人和諧、個人和諧該怎麼理解呢?”

“個人和諧就是人的自我和諧。如果人承認良知良能就好辦了。為什麼呢?違反良知良能的,就受到報復,就不和諧;隨著良知良能去做,就和諧,大自然就沒有報復。個人這一點過去沒聽人講過,就是個人和諧這種表現。天人和諧,就是大自然同人的和諧好講,人人和諧就是社會,就是我和你,他和他……”

接著先生向給小學生上課一樣,深入淺出地為我們講解起出自《孟子•盡心上》的“良知良能”:“至於個人和諧是這樣的,良知良能。人一生下來,就有這個“知”,有這個“能”。所以順著良知良能去做,心性自然和諧,你違背良知良能,就不和諧,這是對個人來講。你要不承認良知良能怎麼辦?也好辦。就是一個人從一降生就開始接受外界的刺激,到十幾歲懂事了,他也知道哪是是、哪是非。到一定年齡他會知道良知良能,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每個人到了一定年齡,都會知道什麼是好壞,知道以後更好辦了,壞的就不幹,好的就幹,每個人都這樣的話,那世界就和諧了。”

先生最後説,“這樣,天人和諧,人人和諧,個人和諧三個層次就全了。”

聽先生的一番教誨,我們對和諧社會的理論又有了進一步認識。

“良知良能這個事情,有的中國學者也不承認。如同性惡性善説一樣,爭論至今也沒有定論。”先生又補充道。

記得溫總理在與季先生探討“和諧”時曾説:“《管子兵法》上説:‘和合故能諧’,就是説,有了和睦、團結,行動就能協調,進而就能達到步調一致。協調和一致都實現了,便無往而不勝。人內心和諧,就是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都要和諧。個人要能夠正確對待困難、挫折、榮譽。”因此,先生和總理對“和諧”的解讀,真可謂“不謀而合”吧!

不知不覺,我們與先生的交談時間已經超過了一個小時,這次又違背了事先對先生的助手楊銳女士“拜訪不超過半個小時”的承諾。懷著歉疚和祝福,也帶著收穫和崇敬,我們依依不捨地同先生告辭。

走出這間溢滿智慧的病房前,我們仍不忘先生的承諾——《病榻雜記》續篇。先生的笑依然謙和:“這一本書,我看一年兩年還不行。”望著筆耕一生的先生,我記起他在《八十述懷》一文中所言:“我眼前還閃動著道路前方野百合花和野薔薇的影子。”

 文:郭曉勇(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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