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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與流傳 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前言
中國網 | 時間: 2006-04-27  |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流傳

二百三十多年前,清乾隆帝依託鼎盛的國力,組織全國數百名優秀學者,用十餘年的時間編纂《四庫全書》。它涵蓋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文化基本典籍,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

《四庫全書》的編纂繼承併發展了中國自古以來保存文獻的優良傳統,而真正成書的動因是明末清初以來文人學者倡導的儒藏説。在強盛國力的支撐下,乾隆皇帝希冀完成空前絕後之舉,從而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的宏偉理想。

乾隆皇帝先後為纂修《四庫全書》頒發了三十多條旨諭,題詩達五十九首。對《四庫全書》編纂中的諸多問題,舉凡徵書、體例、輯刊《永樂大典》、底本發凡、建七閣、督查速度與品質等事,無不躬親。既設官撥款,又獎罰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文津閣、文溯閣書尾均鈐有“太上皇帝之寶”大印,證明乾隆皇帝在退位之後對《四庫全書》的編纂仍然十分關注。在乾隆皇帝親自籌劃下,在高效組織運作下,先後有三百六十多位皇子王公和專家學者從事編纂工作,而參與七閣和兩部《薈要》抄錄的人達四千五百餘人。如果再加上獻書、建閣等諸方面的人手,參與此項工程的人數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四庫全書》編纂的成功,一方面依賴康、雍、乾以來經濟與學術繁榮,更得益於一批傑出學者的參與,如紀昀、戴震、周永年、陸費墀等的學術水準舉世公認。

《四庫全書》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皇帝便開始籌劃成書的收藏。他首先下令建北方四閣,文淵、文源、文津、文溯閣分建於北京皇宮、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北方四閣編成後,他又下令再抄寫三份,分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編書與建閣,是《四庫全書》這一浩大文化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四庫全書》抄畢送藏後,伴隨“康雍乾盛世”的余光,度過了半個多世紀寧靜祥和的時光。隨後,《四庫全書》飽經戰火摧殘,厄運接連不斷。首先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是江南三閣。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國兵艦攻陷鎮江,文宗閣《全書》損失了一部分。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打鎮江金山,文宗閣與《全書》全部被焚。太平軍佔領鎮江後又進克揚州,文匯閣及所藏《四庫全書》也被付之一炬。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陷杭州,文瀾閣雖存而棟宇半圮,閣書星散。以後歷經數次抄補,基本復原。但又屢經遷徙,今藏于浙江省圖書館。南方三閣,僅此孑遺。

北方四閣,首先遭殃的是文源閣《全書》。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圓明園被焚,文源閣《四庫全書》及貯藏于味腴書屋中的《四庫全書薈要》化為灰燼。文淵、文津和文溯三閣《四庫全書》雖完好保存至今,但都已閣書分離。文淵閣《全書》自1931年運出故宮,便再未回到原閣,先是全部運往上海,此後又輾轉于重慶、南京等地,最後渡過海峽,運至台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辛亥革命後,文溯閣《全書》曾一度運至北京故宮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運回瀋陽。1966年,文化部決定將其從瀋陽移交當時的“戰備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收藏,保存至今。

七部《四庫全書》之中,保存最好的是文津閣本,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運往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全書》在文津閣收藏近一百三十年。1909年7月,清政府允準撥文津閣《四庫全書》為籌建京師圖書館所用。1915年正式入藏京師圖書館。隨著京師圖書館的改名易址,《全書》曾四次搬遷,1987年,北京圖書館新館(現名中國國家圖書館)落成,文津閣《全書》由舊館搬入新館二樓正廳後的《四庫全書》專藏書房內,收藏至今。

《四庫全書》的價值與貢獻

《四庫全書》的價值與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規模亙古未有。全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十三冊,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收書三千四百七十四種,七萬九千零三十九卷;每套總計抄成二百三十余萬頁,總字數近八億字。此外尚有《四庫全書薈要》抄成兩部。它們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工程之浩大,實屬空前。

其次,分類科學。《四庫全書》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從此成為整理中國傳統文獻的標準與圭臬,為中國傳統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範本。因編書而結撰的《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在中國古典目錄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它發揮了古典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旨,沾溉後人,厥功至偉。先於《總目》四年成書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既精簡了《總目》的總序和小序,有些條目還附有簡短的按語,頗便翻檢。《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先後完成,在整理傳統文獻、蒐集整理與書目分類、學術評價等方面,確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第三,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從《永樂大典》中抄錄和搜輯佚書是“四庫”館臣所從事的一項最有價值的工作之一。據統計,“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共五百一十六種,其中三百八十八種被收入《全書》,一百二十八種列為總目存目。收入《四庫全書》的三百八十八種近五千卷文獻,其字數總量已接近《永樂大典》的二十分之一。沒有這一舉措,二十四史就會缺少《舊五代史》,宋人別集就會篇幅大減。《四庫全書》對《永樂大典》佚書的輯復,是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搶救。

第四,傳承歷代文獻。首先是盡數入編清代的內府藏書,既包括清宮保存的前代流傳下來的舊藏,也入選了清代內府刊刻書籍。乾隆皇帝將這類書籍全部納入《四庫全書》的採擇範圍,集中到《四庫全書》館,對於官刻的前代舊書,例如乾隆年間校刻的《十三經》、《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繕寫,收入《四庫全書》;其次是集中各地官府採進和私人進獻的書籍,這一部分在《四庫全書》中所佔的比例最大。由於各省總督和私人進獻的圖書玉石雜陳,真贗混淆,“四庫”館臣首先加以甄別、校勘和考證,去偽存真,呈送皇帝裁決審閱之後,作為定本收入《四庫全書》。構成了《四庫全書》的另一個主幹是史料的纂集和新書的編造。《四庫全書》中收錄康、雍、乾三代官方編輯撰述的著作超過了一百種,且大部分是宏篇巨制。如《全唐詩》、《歷代賦匯》、《全金詩》、《朱子語類》、《淵鑒類函》、《駢字類編》、《佩文韻府》《子史精華》、《明史》、《國朝宮史》,《大清一統志》、《康熙字典》、《歷代職官表》等。這些著作不僅集中梳理了明以前的歷代文獻,更為後世提供了完備、週詳的歷史資料。就字數而言,約佔了《四庫全書》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些都是清前期百餘年間成百上千的學者、官員費盡心血完成的文獻積累。

第五,編修組織嚴密,考校力求嚴謹。《四庫全書》開館之初,乾隆皇帝除了依照封建體制,命皇子和重臣擔任正副總裁外,主要選用了知名學者分別擔任總閱、總纂、總校、提調、協勘等職務,其中許多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學者。如戴震精於經學、算學,邵晉涵精於史學,周永年精於輯佚,任大椿精於典制名物等等;又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總閱官、總纂官、總校官等,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貢獻甚多的還有于敏中、王際華、金簡、陸錫熊、陸費墀、翁方綱、程晉芳、朱筠、姚鼐、彭元瑞、莊存與、金榜、王念孫、劉墉等,俊才碩彥,稱一代人才之盛。《四庫全書》館成立伊始,即全面規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運作體系。它先將編書與撰寫提要的工作統一起來,並採用分類包乾,專人全面負責到底的工作方法。對於各書的校勘、考證、提要的撰寫以及根據內容價值而預擬的應刊、應鈔、應存目三種意見等工作,都有人專負其責。《四庫全書》的編修系統專業而科學,從嚴務實,貫徹始終。從選本的簽注到輯佚、抄校、勘定,垂鵠之高,督責之嚴,運作之高效,令後人慨嘆。

第六,多層次工程。首先是編印《武英殿聚珍版書》,在徵書、輯書的過程中,發現有不少珍本秘籍為社會所需要,於是乾隆根據專家學者們的建議,決定用新造木活字法刻印流通,共印行了一百多種,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其次是率先抄錄《四庫全書薈要》。開館之始,徵書紛至遝來,卷帙浩繁,不便瀏覽,加以乾隆皇帝年歲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備的圖書,所以在開館之初,就命館臣從應鈔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出一部《四庫全書薈要》。其書可謂《四庫》中的《四庫》。乾隆四十三、四年,兩份《薈要》先於《全書》竣工,分藏于皇宮和圓明園,同時還編了一部《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加上《武英殿聚珍版書》、《四庫全書薈要》等,既有原始文獻,又有二三次文獻,形成一個完整的文獻系統。再次,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人所共知,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乾隆從統治君權出發,對各類書籍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締所謂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等不利於清朝統治的著作。四庫館臣在校閱各類書籍時,但凡發現前代著作有悖逆之處,或者編選之書有違礙條目,全部撤出銷毀。即使已經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在校勘過程中如果發現上述問題,也都部分地抽毀、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銷毀。《四庫全書》在編纂的全程中,一直伴隨著復查、校訂、改錯、撤出和禁毀。據有關統計,在編纂過程中,共禁毀書籍三千一百多種,銷毀書版八萬塊以上,為四庫纂修工程留下了遺憾,也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大浩劫。對此,近百年來學界多有所評。當然,今天對於《四庫全書》的編修文化價值,不能苛責古人,簡單否定,而要從學術文化整體深入了解並積極利用《四庫全書》,這樣才能真正有利於我們對古代文化的準確認識。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價值

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完整的唯一的一部。也是北方四閣本最後一部抄成的,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成書後曾作過三次全面復查,都由總纂官紀昀(曉嵐)親自主持。紀昀勘定的黃箋,雪白的開化紙,端正的館閣體楷書,使人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品位。由於其保存完好,二十世紀前期,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文淵閣本經檢查,有九種書共缺二十三卷,即據文津閣本補抄。文溯閣本發現有缺卷後,即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文瀾閣本被毀後,據文津閣本抄補了更多,達二百多種。至於三閣用文津閣抄補頁、卷則更多,可見文津閣本在歷史上對其他幾閣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

1920年,知名學者陳垣著手調查,經過三個月的清點,第一次得以全部清查統計。這是文津閣《四庫全書》首次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後,對《四庫全書》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較大的便利。1991年底開始,國家圖書館組織專家開展文淵閣與文津閣原書核對錄異工作,發現兩閣書差異頗巨。以集部為例,共收一千二百七十三種,存有差異者七百八十八種,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二。又如史部,收書五百六十六種,存有差異者二百九十種。産生差異的原因各異,程度也各不相同,綜合而言,大體歸類如下:

一,篇、卷之差異:如唐別集中杜牧的《樊川集》,文津閣本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文淵閣本十七卷,缺文津閣本卷二至卷五以及外集、別集,其餘各卷編次亦存差異。《樊川集》文津閣本多出部分有卷二共三十一篇,卷三共五十九篇,卷四共七十七篇,卷五共八十八篇,外集共九十四篇,別集共五十二篇,卷一、卷六又分別多出一十五篇和一篇。以宋別集而言,文津閣本多於文淵閣本就有一百二十八種書,共一千一百六十篇文。又如總集中清朱彝尊所編《明詩綜》,文津閣本中有三百五十六首詩為文淵閣本失收。這些史料可為廣大文史工作者提供新的研究空間。

二,文字之差異:以史部為例,明王撰《大事記續編》卷五十七,文津閣本計三十四頁,文淵閣本只有十九頁,文津閣本多出的部分沒有明確的篇名。如果不是整卷閱讀,或將兩個本子對照著看,即便是把多出的部分公佈,閱讀起來也很困難。再如史部清于敏中等編纂的《日下舊聞考》,將兩個四庫本和標點本一併核對,文津閣本獨有的三十六條,文淵閣本獨有的二十條,《四庫》本有而不見標點本的有八條。還有兩個閣本在同一位置上,字數基本相同,但內容相異。

三,《永樂大典》輯佚本的差異:又以宋人別集為例。《四庫》中宋人別集抄入輯佚本一百二十八種,兩個閣本抄錄內容完全相同有六十三種,正文部分相同附加資料不同有十四種,正文部分存在差異有五十一種。如呂陶《凈德集》,《宋史·藝文志》載為六十卷,後失傳,修《四庫》時據《永樂大典》輯佚為三十八卷。今文津閣本的《凈德集》有《周居士墓銘》,記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跡,從中可了解周邦彥的家世及周邦彥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價值,但此文卻為文淵閣本失收。宋祁的《景文集》同是從《永樂大典》輯出,均為六十二卷,但兩閣編次大異,文津閣本比文淵閣本多正文四百七十九篇。另文津本《補遺》二卷九十一篇,附錄一卷及唐庚和、陳之強序均為文淵閣本所無。文津閣本《景文集》是海內外最好的本子。這是宋人文集中較為突出的。

四,序、跋、附錄的差異:序、跋和附錄記載了作者生平事跡及後人的有關評論,是文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資料。文津閣本保留了大量的序、跋和附錄資料。如元劉鶚的《惟實集》四卷、附錄二卷,文津閣本除了較文淵閣本多出四篇五言古詩外,又多附錄卷上,計文十五篇。國家圖書館所藏《惟實集》除《四庫》本外,還有清咸豐五年刻本,以文津閣本與之相校,除正文部分文字差異較大,文津閣本又多詩九首;附錄部分同為兩卷,內容互補,其中文津閣本有四篇不見於咸豐刻本。

五,提要的差異:將兩閣書前提要和《四庫全書總目》進行核對,結果分為三類,一是三本同,二是互有小異,三是差異較大;其比例約各佔三分之一。差異的部分有的是兩本同而一本異,有的是三本各異。

總之,兩閣書實為異本,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各具價值。文津閣本的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

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價值與意義

為使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在行將遷入新的石室金匱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造福學界,北京商務印書館在新世紀初再次動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迅即得到了國家圖書館認同並大力支援。2002年,中國出版集團和商務印書館先後兩次召開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集團、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國內學術界與出版界古籍整理的專家學者,大家從多個方面論證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意義和價值:

一、文化價值: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大典,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將促進世界各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利於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播。

二、文獻價值:文津閣《四庫全書》是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該書曾經乾隆親校,紀昀親自三校,錯訛少於其他諸本。就版本而言,因文津閣本成書晚于文淵閣本和文溯閣本,因其利用的版本更為可靠,保存的文獻資料更為豐富。

三、研究價值:目前,《四庫》學已經成為專門的學科體系,並逐步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將首次珍藏于密室的抄本公開傳世,不僅可以大大提高文津閣本的閱讀與研究,還將促進《四庫》各本間比較研究的開展,促進《四庫》學研究的完善。另外,從保護文物角度考慮,以新的技術影印出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更有利於對國家文物原本的保護,這也是功德無量的文化建樹。

四、現實意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曾影印出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而今,內地最有影響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存世《四庫全書》中最有價值的文津閣本,表達了兩岸人民共同維護和努力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的心願。

五、淵源意義: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是老一輩商務印書館掌舵人張元濟先生一生數次謀刊而未果的願望,今天出版此書,再續前緣,正象徵商務印書館後繼者對老一輩商務人文化香火的傳承。

專家們認為,目前內地流通的《四庫全書》雖然有台灣輸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的文淵閣本,但文津本與文淵閣本可以互相補充,並不能互相替代。

隨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同意中國出版集團承擔出版工作,並由商務印書館負責實施,同時發文批准文津閣《四庫全書》為國家重點出版項目,並希望該項目成為新世紀一項標誌性的文化出版工程。從此,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工程正式啟動。

運用數字技術、打造新型《四庫全書》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標誌性文化出版工程,影印《四庫全書》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要萬無一失地保護好這一文化國寶,不能因之而受損失;二是要全資訊化地廣泛傳播于後代,實現可藏、可用之功效,最終使之成為我們這一時代文化建設的重大工程。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工程終於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讓《四庫全書》得以整舊如新,變成了可以充分滿足不同層次需求的文化珍品。

運用數字技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圖像方面。我們採用高端數位相機進行拍攝,全息化保存各書形態。隨後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單頁數字編碼,保證每單頁編碼的唯一性,為建立全書基本數據庫打下堅實基礎。最重要的工作進行圖像處理,包括清除原本文字著色不均、污漬、透字等等,使文字清晰度恢復到抄錄初期水準,版面乾淨如新。其次是編輯方面,是在既定編輯原則下,按科學的分類,在自主開發軟體支撐下,依託大型數據庫進行版面的排定與設計。版面處理規範統一,分毫不差,最大限度地保證從函、冊、卷、頁先後順序的準確無誤,避免了人工操作的顛倒或遺缺。最後是印刷方面,實施按需出版。全書採用數字印刷設備,既可以實現篇幅大小,還可以實現單套個性化生産。這樣,可以滿足購買使用者的不同需求。現代數字技術使《四庫全書》這樣巨型的文化工程真正做到時間省、品質高、産品線廣。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不僅將為中國文化的傳播帶來新的展望,也將為本書走向市場,走向未來開拓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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