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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榻雜記》部分章節率先發表
中國網 | 時間: 2006-12-21  | 文章來源: 文匯報

自從2002年92歲高齡的季先生住進北京301醫院以來,“在病中”三字確實成了他近五年生活一個總概括。但是,在讀到這些病中雜記之前,誰會想到“病”,將老人帶入這樣一種境界呢?

“我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幾十年形成的習慣,走到哪也改不掉。我每天照例四點多起床,起來立即坐下來寫東西……我的手足有問題,腦袋沒有問題”。

談到病,病的痛苦,人人都平等了。安靜,痛苦,慈悲。從病,再到生死之間的感受,到反求諸己的自我面對。身體要得一個本來面目,精神也要得一個本來面目。

“本來”二字,大約就是這個多年浸淫于學問中的九旬老人,天長日久形成的精神追求吧。

老人在病中寫下的這些文字,值得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感謝長期得到季先生信任的圖書編輯張世林先生,他得到季老這部日記般的書稿後,讓我們節選部分章節率先發表。二十四萬字的《病榻雜記》,近期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編者

辭“國學大師”

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辭學界(術)泰斗

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十年,在國內五十七年。人們常説:“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

辭“國寶”

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我是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嗎?才下結論,立即反駁,常識判斷,難免滑稽。但其中不是沒有理由的。

早期歷史

對於我這一次病的認識,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不但我自己和我身邊的人是這個樣子,連大夫看來也不例外。這是符合認識事物的規律的,不足為怪。

我患的究竟是一種什麼病呢?這件事三言兩語説不清楚。

約摸在三四十年以前,身上開始有了發癢的毛病。每年到冬天,氣候乾燥時,兩條小腿上就出現小水泡,有時潰爛流水,我就用護膚膏把它貼上,有時候貼得橫七豎八,不成體系,看上去極為可笑。我們不懂醫學,就胡亂稱之為皮炎。我的學生張保勝曾陪我到東城寬街中醫研究院去向當時的皮膚科權威趙炳南教授求診。整整等候了一個上午,快到十二點了,該加的塞都加過以後,才輪到了我。趙大夫在一群大夫和研究生的圍擁下,如大將軍八面威風。他號了號脈,查看了一下,給我開了一副中藥,回家煎服後,確有效果。

後來趙大夫去世,他的接班人是姓王的一位大夫,名字忘記了,我們倆同是全國人大代表北京代表團的成員。平常當然會有所接觸,但是,他那一副權威相讓我不大願意接近他。後來,皮炎又發作了,非接觸不行了,只好又趕到寬街向他求診。到了現在,我才知道,我患的病叫做老年慢性瘙癢症。不正名倒也罷了,一正名反而讓我感到滑稽,明明已經流水了,怎能用一個“瘙癢”了之!但這是他們醫學專家的事,吾輩外行還以閉嘴為佳。

西苑醫院

以後,出我意料地平靜了一個時期。大概在兩年前,全身忽然發癢,夜裏更厲害。問了問身邊的友人,患此症者,頗不乏人。有人試過中醫,有人試過西醫,大都不盡如人意。只能忍癢負重,勉強對付。至於我自己,我是先天下之癢而癢,而且雙臂上漸出紅點。我對病的政策一向是拖,不是病拖垮了我,就是我拖垮了病。這次也拖了幾天。但是,看來病的勁比我大,決心似乎也大。有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還是屈服吧。

屈服的表現就是到了西苑醫院。

西苑醫院幾乎同北大是鄰居。在全國中醫院中廣有名聲。而且那裏有一位大夫是公認為皮膚科的權威,他就是鄒銘西大夫。我對他的過去了解不多,但是,從第一次看病起,我就發現鄒大夫的一些特點。他診病時,診桌旁也是坐滿了年輕的大夫、研究生、外來的學習者。鄒大夫端居中央,眾星拱之。按常識,存在決定意識,他應該傲氣淩人,顧盼自雄。然而,實際卻正相反。他對病人笑容滿面,和顏悅色,一點大夫容易有的超自信都不見蹤影。有一位年老的身著樸素的女病人,腿上長著許多小水泡,有的還在流著膿。但是,鄒大夫一點也不嫌臟,親手撫摩患處。我是個病人,我了解病人心態。大夫極細微的面部表情,都能給病人極大的影響。眼前他的健康,甚至於生命就攥在大夫手裏,他焉得而不敏感呢?中國有一個詞兒,叫做“醫德”。醫德是獨立於醫術之外的一種品質。我個人想,在治療過程中,醫德和醫術恐怕要平分秋色吧。

我把我的病情向鄒大夫報告清楚,並把手臂上的小紅點指給他看。他伸手摸了摸,號了號脈,然後給我開了一副中藥。回家煎服,沒有過幾天,小紅點逐漸消失了。不過身上的癢還沒有停止。我從鄒大夫處帶回來幾瓶止癢藥水,使用了幾次,起初有用,後來就逐漸失效。後來又從友人范曾先生處要來幾瓶西醫的止癢藥水,使用的結果同中醫的藥水完全相同,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交替使用,啟用了我的“拖病”的政策。癢這玩意兒也是會欺負人的:你越搔,它越癢。實在不勝其煩了,決心停止,強忍一會兒,也就天下太平了。這樣對付了一段時間,這使我不得不承認,我的拖病政策失敗了。趕快回心向善,改弦更張吧。

西苑二進宮

又由玉潔和楊銳陪伴著走進了鄒大夫的診室。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自言自語地輕聲説道:“典型的濕疹!”又站起來,站在椅子背後,面對我説:“我給你吃一副苦藥,很苦很苦的!”

取藥回家,煎服以後,果然是很苦很苦的。我服藥雖非老將,但生平也服了不少。像這樣的苦藥還從來沒有服過。我服藥一向以勇士自居,但是,這一次碰到鄒大夫的“苦藥”,我才真算是碰到剋星。藥杯到口,苦氣猛衝,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解萬難,幾口喝凈,又趕快要來冰糖兩塊,以打掃戰場。

服藥以後,一兩天內,雙手手心皮膚下大面積地充水。然後又轉到手背,在手背和十個指頭上到處起水泡,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但是泡裏的水勢都異常旺盛,不慎碰破,水能夠滋出很遠很遠,有時候滋到頭上和臉上。有時候我感到非常膩味,便啟用了老辦法、土辦法:用消過毒的針把水泡刺穿,放水流出。然而殊不知這水泡鬥爭性極強,元氣淋漓。你把它刺破水出,但立即又充滿了水,讓你刺不勝刺。有時候半夜醒來,瞥見手上的水泡——我在這裡補一句,腳上後來也長起了水泡——心裏彆扭得不能入睡,便起身挑燈夜戰。手持我的金箍狼牙棒,對水泡一一宣戰。有時候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才只能刺破一小部分,人極疲煩,只好廢然而止。第二天早晨起來,又看到滿手的水泡顆粒飽圓,森然列隊,向我示威。我心甘情願地承認自己是敗兵之將,不敢言戰矣。

西苑三進宮

我於是又想到了鄒銘西大夫。

鄒大夫看了看我的雙手,用指頭戳了戳什麼地方,用手指著我左手腕骨上的幾個小水泡,輕聲地説了一句什麼,群弟子點頭會意。鄒大夫面色很嚴肅,説道:“水泡一旦擴張到了咽喉,事情就不好辦了!”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鄒大夫眼中我的病已經由量變到質變了呢?玉潔請他開一個藥方。此時,鄒大夫的表情更嚴肅了:“趕快到大醫院去住院觀察!”

我又臆測這次發病的原因。最近半年多以來,不知由於什麼緣故,總是不想吃東西,從來沒有餓的感覺。一坐近飯桌,就如坐針氈。食品的色香味都引不起我的食欲。嚴重一點的話,簡直可以稱之為厭食症——有沒有這樣一個病名?我猜想,自己肚子裏毒氣或什麼不好的氣窩藏了太多,非排除一下不行了。鄒大夫嘴裏説的極苦極苦的藥,大概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

這樣的日子好過嗎

在從那時以後的十幾二十天裏是我一生思想感情最複雜最矛盾最困惑的時期之一。總的心情,可以歸納成兩句話:僥倖心理,掉以輕心、矇混過關的想法與擔心恐懼、害怕病情發展到不知伊于胡底的心理相糾纏;無病的幻像與有病的實際相磨合。

中國人常使用一個詞兒“癬疥之疾”,認為是無足輕重的。我的學生上海復旦的錢文忠説,毒水流得越多,毒氣出得越多,這是好事,不是壞事。這是我愛聽的話,很符合我當時茍且偷安的心情。

但這僅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水泡的聲威與日俱增,兩手兩腳上佈滿了泡泡和黑痂。然而客人依然不斷,採訪的、錄音、錄影的,絡繹不絕。雖經玉潔奮力阻擋,然而,撼山易,撼這種局面難。客人一到,我不敢伸手同人家握手,道歉的話一天不知説多少遍,簡直可以錄音播放。我最怕的還不是説話,而是照相,然而照相又偏偏成了應有之儀,有不少人就是為了照一張相,不遠千里跋涉而來。從前照相,我可以大大方方,端坐在那裏,裝模作樣,電光一閃,大功告成。現在我卻嫌我多長了兩隻手。因此,我一聽照相就觳觫不安,趕快把雙手藏在背後,還得勉強“笑一笑”哩。

這樣的日子好過嗎?

靜夜醒來,看到自己手上和腳上這一群醜類,心裏要怎麼噁心就怎麼噁心;要怎樣頭痛就怎樣頭痛。然而卻是束手無策。水泡長到別的地方,我已經習慣了。但是,我偶爾摸一下指甲蓋,發現裏面也充滿了水,我真有點毛了。心裏煩到了要發瘋的程度。我真想拿一把板斧,把雙手砍掉,寧願不要雙手,也不要這些醜類!

可我仍時時陷於病與不病的怪圈中。我能吃能睡,能接待客人,能暢讀,能照相,讀傅彬然的日記,張學良的口述歷史,怎麼能説是病呢?可最後還是理智佔了上風,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在病中了。

301醫院

就在我還有點三心二意的情況下,玉潔和楊銳把我裹挾到了301醫院。

我究竟患的是什麼病?進院時並沒有結論。皮膚科李恒進大夫看了以後,心中好像是也沒有多少底,但卻輕聲提到了病的名稱,完全符合他那小心謹慎對病人絕對負責的醫德醫風,他不惜奔波勞碌,不怕麻煩,動員了全科和全院的大夫,再加上北京其他著名醫院的一些皮膚科名醫,組織了兩次大會診。

我是8月15日下午四時許進院的,搬入南樓,人生地疏,心裏迷離模糊,只睡了一夜,等二天早晨,第一次會診就舉行了,距我進院還不到十幾個小時,中間還隔了一個夜晚,可見李大夫心情之迫切,會診的地點就在我的病房裏。在撲朔迷離中,我只看到滿屋白大褂在閃著白光,人卻難以分辨。我偶一抬頭,看到了鄒銘西大夫的面孔,原來他也被請來了。我趕快向他做檢討,沒有聽他的話,早來醫院,致遭今日之困難與週折,他一笑置之,沒有説什麼。每一位大夫對我查看了一遍。李大夫還讓我咳一咳喉嚨,意思是想聽一聽,裏面是否已經起了水泡。幸而沒有,大夫們就退到會議室裏去開會了。

緊接著在第二天上午就舉行了第二次會診。這一次是邀請院內的一些科系的主治大夫,研究一下我皮膚病以外的身體的情況。最後確定了我患的是天皰瘡。李大夫還在當天下午邀請了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和副校長遲惠生教授來院,向他們説明我的病可能頗有點麻煩,讓他們心中有底,免得以後另生枝節。

在我心中,我實在異常地感激李大夫和301醫院。我算一個什麼重要的人物!竟讓他們這樣驚師動眾。

英雄小聚義

但是,我並沒有愁眉苦臉,心情鬱悶。我內心裏依然平靜,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潛在的危險性。

我的學生劉波,本來準備一次盛大宴會,慶祝我的九二華誕。可偏在此時,我進了醫院。他就改變主意,把祝壽與祝進院結合起來舉行,被邀請者都是1960年我開辦梵文班以來四十餘年的梵文弟子和再傳弟子,濟濟一堂,時間是我入院的第三天,8月18日。事情也真湊巧,遠在萬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任遠正在國內省親,她也趕來參加了,憑空增添了幾分喜慶。我個人因為滿手滿腳的醜類尚未能消滅,只能待在病房裏,不能參加。但是,看到四十多年來我的弟子們在許多方面都卓有建樹,印度學的中國學派終於形成了,在國際上我們中國的印度學者有了發言權了,湔雪了幾百年的恥辱,快何如之!

死的浮想

但是,我心中並沒有真正達到我自己認為的那樣的平靜,對生死還沒有能真正置之度外。

就在住進病房的第四天夜裏,我已經上床躺下,入睡之前我偶爾用舌尖舔了舔上顎,驀地舔到了兩個小水泡。這本來是可能已經存在的東西,只是沒有舔到而已。今天一旦舔到,忽然聯想起鄒銘西大夫的話和李恒進大夫對我的要求,舌頭仿佛被火球燙了一下,立即緊張起來。難道水泡已經長到咽喉裏面來了嗎?

我此時此刻迷迷糊糊,思維中理智的成分已經所余無幾,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態的本能的東西。一個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現在眼前,在我頭頂上飛舞盤旋。在燕園裏,最近十幾年來我常常看到某一個老教授的門口開來救護車,老教授登車的時候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是,在我心中,我想到的卻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事實上,復還的人確實少到幾乎沒有。我今天難道也將變成了荊軻嗎?我還能不能再見到我離家時正在十里飄香綠蓋擎天的季荷呢!我還能不能再看到那個對我依依不捨的白色的波斯貓呢?

其實,我並不是怕死。我一向認為,我是一個幾乎死過一次的人。十年浩劫中,我曾下定決心“自絕於人民”。一個人臨死前的心情,我完全有感性認識。我當時心情異常平靜,平靜到一直到今天我都難以理解的程度。我對自己這種表現感到十分滿意,自認已經參透了生死奧秘,渡過了生死大關,認為自己已經修養得差不多了,已經大大地有異於常人了。

然而黃銅當不了真金,假的就是假的,到了今天,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自己竟然被上顎上的兩個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嚇破了膽,使自己的真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雖已經癡長九十二歲,對人生的參透還有極長的距離。今後仍須加緊努力。

奇跡的出現

按照以李、馮兩位主任為代表的皮膚科的十分小心謹慎的醫風,許多假設都被否定,現在能夠在我手腳上那種亂糊糊的無序中找出了頭緒,抓住了真實的要害,可以下藥了。但是,他們又考慮到我的年齡。再三斟酌才給定下了藥量。於是立即下藥,藥片藥丸粒粒像金剛杵、照妖鏡,打在群醜身上,使它們毫無遁形的機會,個個繳械投降,把尾巴垂了下來。水泡乾癟了,乾癟了的結成了痂。在不到幾天的時間內,黑痂脫落,又恢復了我原來手腳的面目。我伸出了自己的雙手,看到細潤光澤,心中如飲醍醐。

反躬自省

我在上面,從病原開始,寫了發病的情況和治療的過程,自己的僥倖心理,掉以輕心,自己的瞎鼓搗,以至釀成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大患,進了301醫院,邊敘事、邊抒情、邊發議論、邊發牢騷,現在寫作重點是應該換一換的時候了。換的主要樞紐是反求諸己。

我想從認識自我談起。

一個人都有一個自我,自我當然離自己最近,應該最容易認識。事實證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認識。所以古希臘人才發出了Knowtheyself的驚呼。一般的情況是,人們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學問、道德、成就等等評估過高,永遠是自我感覺良好。這對自己是不利的,對社會也是有害的。許多人事糾紛和社會矛盾由此而生。

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點與不足之處,但是認識自己我是頗能做到一些的。我經常剖析自己。想回答:“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認為,自己決不是什麼天才,決不是什麼奇材異能之士,自己只不過是一個中不溜丟的人;但也不能説是蠢材。我説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有什麼特別的天賦。繪畫和音樂我都喜歡,但都沒有天賦。在中學讀書時,在課堂上偷偷地給老師畫像,我的同桌同學畫得比我更像老師,我不得不心服。

在倫理道德方面,我的基礎也不雄厚和鞏固。我決沒有現在社會上認為的那樣好,那樣清高。在這方面,我有我的一套“理論”。我認為,人從動物群體中脫穎而出,變成了人。除了人的本質外,動物的本質也還保留了不少。一切生物的本能,即所謂“性”,都是一樣的,即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在這條路上,倘有障礙,必將本能地下死力排除之。

一般人的印像是,我比較淡泊名利。其實這只是一個假像,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只因我的環境對我有大裨益,所以才造成了這一個假像。我在四十多歲時,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所能追求的最高榮譽,我已經全部拿到手。我難道還想登天做神仙嗎?假如我當時是一個二級教授——在大學中這已經不低了——我一定會渴望再爬上一級的。不過,我在這裡必須補充幾句。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決不會奔走,鑽營、吹牛、拍馬,只問目的,不擇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風,我一輩子沒有幹過。

考慮別人的利益,為別人著想,我自認能達到百分之六十。我只能把自己劃歸好人一類。我過去犯過許多錯誤,傷害了一些人。但那決不是有意為之,是為我的水準低修養不夠所支配的。在這裡,我還必須再做一下老王,自我吹噓一番。在大是大非問題前面,我會一反謹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計個人利害。我覺得,這是我身上的亮點,頗值得驕傲的。總之,我給自己的評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好人,但不是一個不講原則的濫好人。

“天上人間”

我生長在魯西北貧困地區一個僻遠的小村莊裏。晚年,一個幼年時的夥伴對我説:“你們家連貧農都夠不上!”在家六年,幾乎不知肉味,平常吃的是紅高粱餅子,白饅頭只有大奶奶給吃過。沒有錢買鹽,只能從鹽鹼地裏挖土煮水醃鹹菜。母親一字不識,一輩子季趙氏,連個名都沒有撈上。

我現在一閉眼就看到一個小男孩,在夏天裏渾身上下一絲不挂,滾在黃土地裏,然後跳入渾濁的小河裏去沖洗。再滾,再衝;再衝,再滾。

“難道這就是我嗎?”

“不錯,這就是你!”

六歲那年,我從那個小村莊裏走出,走向通都大邑,一走就走了將近九十年。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跨過獨木小橋。有時候歪打正著,有時候也正打歪著。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推推搡搡,雲裏,霧裏。不知不覺就走到了現在的九十二歲,超過古稀之年二十多歲了。豈不大可喜哉!又豈不大可懼哉!我仿佛大夢初覺一樣,糊裏糊塗地成為一位名人。現在正住在301醫院雍容華貴的高幹病房裏。同我九十年前出發時的情況相比,只有李后主的“天上人間”四個字差堪比擬於萬一。我不大相信這是真的。

我經常説,我少無大志,中無大志,老也無大志。這都是實情。能夠有點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滿足了。可是現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子。已經有了幾本傳記,聽説還有人正在寫作。至於單篇的文章數量更大。其中説的當然都是好話,當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詞。我感到慚愧。

辭“國學大師”

現在想借這個機會廓清與我有關的幾個問題。

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出現了“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大講堂裏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畢竟是保留在所謂“國學”中的。當時在主席臺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説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人民日報》的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于無聲處聽驚雷”,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這情況引起了一位學者(或者別的什麼“者”)的“義憤”,觸動了他的特異功能,在雜誌上著文説,提倡國學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話真是石破天驚,匪夷所思,讓我目瞪口呆。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想通。

説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老旦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辭學界(術)泰斗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鬥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十年,在國內五十七年。人們常説:“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説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説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辭“國寶”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

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煞車。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我的真面目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來蒙著華貴的綢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卻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實事求是。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裏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説自己是“樣樣通,樣樣松。”這話並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轍押韻,説著好玩而已。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説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説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到了1965年,我還在印度語言學會出版的《lndian Linguistics》Vol II發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 neatha for the Fuar Ruom Rlunel Atrn,in the Budccher mixed Dialeer。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持續發展。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準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夥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説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西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幹,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説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上的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産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糖史》與吐火羅文

“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a這個字。我從中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蒐集這方面的資料。最初,電子電腦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於是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北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制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做學問,蒐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不能貪圖省力,打馬虎眼。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能説,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散文創作及其他

下面談一談自己的散文創作。我從中學起就好舞筆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師的鼓勵。從那以後的七十年中,一直寫作不輟。我認為是純散文的也寫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歡的卻為數極少。評論家也有評我的散文的;一般説來,我都是不看的。我覺得,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必與創作掛鉤太親密。前幾天,病房裏的一位小護士告訴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氣讀了我五篇散文,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覺。這種天真無邪的評語是對我最高的鼓勵。

此外,我還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據我那一點自知之明對自己“功業”的評估,是我的“優勝紀略”。但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自己胡思亂想關於“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幾年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大自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生態平衡破壞,植物滅種,臭氧出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産生等等,等等。哪一樣不遏制,人類發展前途都會受到影響。我認為,這些危害都是西方與大自然為敵,要征服自然的結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萊、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聽之者寡。我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只是感覺到了,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與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為敵人。我們要時刻記住恩格斯的話:大自然是會報復的。

(因版面限制,有較大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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