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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和她開創的事業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1-08  發表評論>>

今年是宋慶齡誕辰115週年,也是她一手創辦的中國福利會成立70週年。

1938年6月14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香港創建保衛中國同盟。後來,保盟改稱中國福利基金會、中國福利會,仍然由宋慶齡領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位政治家像宋慶齡那樣,創建並領導一個人民團體達43年之久。

宋慶齡在其一生中,為中國人民的獨立和解放,為維護世界和平,為發展新中國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而中國福利會則為實現宋慶齡的人生理想和事業目標,協助她承擔歷史重任,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巨大作用。

為了傳承和發揚宋慶齡的未竟事業,1982年5月29日宋慶齡去世一週年時,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了。26年來,這個中國惟一一個以偉人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在宋慶齡畢生致力的增進國際友好、開展兩岸交流、發展少兒事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海內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宋慶齡精神的感召下,還有很多海外的機構和個人也加入到宋慶齡的愛心事業中來。人們以這樣的方式緬懷宋慶齡:繼承她的遺願,開拓創新,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努力,更好地完成她未竟的事業。 

無私的愛心奉獻

文/本刊記者 張 娟

“愛心,無私的愛心奉獻”,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中國福利會副主席魯平這樣理解宋慶齡精神和其事業的精髓。

“我很高興自己能夠從事宋慶齡的事業”,魯平1948年從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國福利基金會,“那時候,中福會的規模沒有現在這麼大,她老人家差不多天天都來,我在她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很多年。”

退休後的魯平又回到中國福利會,他高興地看到宋慶齡事業新的延續和發展,“這也是宋慶齡奮鬥的目標”。

為婦女兒童謀福利

在中國福利會工作的25年裏,艾柏英“一步步加深了對宋慶齡、對宋慶齡事業的認識,積澱了對宋慶齡和她所創辦事業的感情”。在他的感覺裏,在宋慶齡創辦的單位裏工作“是一種光榮,有種自豪感”。艾柏英現在是中國福利會的秘書長。

宋慶齡特別關心婦女和兒童。她為婦女兒童親自創辦了很多事業,包括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中國福利會少年宮、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中國福利會託兒所、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場、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社。

“現在,她當年創辦的這些事業蒸蒸日上,新辦事業也蓬勃發展。”艾柏英介紹説,多年來,中國福利會繼承和發展著宋慶齡倡導的全心全意為婦女兒童服務的思想,立足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努力做大做強自己的優勢事業,在婦幼保健、學前教育、兒童文化等領域取得了突出成績。比如1991年創辦的宋慶齡幼兒園,至今已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的知名品牌之一;為豐富少年兒童精神文化,2002年成立的中國福利會出版社,作為少年兒童讀物的專業出版社,至今已出版各類圖書300多本,部分圖書獲得了“冰心兒童圖書獎”等多項大獎;中福會近年在品牌輸出、管理輸出方面進行了嘗試,如與江蘇昆山合作建立現代化的中國福利會綠地幼兒園,在上海浦江鎮管理一家高水準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江蘇吳江、南通等地掛牌,與多家婦幼保健醫院合作等,都取得良好的社會反響……艾柏英如數家珍。

“宋慶齡的事業是不同於其他的,她是站在全國的高度來辦她的事業,著眼于全中國婦女兒童的健康、幸福。”艾柏英説,回顧中國福利會的發展歷程,之所以經歷70年依然生氣勃勃,是因為有宋慶齡先進思想為指導,始終堅持她制定的“實驗性、示範性”目標,走在社會同行的前列。“宋慶齡的單位要成為行業裏的領頭羊,還有毫無保留的示範輻射作用,普遍提高婦女兒童工作的水準。”艾柏英説,多年來中福會在海南、內蒙、貴州、安徽等邊遠貧困地區也發揮著良好的示範輻射作用。

艾柏英特別介紹了中國福利會的兩個新項目的進展。面對社會教育資源緊張及老齡化問題嚴峻,就讀與養老壓力日益加劇,2007年,中國福利會在青浦區興建一所涵蓋小學、中學的宋慶齡學校和一所高水準的老年福利發展中心。目前,宋慶齡學校已經結構封頂,按計劃2008年9月開學。老年福利發展中心在2008年春節前後就可以接收老人入住。

“正如宋慶齡曾説過‘社會缺少什麼,我們就幹什麼’,這是我們不斷創新和探索的動力。”艾柏英説。

為了宋慶齡的囑託

“作為一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人,我們始終把愛心和奉獻視為我們機構文化的核心,並將把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打造成‘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公益團體作為機構文化的最高目標。”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俞貴麟告訴記者,自1982年成立以來,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在始終遵循宋慶齡先生畢生致力的“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祖國統一、發展少兒事業”的三項宗旨,在發展國際和平友好事業、推動兩岸民間交流、服務青少年健康成長和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等諸多領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在海內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俞貴麟介紹説,目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已經與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五大洲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民間組織、華人社團等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10多個國際組織開展了公益項目合作。此外,還定期組織駐華大使及國際組織駐華代表聯誼會、國際間學術研討會,開展國家間青少年互訪交流等活動,均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我們將進一步圍繞國家外交大局,統籌好規劃好開展好我會的國際交往工作,將進一步強化對外交流的品牌意識,在更大的領域、更高的層面參與國際民間事務,進一步擴大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俞貴麟告訴記者。

開展兩岸交流是宋慶齡基金會的三大任務之一。多年來,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充分挖掘自身優勢,開展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工作。他們已與中國國民黨青年團、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台灣“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等島內具有重要影響的團體,以及多位台灣地區前政要和知名人士建立廣泛深入的聯繫,成功打造了“海峽兩岸青少年大聯歡”、“海峽兩岸大學生領袖論壇 ”、“首屆兩岸青少年社會教育論壇”、“走進北京”等多個品牌交流項目。

俞貴麟説:“我們將充分利用我會的特殊身份,保持和加強與台灣有影響黨派、社會團體和政要的深層次交往,努力搭建渠道暢通的交流對話平臺,增強兩岸人民的互信。我們將注重加強與孫中山、宋慶齡在台灣的親朋舊友及其事業追隨者的聯繫,為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牽線搭橋。 ”

他告訴記者,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還將精心培育兩岸交流的新項目,通過設立“台灣大學生獎助學基金 ”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活動,不斷開拓兩岸良性互動的新機制,為加快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兩岸和諧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2007年5月,在紀念中國宋慶齡基金會25週年招待會上,胡啟立主席收到來自中國地質大學28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寫來的一封滿含深情的信:“……這資助好比冬天裏的一把火,不僅溫暖了我們,也溫暖了我們28個人所在的貧寒的家……在宋慶齡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們不僅順利地完成了大學學業,更多了一份對於未來和社會的責任和感恩。”來信人是宋慶齡基金會“未來工程”的受助者。

“‘未來工程’是宋慶齡基金會的重要項目,是在對我會公益項目盤整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主打公益産品。”俞貴麟向記者介紹説,“未來工程”不僅僅是資金的贈予,它秉承了宋慶齡女士“締造未來”、“為國樹人”的思想,將經濟支援和人才培養相結合,通過經濟資助、主題教育、社團活動等多種形式,對大學生尤其是家庭困難大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素質培養,實現“受助”到“自助”到“助人”的成長過程。

宋慶齡樟樹獎

由中國福利會于1985年6月設立,授予為婦女兒童事業做出卓越貢獻,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以及為推動婦女兒童事業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至2006年10月,宋慶齡樟樹獎共頒發了13屆,有103位在婦幼保健、兒童教育等領域中做出重大貢獻、成績卓著者獲此殊榮。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公益項目

“未來工程”(大學生獎助學項目)、中國西部婦幼健康計劃、西部園丁培訓計劃、兒童權益保護計劃 。

宋慶齡視作掌上明珠的劇院

文/本刊記者 張 洪

上海戲劇舞臺上的兒童劇在中國是一個叫得響的品牌,《童心》、《馬蘭花》、《海的女兒》……推出這些戲劇的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將宋慶齡創辦這家劇院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帶給了社會。

“我們的劇院來了!”

“宋慶齡在世的時候,我們有一種特別的自豪感。”在幾幢老建築組成的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裏,黨總書記甘慶元説。

甘慶元是1979年這個劇院最後一批見過宋慶齡的人之一,那年,他29歲,與兒童劇《童心》劇組一起去北京演出。

甘慶元還記得,當時住的是朝陽飯店,上世紀70年代,這家飯店極有檔次,專門有國務院秘書來詢問需要什麼。宋慶齡還親自送蘋果給大家吃,並專門安排劇組人員去國務院小禮堂看內部電影。

那次,甘慶元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手機,像磚頭一樣,影片中被叫做大哥大。當時放映的印度電影中有舞蹈場面,其中一個特寫鏡頭是女子跳舞時露著肚臍,“當時我們都是男同志,那個年代,到了露臍的特寫,大家紛紛半遮著面,不好意思看。”

那年,《童心》一劇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獻禮一等獎,開心之餘,劇組受到了宋慶齡的親切接見。

“感到親切的是,宋慶齡一見面就説‘我們的劇院來了!’因為是宋慶齡辦的劇院,大家的待遇很高。”後來,大家圍著宋慶齡拍了一張黑白照片,如今,這張照片就挂在劇院的墻上。

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被喻為“宋慶齡女士的掌上明珠”。2007年,這個劇院迎來了60歲生日,60多年前,宋慶齡對中國戲劇家黃佐臨説:“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通過戲劇去培養下一代,提高他們的素質,給予他們娛樂,點燃他們的想像力,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如今,這番話作為“院訓”,張挂在劇院一進門的醒目位置上。

“宋慶齡一直希望我們能排更多更好的戲,為少年兒童服務。”甘慶元説。她親筆給劇院寫了好幾封信,對兒童劇的生存狀況密切關注。

1950年代,宋慶齡來到上海,把演員們叫到她的住處,跟他們談笑風生打牙祭。劇院至今珍藏著一張照片,宋慶齡和孩子們坐在草地上,快快樂樂的,像一家人。

從親子場到國際兒童戲劇節

“文革”時,中國進入特殊時期,有一段,兒童劇院差點被合併到話劇團。

曾經有過這樣的傳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兒童劇院要與話劇團合併的消息傳得紛紛颺颺。一天早上,一輛黑色轎車,悄悄駛過劇院,轎車在門口停了一下,車上的窗簾緩緩拉開,很快又放下,車子旋即開走,旁邊的人紛紛説:宋慶齡!宋慶齡!宋慶齡來過了!

“從此之後,我們兒童藝術劇院就再也沒有了合併之説。”甘慶元説。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的大門漸漸打開,有一段時間,劇院遇到了經濟困難,只好對外租房,換取一部分收入,用來排戲。

任德耀是宋慶齡親自任命的兒藝院長,1988年,老院長親自捉筆寫了一部戲《魔鬼的面殼》,1989年建國40週年時去北京獻演,得了大獎,後來被當作兒童劇中里程碑式的一部戲經常提及。

1994年到2000年間,劇院先後排出兒童劇《雁奴莎莎》、《白馬飛飛》和《享受艱難》,獲得了中宣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獎。

這之後,劇院遇到了生存問題:當時劇院是差額補貼單位,得獎的戲,因為票價低,越演越虧。為此,劇院痛下決心尋找市場。

20世紀90年代,甘慶元去日本訪問,看到當地紅火的親子場——大人帶著孩子看戲,頗受啟發。要探索一條既適合市場,又有“造血功能”的路子,何不試驗親子場?

2000年6月1日,劇院開始嘗試親子場的第一場演出。1300多個座位只賣掉了100張票(50個家庭),不賠不掙,打了平手。在這個基礎上,劇院開始實行會員制,從這50個家庭開始,劇院的觀眾一年年增長,一直髮展到現在的6000名。

到日本訪問時,還有一件事令甘慶元印象深刻:日本很小的一個劇院就可以搞國際戲劇節,我們卻沒有一個劇院嘗試過。

2004年,兒童藝術劇院嘗試搞了第一屆上海國際兒童戲劇節,十分成功。隨後,每年一次,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兒童劇團來到上海,10多萬孩子及家長觀看了演出。

仍有20多歲的人沒看過戲

跟國外相比,中國的兒童劇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俄羅斯訪問時,甘慶元看到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小孩子,被父母帶去欣賞音樂。

“實際上她並不一定全懂,但從小熏陶,以後的人生肯定會不一樣。”而我們這邊,“一個小孩子一年平均只看一部戲,甚至20多歲的年輕人仍有人沒看過戲。”

甘慶元覺得,小孩子靠的是形象思維,一齣戲的影響遠遠勝過十本書,“所以再困難也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兒童藝術劇院院長蔡金平還記得自己演完《長髮姑娘》時,一個小觀眾拉著她説:“長髮姐姐,我以前一直浪費自來水,看了你的戲以後,我絕對不再浪費自來水了。”

“我覺得,這就是戲劇特別是兒童戲劇的魅力。”蔡金平説。

2007年,中福會秘書長艾柏英為劇院定下了新的方向:要從兒童文化事業和兒童文化産業兩方面著手,走出一條發展兒童戲劇的新路。

宋慶齡創辦兒童劇院的宗旨是為兒童服務,為了普惠一般家庭,劇院堅持去學校演出,每年200多場次。另外,劇院還制定了到新疆、貴州等貧困地區巡演的方案。2007年夏天,劇組帶了兩部戲去新疆,兩天三夜的火車,下來後馬上裝臺。那邊的孩子從來沒有看過兒童劇,看後異常興奮。在去阿克蘇演出的路中,因為沙塵暴,火車停運,23個劇組成員臨時改坐飛機,使演出得以順利進行,為此,劇院多搭進去2萬多元。

2007年,劇院的親子場演出最多,成功上演了約100場,外地巡演全國最多,路線最長。劇院還開闢了廣場演出,每年20多場。同時,劇院還搞起了藝校。

在兒童藝術劇院工作的30多年中,甘慶元體會到,劇院的人對小孩子都有一種特別執著的感情,這是宋慶齡給予的。“能在舞臺上塑造出好的形象,讓小孩子快樂,就是我們人生最大的目的。”

“陳指導”和她的少年宮

文/本刊記者 張 洪

屢受讚譽的少兒舞蹈《中國風》,跳了一年又一年,第一代演員已經做了媽媽。東方小夥伴藝術團,是展示中國少年兒童風貌的一張名片,它背後有一個孩子們非常敬重的名字——“陳指導”。

A型血的人重細節

“陳指導”的名字叫陳白樺,她自稱“天生要強”,“A型血的人注重細節,總想做到最好”,因此,被同事稱為“細節總監”。

陳白樺從小喜歡舞蹈,能將一部樣板戲《白毛女》看上三、五十遍,整個動作倒背如流,回到家中對著鏡子一遍遍地練。

當年插隊時,陳白樺自己割蘆葦,挑黃沙,建房子,挑斷三根扁擔,脖子磨得出血。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裏,她也隨身帶著練功鞋、練功服,一有機會就跳上幾圈。

學舞蹈的人喜歡照鏡子,勞動完了,大家喜歡躺在床上吃東西,陳白樺卻要找地方練功,她發現一個老農家裏的床四週三面都是鏡子,就借機經常去照,對著鏡子做幾個動作。

18歲的花季,陳白樺“皮膚白得像剝了殼的雞蛋”,在東南郊奉賢縣星火農場小分隊裏,她自己編舞,經常巡演,還屢屢獲獎,“一得獎就要來上海市區演一個月,在大世界,很開心的!”

1982年,少年宮分進來4個大學生,其他3人,有的出國,有的改行,只有陳白樺一人固守下來,終日與小孩子為伍,這一切,一言以蔽之,皆因為她“對舞蹈的癡迷,對事業、對孩子的愛”。

讀書時,陳白樺被稱為“金嗓子”,高音可以到high C,低音可以到女高音唱不下去的程度,如今卻成了喑啞的“沙喉嚨”,

“進了少年宮,整天對著那麼多小孩説那麼多話,導演大型演出節目更得大喊大叫,一隻腳放好,有時要講一萬遍。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不知不覺就倒了嗓子,現在是一點音高都沒有了。”説這些話時,陳白樺十分平靜。

因為聲帶的惡化,兩次手術後,醫生囑咐陳白樺“以後再不能大聲講話”,但一到了排練現場,和孩子們在一起,她就把醫囑拋到了腦後,就這樣“喊”出了一台臺走向世界的演出:屢屢受到中外領導人讚譽的少兒舞蹈《中國風》,參加演出的小演員多達120多名,平均年齡只有12歲;東方小夥伴藝術團已成為展示上海形象和中國少年兒童風貌的一張名片,在APEC會議、慶祝香港回歸等一系列大型演出中頻頻亮相。

最重要的事情是“認真”

“陳指導”幾乎是孩子眼裏的“神”,頭上多了發卡,換了新的鞋子,都是他們回家報告給父母的頭等大事。在少年宮學習過的孩子,很多在日記中寫下,“老師教會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真’。”

這些“尖子”生中,其中一位是電視劇《玉觀音》的女主角孫儷。

出去演出,每次取盒飯,陳白樺總要叮囑孩子們不要忘了説“謝謝”。為了給他們做“規矩”,陳白樺站在領盒飯的百餘人隊伍旁一遍遍示範,50個人講50遍,100個人講100遍,無一例外。孫儷因此養成了彬彬有禮的氣質,後來,成了電視名女,很多人都驚訝這個女孩子的“懂事”。

有一位在中福會少年宮學習過的孩子,因為在應聘書上寫下“我有10年在少年宮學習舞蹈的經歷,它讓我學會了如何分配時間”,而被一家門檻頗高的德國公司看中。

1994年,少年宮排練的舞蹈《中國風》赴京參加國慶45週年演出,這是惟一一部進京的少兒舞蹈,每一段民族舞之間的“搶粧”十分緊張,分秒必爭。通常,演出的舞臺是16米寬,但人民大會堂的舞臺有44米寬,孩子們人小步子也小,怎麼辦?

走臺時,陳白樺拿著皮尺在舞臺上丈量尺寸,計算時間,孩子們看出了她的心思,知道“陳指導”心裏很著急,竟背著她悄悄商量了一個辦法:先把下一段民族舞的衣服穿在裏面,等到蒙古舞一結束,馬上把套在外面的蒙古舞褲子脫掉,立刻上臺。她們瞞著她,因為這樣做通常是不允許的,演出結束後,孩子們衝著她一齊“哇”地笑出來。實際上,她們的“陳指導”在一邊早已看出,心裏滿是感動。

在陳白樺眼裏,宋慶齡一生最熱愛的東西有兩樣,一是和平,另一個就是婦女兒童,宋慶齡誕辰100週年時,中福會要求少年宮排演一場以宋慶齡為主題的舞蹈。陳白樺來到了宋慶齡在淮海路的故居,在滿院子的香樟樹下,陳白樺了解到,宋慶齡十分喜歡鴿子,一個鴿子死了,宋慶齡傷心落淚,將它葬掉。根據這個故事,陳白樺細心揣摩,排演了舞蹈《白鴿》,一舉拿下全國舞蹈大賽金牌。

1997年香港回歸,陳白樺和她的孩子們前去助陣,5天5夜的排練,每天孩子回家了,她還要盯到午夜之後。

2001年APEC會議期間,21個國家的首腦齊聚上海,陳白樺率領少年宮東方小夥伴藝術團參加演出,一共排練了19次,每一次,“陳指導”都變著法兒“哄”她的孩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就這樣,一次一次軟磨硬泡直到“最重要”的一刻真的到來。

有人説,陳白樺對她的孩子一心投入,“把少年宮像一個家族企業一樣來經營”。陳白樺覺得,“宋慶齡的精神非常富有,在一個物質的世界裏尤其可貴”,在對這種精神的一路秉承下,陳白樺在少年宮裏創造了很多自己的“複製品”。

2006年,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兩次撥款作為中福會流動少年宮“農民工子弟項目”、“在滬農民工子弟學校添置教具”專項經費,將校外教育資源引進農村,宋慶齡的少年宮事業進一步做大。

在“細節總監”陳白樺心目中,“宋慶齡的少年宮,一定要備加珍惜,這也是一種文化,需要傳承。”她希望,孩子們能像她一樣地崇拜宋慶齡。

“宋奶奶”的幼兒園

文/本刊記者 張 洪

“宋幼”創建於1991年,隸屬於宋慶齡親手創辦的中國福利會,是一所研究性、國際性、示範性的學前教育機構。

天底下最溫暖的一塊兒

小學一年級時,封莉蓉聽父親講起宋慶齡,只覺得她是一位“大人物”,父親説“幾百年也出不了這麼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讀書後,來到中福會工作,封莉蓉對宋慶齡已經“仰慕得不得了”,中福會由宋慶齡創辦,她的喜悅自不待言:“我還發糖給大家吃呢。”

1991年,封莉蓉從中福會調到宋慶齡幼兒園做園長,從中福會到“宋幼”,她的單位依然圍繞著“宋慶齡”三個字,當時,汪道涵是幼兒園的籌備組組長,幼兒園得到的份額較大的國外捐贈——5萬美金,來自一筆空難撫恤金。小孩子畫的畫,做成賀卡,到日本義賣,成了幼兒園初始資金的一部分。

從幼兒園開始建立,宋慶齡的人格魅力就融進了這裡的每一寸空間。創建者也是宋慶齡的傳承者,用封莉蓉的話來説,“這個幼兒園是在一個偉人、一個巨人的肩膀上起來的。”

接待外國代表團時,有人會説“你們真幸運”,有宋慶齡的名字做支撐。曾經有外國代表團來幼兒園參觀,其中一人説,在中國,我知道兩個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宋慶齡。

“可我真的不是宋慶齡的親屬”,作為一園之長,封莉蓉有時會笑著向人解釋。她深知宋慶齡在世人心裏的分量,來這裡工作,封莉蓉靠的完全是自身實力。

一個老師跨進宋慶齡幼兒園的大門,在封莉蓉看來,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一份事業。“説事業也淺了,”她用手撫了一下胸口,“其實是為了一種神聖的情感,天底下最溫暖的一塊兒。在這裡工作的人會有愛,有幸福感。”

教育就像搭腳手架

“這個學校是宋奶奶的!”孩子們經常這樣説。

對於宋慶齡幼兒園來説,宋慶齡三個字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根基。不僅老師,連孩子也潛移默化張口閉口“宋奶奶”。

1994年,“宋幼”創辦了“國際部”,派出大批教師出國,如今,學校約三分之一的教師是外籍,大部分中國老師都有過留學經歷,13年來,“宋幼”接納了45個國家的孩子。這個“小小的地球村”洋味兒十足。

改革開放國門一打開,“宋幼”就開始走出去,請進來。“宋幼”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缺思想,從成立那天起,這家幼兒園就建起了“研究室”,老師著書立文,參加國家一級課題研究是這裡的家常便飯。

多元的文化特色,使“宋幼”成為上海市幼兒園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家。在封莉蓉看來,和諧是“和而不同”,宋慶齡的氣質融合了東西方文化,既是東方的,又接受了西方的修養,她所創辦的幼兒園也秉承了這一氣質,也因此,“宋幼”的課程允許各種嘗試在這裡碰撞。有人希望學校辦成“杜威的課程”,有人希望辦成“蒙臺梭利”的,“宋幼”的理念卻是,紛紛迦納,為我所用。

“教育是有要求的,不能完全放任孩子的個性,要有一定的引導,又要尊重孩子。” 封莉蓉介紹説,一些發達國家比我們做得早,如兩歲的孩子不一定人人喝牛奶。可以有其他選擇,如飲料、糕點等,不管什麼情況下,老師都會蹲下來,眼睛看著孩子,傾聽孩子。

堅持“尊重與要求和諧統一”的教育理念,“宋幼”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差異。因為宋慶齡精神的引領,這個團隊對孩子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用封莉蓉的話來説,“我們的教育就像一個腳手架,大樓建成前是離不開的,十分低調,但大樓建成後會悄然撤掉。”

“小小地球村”

雖然注重研究,學風嚴謹,但“宋幼”的活潑卻在中國的幼兒園中獨樹一幟。這裡“一年四季都在過節”:中國節、洋節,是節就要慶賀。

2007年萬聖節時,“宋幼”剛剛慶賀完“多元文化日”,來自不同國籍的家長手拿自己的國旗,站在園中,對著中國國旗行注目禮。回到各自的班級,這些家長捧著書本給孩子講上一段關於自己國家的故事。隨後就是天南海北大聚餐,每一個家長都帶來了自己國家的美食。

“孩子們不一定知道日本菜、義大利菜,但卻知道世界是多樣的。”封莉蓉説。

在“宋幼”的教學理念裏,“沒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老師。”每一年藝術節,幼兒園都會把所有學生的作品,不分優劣,不做選擇,全部張挂到走廊上,每一個孩子都能在眾多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其實他畫得好不好並不重要,你認同他是好的,這很重要!”

進入“宋幼”工作,等於要接受一遍宋慶齡精神的洗禮:青年教師要通讀宋慶齡的著作;每年組織演講,探討宋慶齡思想;定期在宋慶齡塑像前獻花;清明時節,還要為宋慶齡掃墓。

一位來自香港的5歲孩子豆豆曾經向封莉蓉透露,他最愛的三個人是爺爺、爸爸和“宋奶奶”,“宋奶奶愛所有的人,她讓我知道,我也該愛所有的人。”

在封莉蓉看來,宋慶齡帶給我們的最大財富是“博愛”:對民族、對國家、對人的無條件的愛。宋慶齡在世時,口中經常挂著“祖國”二字,在“宋幼”工作的人,只是為了“稻梁謀”,心裏會有很大的落差,比如,中國老師和外籍教師之間的工資差距,一些家長是世界赫赫有名的CEO,“家裏的狀況只有電影中才能看到。”

“但是,一個教師不是商人,而是腳手架,你要耐得住不顯山露水,具備這樣的精神,背後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支撐,那就是國家、民族,這樣的支撐,是宋慶齡帶給我們的。”封莉蓉説。

説起當年香港戰亂時,宋慶齡上船前,看到有人討飯,馬上把錢遞過去,“她不是隨便一遞,而是把錢穩妥地放到對方手中,再握一下。”宋慶齡對窮苦人、對普通人的這份關愛一直是封莉蓉,也是“宋幼”所有老師背後的支撐。這裡人的謙和,傳承的正是宋慶齡的這種博愛精神。

“母嬰平安”:生小孩只需50元

文/本刊記者 張 洪

在醫院生一個小孩,只花了50多塊錢。

懷抱幼兒的苗族母親潘麗珍異常興奮。最讓她高興的,還不是花錢少,而是在醫院分娩,她終於保住了第三個孩子——前兩胎在家裏生産,孩子出生後半個月內均告夭折。

潘麗珍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棵樹鎮沙嘴村人,也是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與中國福利會共同主辦的“母嬰平安工程”第一批受益人之一。

目標:黔東南

黔東南州是“母嬰平安工程”項目實施重點地區。以前,這裡多數産婦分娩,都選擇在自家豬圈。當地習俗認為,生小孩是很“臟”的事情,不能在家裏進行。出現意外只能到村口攔過路車,産婦的安危只能憑運氣。由於經濟落後,很多人家無法支付到醫院分娩的費用。

2003年,三棵樹鎮衛生院開始接受“母嬰平安工程”資助。以前,這裡沒有專業的産科和兒科醫生,只能進行平産接生。受到資助後,僅捐贈的設備,包括麻醉機、B超機等就有16個品種,還配備了一輛急救車。

在項目資助下,三棵樹鎮衛生院醫師胡連詩接受了州人民醫院婦産科的培訓。現在,衛生院有了新生兒培養箱、胎兒監護儀等設備,一般的難産都可以處理好。在上海醫生的指導下,連剖腹産這樣的大手術,當地醫生也能操刀進行。

過去,每年到三棵樹鎮衛生院住院分娩的産婦不到30人。2007年1~8月,到該院住院分娩的産婦已經達到204人。項目實施期間,孕産婦住院分娩786人,新生兒窒息成功復蘇搶救34例。今年,醫院分娩的入院率已達到70%。

“給我安排一次,我想去”

“給我安排一次,我想去。” 這是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的醫生見到上海宋慶齡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沈海平,常説的一句話。

在這家保健院,下到第一線去為貧困地區服務,已成了需要“獎勵”才能成行的事情。

1952年,宋慶齡獲得了“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國際獎,將所得獎金10萬盧布全部拿出,創辦了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

2007年,上海有12萬孕婦分娩,而婦幼保健院就接納了其中的1萬。傳承的是宋慶齡的博愛精神,這個保健院多數床位36元人民幣一天,十分平民。

“兒童要得到保障,首先要保健的是她的母親。”婦幼保健院副院長程蔚蔚説。

醫學界早就發現,成人的一些疾病是胎源性的,比如冠心病、高血壓等跟胎兒期很有關係,“胎兒的健康關係到一個民族的未來。”

1950年,在宋慶齡的安排下,保健院深入棚戶區,創建了多個婦幼保健站,醫生到府服務孕婦,發放奶粉、魚肝油等營養品,甚至到停泊在蘇州河上的舢板上,跪著為産婦接生。

從原來只知道宋慶齡是國家名譽主席、孫中山夫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到慢慢懂得這個名字充滿親情,這是所有中福會工作人員都有的心理歷程。

“醫院門口的宋慶齡塑像,經常會有人自發地獻花,新年伊始,我們會在塑像前給她鞠躬。”程蔚蔚説,“每次鞠躬時,都像面對家裏的大人。”

“5元錢可以做什麼”

“5元錢可以做什麼”,這是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的一個募捐倡議書:愛心行動,從捐出5元錢開始。5元,可參與製作一本婦女保健科普小畫冊,在貧困地區免費發送。50元可資助一名兒童做一次體檢,或資助一位婦女做一次産前檢查……

《母嬰平安保健手冊》,一本普通的小冊子,上海宋慶齡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沈海平為它費盡了心思:剛編出時,一派“白領腔”,根本不知道如何讓老百姓聽得懂。比如“懷孕後不要鋪地毯,不要養寵物”等等(哪是老百姓的日子啊),還有“房間要通風”(老百姓整天都在太陽下),蛋白質吃多少(就説吃一個雞蛋多好)。

責任編輯逐條訂正,連燙著大波浪卷的插圖也換成了普通的農村婦女造型,最後才下發到雲南貴州等地,指導當地人的懷孕和分娩。

2007年7月,沈海平等一行人來到雲南楚雄州的一個鄉村,過去,這個地區一直希望宋慶齡基金會能贊助一輛救護車。下去後,沈海平才發現,當地的路十分險峻,對於那樣一個地方來説,一輛車真的是太重要了。

當地的行政村下設幾個自然村,一些自然村要翻過幾座山才可以見到三四戶人家。救護車太長,山路上不易拐彎,只能用吉普車,一些轉彎處連吉普車也要倒一下才能過去,而下面,則是萬丈深淵。當地人的摩托車白天不敢開,看到下面會心驚膽戰,只好晚上行駛。某些地方車子也走不了,只好下來步行,到了某個自然村,婦女下地了,不在,派人出去找,一個小時也回不來……

“當地的村醫真的很偉大。”沈海平感慨説,“如果培訓好了,這些村醫會是當地老百姓最靠得住的人。”有的村醫,每月能拿到200元人民幣,已然是很好的待遇,而大部分村醫都是在毫無收入的情況下,做著接生這件人間第一崇高事。

“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這是宋慶齡從事福利事業始終堅持的準則。

在中國福利會秘書長艾柏英眼裏,“宋慶齡不是一般的慈善家,她的目標是助人自立。”很多人願意為宋慶齡這個名字慷慨解囊,因為,“宋慶齡的名字就好像是‘社會責任’的代名詞。”

2007年8月30日,“母嬰平安工程”推進儀式在貴陽舉行。四川科倫集團向宋慶齡基金會捐贈人民幣120萬元,宋慶齡基金會中日共同項目委員會向中國福利會捐贈人民幣60萬元,這筆進款,將用來建立30個婦幼保健站。

“我播下的只是一顆小種子”

文/楊曉靜 圖/王亞麗

“在招呼客人的時候,老先生東磕一下,西絆一下。他不好意思地向我們解釋:以前的房子很大,一下子住進這個小房子還沒適應過來。”宋慶齡基金會的宣傳活動部部長盧山至今回憶起來仍很感慨。那是在2006年8月,他赴加拿大時在陳輔唐家看到的情景,當時陳輔唐夫婦剛剛從面積為40英畝的豪宅搬入12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中。

陳輔唐是一位出生於緬甸的加拿大籍華裔醫生。退休後他賣掉了自己的房屋和土地,2006年,他將變賣房産後所得到297萬加元(約合2000多萬人民幣)全部捐給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設立助學基金。宋慶齡基金會自2003年設立該獎助學金項目以來,基金已經超過8000萬元,分別設立了8個助學獎學項目,陳輔唐是所有項目中唯一的個人捐贈鉅資者。

要以獨特的方式“謝幕”

陳輔唐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緬甸,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極富傳奇色彩,也正是這段經歷對他以後的人生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1942年,日本攻佔中緬公路。當時正值八月下旬,年僅10歲正在讀小學的陳輔唐和家人無處躲藏,只得租一扁舟,漂在茵麗湖上躲避日軍的搜捕。後來,是湖邊寺院的老和尚和村裏的緬甸人救了他們一家。在那個叫梅貝的村子,陳輔唐一家悄悄住了五六年,直到日本人投降為止,他們一家度過了人生最危難的時期。這段受助的日子讓愛心、助人的感情在陳輔唐心中生根。

後來,一家人輾轉來到香港,生活漸漸安定了下來,陳輔唐才有機會重拾已放棄多年的學業。兒時對知識的渴望以及後來的奮鬥經歷讓陳老覺得:只要有心上學的孩子都應該有唸書的機會。1999年,陳在闊別59年之後回到梅貝村,令他驚喜的是,他見到了兒時的夥伴——一個叫安妞的小女孩,儘管如今的安妞已經成為孩子的祖母。當聽説村裏因為窮建不起小學時,陳老當時就有了捐建小學的意願。不久,在碧波盪漾的湖畔,一所漂亮學校建成了,村裏的孩子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學堂。

陳輔唐説他的一生中得到過許多陌生人的幫助,自己能夠在加拿大拿到行醫證書,成為一名醫生,也是因為得到了不認識的人的幫助。如今自己年紀大了,他要用自己的錢來資助更多的陌生人,尤其是年輕人實現自己的願望。

“西方人都講究在去世後再處理自己的財産,而我要親眼看到自己的財富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以這樣的方式在謝幕之前説聲‘謝謝’。”陳老説得真誠而坦然。

告別35年的記憶

1967年,陳輔唐來到加拿大,他發奮讀書,從醫科大學畢業後,成為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卡爾加裏有名的內科醫生。

1970年,陳輔唐與第一任夫人花了當時的所有積蓄買下了一塊約40英畝的地開始建造別墅。陳輔唐與妻子親自設計、購買材料並參與別墅的建造,最終建成了佔地超150平方米、並擁有一個約140平方米車庫的三層別墅。這裡記錄下夫婦二人生活的甜蜜與溫馨。

1999年,陳夫人辭世。陳老一如既往地堅持著多年來形成的習慣,親自駕車耕種,按時為600多株樹木澆水,年復一年地將少數死掉的樹木鋸掉,種上新的樹苗。在外面幹起活來經常長達兩三個小時,慢慢地,陳老開始覺得自己力不從心,他想起了當年在購買這塊地時夫妻二人的約定:等到沒有精力打理的時候就將它賣掉,然後把錢捐出去。

2005年,陳輔唐決定賣掉別墅,與這個留有35年美好記憶的家道別。這一決定得到了現任夫人陶女士的支援。在一年後的捐贈儀式上,陳輔唐特別提出了對陶女士的感謝:“我感謝她的支援,沒有她,我辦不成這件事情。”

願慈善的種子長為森林

經過兩次回中國考察,2006年,陳輔唐將變賣房産後所得到的2000多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給宋慶齡基金會。在一般人看來,慈善捐贈通常是個人財産的一小部分,而陳輔唐捐出的,卻是自己財産的大部分。生活節儉的陳先生回國參加捐贈儀式,夫婦倆都是買的最便宜的機票。

最初商談這筆捐贈資金時,宋慶齡基金會曾提出以陳輔唐的名字來命名這項基金,被陳輔唐拒絕了,他説:“我只是在自己的人生謝幕前以個人的微薄之力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宋慶齡女士‘締造未來’的理念很偉大,也可以激勵更多的學生。希望我的一顆小種子,將來長成美麗的森林。”

陳輔唐説,把錢交給宋慶齡基金會很放心。他只想安靜地度過余生,相信宋慶齡基金會會很好地使用這筆基金。

2006年,陳輔唐榮獲“中華慈善獎”稱號。對於獲獎,一向行事低調的老人説從來沒有想到過,“通過這個獎,我看到中國政府對我的肯定,人民接受了我,説明我做對了。”

《今日中國》2008年第一期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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