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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民營出版合作浮出水面 民營力量不容忽視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0-02-12  發表評論>>

    國有民營:合作浮出水面

  “國有民營的合作從不可言説到浮出水面,之間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出版社改制之後,機制越來越靈活,和民營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無可能出現創新或者是新的變化?隨著民營書商的日漸壯大,未來的雙方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從過去不被認可,到現在逐漸被認可,民營越來越成為中國出版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個來自民營書商的數據稱,大眾出版領域,我們手頭拿到的暢銷書,約90%以上都是來自民營出版。此一數據無可調查證明,但似乎從一個側面説明,出版社與民營在中國整個出版市場中是一種互補的關係,並不矛盾。國有民營的合作從不可言説到浮出水面,之間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出版社改制之後,機制越來越靈活,和民營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無可能出現創新或者是新的變化?隨著民營書商的日漸壯大,未來的雙方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競爭,競合,還是雙贏?在近日舉辦的北京大學第七屆文化産業論壇的分論壇——出版産業發展戰略與路徑選擇上,此一話題也成為民營大腕們熱議的話題。

  民營:三種模式打天下

  2008年,銷售碼洋2個億,到2009年底統計,這個數字已經將近3億,新華先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高成長率在整個書業也是不多見的。其執行總裁王笑東還是明確表示,“在合作中,出版社肯定是主打地位”。

  北京龍之媒廣告文化書店做了5年,但是,龍之媒董事長徐智明做出版策劃已經10多年了。龍之媒一直專注廣告圖書的策劃銷售,目前和中信出版社有一個戰略合作。“我策劃的所有選題都由中信來出版,我們投資到出膠片之前,然後中信來做印刷和所有發行,中信發貨之後,跟我們來做分成。我們的合作還是很順暢的。”徐智明的體會是,龍之媒的規模比較小,作為比較小的民營策劃公司,就不需要做全部的流程。

  內容方面的合作,會不會給出版社造成主營業務上的影響?比如,現在的輿論普遍擔心,出版社自己的內容運作能力會下降甚至喪失,但在徐智明看來,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公司比較小,出版的選題比較專,就是廣告方向。廣告是一個特別小的行業,一般的出版社也難以搞懂,所以,我們跟中信社的合作是優勢互補。”徐智明介紹,他們的出版規模比較小,難以建立起發行渠道,如果再跟小社合作的話,那這種合作渠道是不通暢的。所以,龍之媒在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就特別想選擇發行渠道通暢、勢力比較大的出版社,這樣,從資金到渠道都沒有問題。“我需要出版社的資金和渠道,出版社把我當作它的一個專業的策劃編輯,大家在合作上還是比較順暢的。”

  正在為上市做衝刺準備的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為了上市過程中無政策阻礙,則只做發行。董事長朱大平介紹,到現在為止,時代華語從來不做策劃,版權拿到手以後就轉讓給出版社,再採購出版社的書。“在時代華語,我們沒有生産這一説。”

  具體合作模式則有兩種,對於一些“只有策劃能力,但沒有發行能力”的小型出版社,其基本模式為“我們的選題,你出”,而這批出版社是時代華語的戰略合作重點。第二種則是,“你出的書,我有權發”,“不管什麼形式出版的書,我全都要”。這種合作模式針對的是第二類出版社,即大型出版社,專業型出版社。“當前中國的出版社的發行方向基本上都是單一的,作家出版社非常典型,教育出版社也非常典型,比如人大社、北大社、北師大社、清華社。這種重大型的出版社,它擁有太多資源,而且它的選題會源源不斷涌過來。”朱大平説。

  湖南人朱大平一向語出驚人,此間,他的一個判斷也不例外:“中小型出版社根本沒有必要搞發行部。比如,我們時代華語真正能夠把一本圖書做到縣,每一本書發訂單的時候,必須要跟縣級新華書店、縣級民營點和郵政三個渠道打招呼。只有有了人,你才能幹發行,幾個人根本不可能幹。”

  綜合以上,民營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王笑東歸納了三種。其一,就是龍之媒模式,當然,後面有一些行銷工作也是由策劃者負責的。由於這種合作模式完全符合現在的法規,也是出版社很歡迎的。當然這種合作模式的選擇對象必須要求是有實力的出版社,包括發行、行銷各方面都做得比較規範。其二,把版權賣了,出版社把複製發行權全部轉讓給民營,這也是現行的出版法律法規允許的,也是規範的,這種民營公司通常以發行公司的形象出現,實現雙方的雙贏。其三,也是新華先鋒與出版社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這樣,新華書店系統我們不發,由出版社來發。因為新華系統不僅開戶折扣高,而且認可度、回款週期等各方面比較好,比民營受歡迎。除了新華系統之外,其他所有的系統,包括民營渠道、網站、機場、農家書屋等等這些系統都由我們來做,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雙方的利益比較平均,出版社既保留了出版策劃能力和發行能力,民營機構也同時有自己的出版策劃能力和發行能力”。王笑東認為,這也是一種雙贏的模式。

  出版社:從“主權出讓”到“共存多贏”

  前幾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作家出版社選擇跟民營機構搭手合作,而這種選擇,“絕大多數動機出自於無奈”。作家出版社副社長扈文建介紹,那時候,作家社兩個強勢作者要“紅杏出墻”,遇到這個問題,他們沒有辦法,只好痛下決心,選擇洽談合作。

  “之前,可能大把的中小出版社靠貼牌子——就是所謂的賣號,在其他産業來講就叫貼牌——生存,作家出版社在選擇這個行為的時候,我們內心背負了很大的壓力,我們自己感覺那麼良好的出版社,擁有這麼多資源的出版社,怎麼可能選擇合作?我們覺得是主權出讓了。”然而,現在回頭來看,扈文建的感受是,“這一步走的,可能過了,但沒有錯”。

  縱觀整個國內的出版天下,“從目前事實來看,不是國有的天下,應該是多種所有制共存的一個天下”,所以,扈文建認為,合作應該是多贏、雙贏的合作。從十多年前的那一步開始,作家社把合作口子適度放開,選擇跟一些強有力的公司搭手合作的時候,他們跟對方談的第一條,就是不一定要多少的利潤,但是不能虧本。“這是合作的前提。所以我們在合作方面,沒有收過書號費,我們合作的所有業績反映在當時的排行榜上。”扈文建説。

  現在,整個出版界處於轉企改制階段,扈文建坦承,這是一種焦灼的狀態,而這種焦灼究竟是什麼,不僅外界不清楚,作為當事人的出版人其實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展望未來時,很難説在未來構架中、在與民營合作方面有哪些介面。“構想一下未來雙方的關係,首先出版社要是大出版社,一定是市場的佔有率來取決於它的大與小,只有大了,別人才願意跟你合作。而我們出版社尋求合作的民營書商,第一必須有實力,因為在北京,文化公司幾千家,你的規模不夠,我不能幫你做加法,這個合作一定是雙方做加法。”所以,扈文建的構想是,合作一定是大找大,強的找強。

  無論如何,國有出版社對民營書商的“愛恨交加”的情緒很難説清。民營書商的崛起,其中部分是有“原罪”的。他們的無孔不入的灰色的手腕,管理方面的嚴苛,逃避稅收方面的靈活,都是國有出版社所不能為的;當然,話還可以這樣説,他們從市場風浪中摔打出的對市場的敏銳嗅覺,高效的執行力,約束激勵機制的靈活,生産各環節的成本的控制,是國有出版社所不能及的。雙方的合作,或是互補的合作,國有出版社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選題,或是發行的合作,更多的是,領軍人物的延攬,機制的交融學習。

  記者 桂琳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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