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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子龍:當年“喬廠長”如何“上任”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11-25  發表評論>>

最近常有人打問當年寫作《喬廠長上任記》的創作過程。其實很簡單,簡單到不是我找到喬廠長,是他找到了我。但小説發表後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或許正是因為這些麻煩人們才記住了這篇小説。

《喬》作為小説,自然是一種虛構。任何虛構都有背景,即當時的生活環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勢。1978年,我剛“落實政策”不久,在重型機械行業一個工廠裏任鍛壓車間主任,車間有近3萬平方米的廠房,1000多名員工,分水壓機、熱處理和鍛造三大工段,差不多相當於一個中型工廠,卻沒有一個工廠的諸多獨立性。我攢足了力氣真想好好幹點事,而且車間的生産定單積壓很多,正可大展手腳。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幹事了,發現哪兒都不對勁兒,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拉開架式要大幹了,機器設備年久失修,到處是毛病。等把設備又修好了,人又不給使喚,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換代一般,人還是那些人,但心氣不一樣了,説話的味道變了,對待工作的態度變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連哄帶勸地把人調度順了,規章制度又不給你坐勁,上邊不給你坐勁……

我感到自己像是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回不了家,最長的時候是七天七夜。身心俱疲,甚至還不如蹲牛棚。不久《人民文學》雜誌社派人來給我落實“文學政策”,向我講述了1976年初我在復刊的《人民文學》第一期上發表的短篇小説《機電局長的一天》,是怎樣被打成大毒草的,當時編輯部的人誰不承認它是大毒草,誰就不能參加毛主席追悼會,被打入另冊。最後還由一位副主編執筆替我寫出檢查,並公開發表……來人為這一切向我檢討,如果我能原諒編輯部就再給他們寫篇小説。意思就是説我若不寫這篇小説就意味著不原諒編輯部。看來這篇小説是非寫不可了,便用3天時間完成了《喬廠長上任記》,寫得很容易,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麼幹……

所以我説“喬廠長”是不請自來,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也不懂何謂管理,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喬廠長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會上的興趣,許多人根據自己的體會來理解喬廠長,並參與創造和完善這個人物。首先參與進來的是企業界,蘭州一家大型石化公司,內部管理相當混亂,其中一個原因是上級主管部門一位主要領導的親戚,在公司裏橫行霸道,群眾意見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經理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發現面前攤著當年第七期《人民文學》,已經給他翻到了《喬廠長上任記》開篇的那一頁,上面壓著紙條提醒他讀一讀此文。

他讀後召開全公司大會,在會上宣佈了整頓公司的決定,包括開除那位頂頭上司的親戚,並舉著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學》説:“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這本雜誌是中央辦的,這本雜誌上的文章應該也代表中央的精神!”我看到這些報道時幾乎被嚇出一身冷汗,以後這篇小説果然給我惹了大麻煩,挨批不止。連甚為高雅的《讀書》雜誌也發表魯和光先生的文章,我記得文中有這樣的話,他接觸過許多工廠的廠長都知道喬光樸,有些廠長甚至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在研究,但管理效果並不理想,最後簡直無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職。我真覺得對不起人家,罪莫大焉。但也有喜劇。東北一位護士來信講,她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領導,性格剛強,辦事雷厲風行,本來幹得有聲有色,卻因小人告狀,上級偏聽偏信就把他給“挂”了起來。他一口惡氣出不來便把自己鎖在屋裏,兩天兩夜不出門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從門底下塞進《喬廠長上任記》讓他讀,讀後果然開門出來了,還説“豁然開朗”。我也一直沒想明白,他遇到的都是現實問題,讀了我的小説又如何“豁然開朗”呢?

當時天津容納聽眾最大的報告廳是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經委請來一位上海成功的企業家作報告,但入場券上赫然印著“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天津有位知名的企業家不幹了,先是找到主辦方交涉,理由是你們請誰來作報告都沒關係,叫“傳經送寶”也行,但不能打喬廠長的旗號,這個稱號只屬於他。他不是憑空亂説,還隨身帶著一張北京的大報,以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通欄的大標題就是《歡迎“喬廠長”上任》。主辦方告訴他,人家報告者在上海也被稱做喬廠長,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經發下去了,無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讓我寫文章為他正名,並只承認他才是真正的喬廠長,其他打喬廠長旗號者都是冒牌貨。記得我當時很感動,對他説你肯定是真的,因為你是大活人嘛!連我寫的那個喬廠長都是虛構的,虛構的就是假的,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

還有鬧劇。天津一位老同志,對《喬廠長上任記》深惡痛絕,到淮南一家大煤礦采風,負責接待的人領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紹信知道他是天津來的,就向他打聽我,打聽“喬廠長”這篇小説,於是老作家展開了一通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旁邊卻沒人管他了,後來有個服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説,我們這裡不歡迎反對喬廠長的人,你還是另找地方去采風吧。這位老同志回來後可不依不饒了,又是寫文章,又是告狀,説我利用喬廠長搞派性,慢待老同志。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在全市最大的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動員計劃生育和植樹造林時,竟因批判這篇小説忘了談正事,以至於到最後沒有時間佈置植樹和節育的事。因此我們廠的工會主席回廠傳達時説:“子龍啊,你不光是炮製大毒草,還干擾和破壞全市的植樹造林和計劃生育……”領導如此大張旗鼓地介入對這篇小説的圍剿,自然會形成一個事件,一直到許多年以後作家協會換屆,領導在做動員報告時還要反覆強調,“不能以喬廠長劃線……”一個虛構的小説人物竟然成了劃分兩種路線的標誌!後來我看到一份《文化簡報》,上面摘錄了一段胡耀邦對這篇小説的評價(見2007年5月17日《南方週末》),我想這可能是那場風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這麼多處於不同階層的人結成聯盟,反對或喜歡一篇小説,“喬廠長”果然成個人物了。無論當時的現實是歡迎他、討厭他,甚或是懼怕這個傢夥,卻都是對這個人物的再創造。因此“喬廠長”也可以説是集體創作,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成全他應運而生。我不過是扮演了産婆或助産士的作用。我的虛構可能撥動了現實中某根甚為敏感的神經,但我並不想觸犯什麼禁區,只想講述一種真實。文學虛構的本質是就為了更真實。赫魯曉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種炮兵。”喬廠長這一“炮”或許打中了生活的某個穴位,卻也差點把自己給炸掉。

文章來源: 文化傳播網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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