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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研究生針對小説創作現場提問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3-06-13  發表評論>>

王 琳:有一些想法不是很成熟,首先剛才黃老師説的一段話裏面感到有一些感觸的,比如説您説,您平常的愛好,比如説別人喜歡打麻將,但是您喜歡通過寫作來對自己的空閒生活做一個充實,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按我來説是一種非常感人的想法。現在年輕人娛樂表面上是很豐富,但是精神是很單一的,今天有空了可以出去看電影,出去玩其他遊戲,現在因為你有一台電腦,這一天完全不用出門,可以幹各種各樣的事情,同樣是用電腦您寫作,您看一本其他的書,都比打麻將那種沒有對生命的寬度有任何延展的方式要好很多,所以這是我剛才聽到的一種感動。

因為我跟計老師,也是對台灣文學也有一些研究,我看了對城市風物有一些感觸,寫香港的寫櫥窗或者寫咖啡這種很細節的東西的時候,我會感覺有一種互相融合的感覺,很多寫的很流暢的作品,都會有人物和大背景的融合,黃老師這本書也會讓我有這種感覺,很能融入其中的感覺,其實我在看不同城市文學或者寫不同城市人的性格的時候都會有一種互相照應的感覺,我們説香港文化,現在的全球化發展到這個地步,實際上也不能説一個城市文化是很單一的,都有不同的,比如歐美,比如説東洋這種會有一種不同的融合,可能香港是我自己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覺應該説英國的文化有一點的遺留,可能因為商業性又比較強,有生意人的精明,這種精明相對來説他在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時候,做休閒的時候會有很精緻的感覺,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反觀再看台灣文學的時候,它經過日本殖民的一段歷史,所以它會有日本的那種雅的文化,它又有一種台灣本土比較樸實的文化在裏面有融合,我想問一下黃老師,不知道您在人生當中,去過一些不同的城市,對不同城市的女性性格有怎樣的看法?

第二個問題我對作家的生活狀態有一定的興趣。我原來看過鄭淵潔的書,他的書裏講了一個作家的故事,他可能會十天什麼都寫不出來,突然有一天就會文思泉涌,寫的時候會不自覺地非常激動,或者為作品中的人物而哭了,這樣的感覺?

黃虹堅:謝謝你。我在內地生活過,如今在香港生活,這些年也到各地旅遊,西方、東方各個國家也跑了一下,但只是走馬看花,並未交到西方女性的朋友。到巴黎也去探望過一些朋友。那裏有我一個師姐,有開放開革後出去的新朋友,也有幾位從外國回來讀書、又出去巴黎定居的舊朋友。我去看過師姐兩回,她是很有故事的一個女性。我和她們交談,了解過她們的生活和想法。她們在西方生活三十年了,但在女性共同關心的話題上我們可以談得十分和洽。也讀過一些反映西方女性的小説。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文化背景成長的女性,某些想法是可以相通的。我們想像西方女性非常開放,在性、婚姻、家庭方面離經叛道,特立獨行。其實很多西方女性都是很好的母親,很好的妻子,或者是很好的職業女性,女性成長當中有些追求是共通的。對西方女性我大致是通過新聞、文學了解的。我覺得不同文化背景成長的女性一定會有相異的特點,如對公民社會一些論點的認定,發逹的、發展中的、較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彼此就會有較大的差異。在思想表達方面,西方女性和男性一般銳利、清晰和豐滿,所以才會産生像《第二性》這樣的著作。

上面談的只是我的一些感覺。

我接觸過台灣的女性,覺得她們的談吐、舉止都比較優雅。文化革命摧毀了我們作為知識女性的很多特質,包括我們徹底放棄了對優雅的嚮往。我近來越來越覺得知性、寬容、淡定、優雅應該是知識女性的一種姿態,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我們對這些素質的認可。“文革”留在我身上的餘毒還未排清,到現在一説話還是張牙舞爪的,有時也想收斂一下,要徹底去掉卻難了,但我還是願意努力去追求。

台灣女性我接觸過一些。我覺得她們對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比我們內地,比香港全面。我對台灣人印象不錯。第一次去台灣是為《湖草萋萋》領獎。那次大陸得獎的是劉恒的《秋菊打官司》。這戲張藝謀拍了,鞏俐演的。我出生地是香港,一到香港身份證上就是三顆星,表示是永久居民。新移民則要住夠七年才能換三顆星的身份證以示是“永久”了。當時我在香港還沒住夠七年。台灣當時的入臺規定遠不像今天那麼開放,規定赴港香港人必須住夠七年才給發入臺證。當時我特別想親自去領獎,跟台灣新聞局職員表達了這個心願。她和上司商定後説那好吧,我們為你實施特別的方法,根據“大陸人士赴臺領獎辦法”(當時已有不少內地作家的文學作品在臺得獎)的政策給你發入臺證。我們把入臺證傳真給你買機票,再把正本放在機場我們的辦事處,你下機後拿到證就可以入臺了。我們大陸機構碰到這個情況,可能就會簡單地跟你説“不行”就算了,但是他們為了我這麼一個個案,可以網開一面,找到一個通融的辦法,體現出人性化的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在飛機上,旁邊坐了一個台灣中年男人,我現在還記得他姓范。他問我去台灣做什麼,我説我是搞文字的,去辦事。他告訴我他的父親也是搞文字的,是《華僑日報》的編輯。我説你父親不是該退休了嗎?他説在台灣可以工作到70歲。萍水相逢的人他就可以跟我聊天,把他的家事告訴我。他待人非常熱情,説你第一次到台灣吧,我帶你遊遊台北吧。他還説他太太是軍隊的護士,我開始時有點戒心,接觸下來那人挺實在的,也就輕鬆了。後來他果真開車來接我遊了一圈。他從台灣到香港也來找過我,我請他吃了南韓燒烤。這例子説明就是萍水相逢也可以以誠相待。

當時的頒獎會,現任的台中市長胡志強來了,他當時管著文化,來了就跟大家嘻嘻哈哈。我印象中咱們內地官員外表看去都比較嚴肅板正拘謹,胡志強就像朋友一樣和大家聊天、合照,給我印象很深。當時得獎的除了寫《秋菊打官司》的劉恒(他來不及辦入臺證沒去),還有張鐵林,就是老演皇帝那個,他現在是南方一所大學表演係的系主任。還有一些是台灣的本土作家。胡志強來了表現得非常輕鬆,可以説是親民,你就覺得這就是一個鄰居大哥,老朋友,就是那種感覺。

我再講講台灣女性。當時接待聯繫我的是他們官方機構的一個女孩子,姓謝,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跟在座的研究生年紀差不多,也是非常週到的一個人,跟你説話那個溫柔,那個細緻,那個面面俱到地關照你,我頓時感覺到自己粗疏的一面。在這樣形象面前我曾反省:到底是什麼動了我們內地知識女性的優雅和斯文?真有點自慚形穢。我們説話的風格,我們的用詞,都和優雅斯文有些距離。

第二個你問到寫作狀態,還是魯迅那句話,寫不出來時不要硬寫。真是有寫不出來的時候。在香港糊裏糊塗投稿根本很少有人看的,但我還是有一些雜誌約個三五千字的稿,規定什麼時候交,那就沒有辦法要硬寫了。我有一個特點,坐在電腦前面,跟文字一建立起溝通,下面就順了。較大容量的作品也有很多時候會寫不下去,對人物的命運,故事的走向把握不定,僵在那兒了。我有一個毛病,寫作時沒有提綱,怕限制了思路和靈感,於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也有的作家寫作大綱寫得極其具體細緻,大紙小紙貼得滿墻都是。但我就不是,我不寫提綱,只有一些基本人物的構思和故事框架。我覺得我自己有時很麻煩,原來這個人物是這麼想的,但寫到後來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我也説服自己,這也是某㮔作家的寫作狀態,托爾斯泰開始時也沒打算讓安娜死,但最後她不得不死。作家對人物的命運不是事先都想透的,隨著故事和情緒的走向,最後可以改變初衷,寫出人物真實的結局。

我的寫作狀態還好,不至於寫不下去。稿子沒有期限時,寫不下去便堅決不強迫自己硬寫。我的大作品起筆作多在秋天,秋風是涼爽的時候,每到秋天我的創作意欲總是很充沛。我的小説多和秋天有關係,我筆下的秋天寫得特別美,這跟我自己出生在秋天也有關係。

我很討厭的還有一點,有時候寫小説開了一個頭,把它存起來自己忘了。到時候又起了叧一個頭,寫著寫著感覺似曾相識,原來曾經構思過的,但自己忘了。我的下一部就開始試著弄一個提綱,別這個人前面死了後面又復活了,還是得有一個提綱牽引。好在現在也很方便,在電腦上寫一個提綱存起來就是了。我覺得我整個寫作狀態還好,寫時也會被自己的人物感動,寫著寫著會眼眶一熱,會流淚,但不致像法國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死時會掩面大哭。《和誰在陽臺看日落》的結尾,我不論讀多少遍還會自我感動,有一股淡淡的哀傷在心中繚繞,有時還會叩問:這些句子是我寫的嗎?我能寫得出如此感性的文字嗎?

    這麼説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兩個問題。

    歐陽月姣:我對女性這方面挺關注的,可能是一直對理論比較感興趣,讀得也相對多,在理論上我是一個走到比較激進的程度,因為我當時本科有一個論文關於姐妹情誼,我是從美國的女作家艾麗絲•沃克的小説《紫色》裏講黑人女性主義,關注到姐妹情誼,然後也有一些狹窄的理解,比如説建立在同性戀的層次上,我關注的問題是姐妹情誼在中國的語境中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有一個很有特點的演變就是有女性家族史這樣一個東西,現在很多女作家很愛寫以女性為支點的家族史,包括《天香》這樣的小説,這跟中國的文化有特別的聯繫,這是我感興趣的地方。黃老師這本小説的話,也是可以看作沒有血緣的女性家族史,對於情感的描述還是挺傳統的吧,相對很激進的作品來説顯得很舒服很溫潤的感覺。這本小説裏面關於細節的描寫也蠻好的,我們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受港臺文化的滋養尤其是流行文化,很多東西為我們來説不是陌生的,包括消費、品牌這樣一些東西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進入起來還是比較容易。

艾 尤:我看完這部小説以後,如果我要寫一篇評論,我就把主標題取名為“香港都市文學中的田園風”,因為這部作品同樣也寫香港都市,但它的切入角度卻與其他香港都市文學不一樣,黃老師寫出了另一種風格都市文學。另外,我覺得這部小説的敘事方式也很有意思,想請黃老師談談她的創作感受。

黃虹堅:我這種敘事方法是故意為之的,把一個完整的故事打碎了,各條線各自發展,一定時候又重疊交叉。這個敘事方法像電影的表現手法,在香港一些評論看來是比較可取的,這得益於我接受過電影教育,對蒙太奇有一些了解。電影從這個鏡頭跳到那個鏡頭,很多人和故事的表現都不是單線一氣呵成的,有很多條軌道,它們會平行前行,又會交叉糾結,然後又會分開,到最後走向終極。但大家也可能看出來了,我的故事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結局,我希望我的故事是沒有説完的故事,讓讀者參與每個人物命運的創作,你認為他可能怎麼樣?這是閱讀裏出現的現象,每個讀者都會根據他們的閱歷教養為人物設計一個結局。如果説有點什麼新想法,我覺得就是這個:我不會告訴你結局,因為生活還在繼續,這個軌道還在前行,哪兒會是終結呢?誰都説不清的,就這麼著吧。

王紅旗:很好。懸念也是對讀者想像空間的拓展。我想説的是你整體寫作中出現的一個“先驗性”問題。你規定性的更多的敘述可能會使你的敘事非常流暢,但是,缺少人物靈魂交鋒性的對話。比如,陸盈秋與淩浩波如此尖銳的價值觀、愛情觀衝突。也就是説,你的“先驗性”成就了你,也限制了你。

三代女性對愛情有著截然不同觀念所引起的靈魂嬗變。奶奶堅守靈魂深處的真愛,被思念與等待的愛溫暖了一生,有點柏拉圖精神之戀的味道。母親到香港後遊走在所謂的愛情與性慾之間,遠離了心靈最需要的,卻遭遇了種種欺騙。女兒在兩位男友背叛之後不再相信愛情,卻被奶奶對愛情的堅貞所感動,心靈被照亮。如果有更多貼近日常生活的細節,有著生死博弈心靈對話,引領情節故事、可能會有更深刻的思想、文化與人性的撞擊張力。

艾 尤:應該加強不同人物之間的對話。

王紅旗:這種對話,是非常能夠體現小説生動性與生活感的。因為人喜歡看小説中的這些精彩。

艾 尤:林浩波這個人就很複雜,但對於他的複雜性的表現,更多的是通過您的敘述來呈現,關於他內心的獨白,以及他與其他人物的對話卻不是很多。若加強人物的對話,他與陸盈秋應該會有很強烈的交鋒,這樣更能凸顯人物本身的性格特點。

計璧瑞:黃老師到後面寫得急,黃老師想有更大的企圖心,後面就是寫的還可以再緩,當然這樣篇幅會更長,黃老師特別急切想把很多東西交代出來,這樣其實最後就只有敘述這樣一個最簡短的辦法,我覺得後面有點急了。艾 尤:前面的鋪敘多,故事進入的很慢,後面的故事就講述的更快些。

郭凱旋:黃老師,您好。我的碩士畢業論文打算寫香港小説,香港這座城市很複雜,香港的文學狀況也很複雜,這正是我感興趣的。就香港的文學環境而言,能夠堅持寫作的作家肯定緣于對文學發自內心的熱愛,比如説陳慧創作《拾香記》還有董啟章辭去大學教授的職位只為寫《自然三部曲》,所以前面聽您説您把寫作當作一種生存方式,有一種對文字的依戀,我真的很感動,我想問您的是您在大陸生活了四十多年後再融入到香港社會中,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包括生活和文學創作,您所面對的最艱難的問題是什麼?

黃虹堅:在香港最艱難的,是你必須要解決生存的問題。我在內地生存得很好。我在電影製片廠上班,不用天天去,一個月開一次會拿一次薪水就散了。到香港還要朝九晚五上班去養家活口。我剛到香港需要租房子,租了房子才把我女兒接去香港一塊兒生活。那家房東很好,是上海人,但是生活環境很不講究。我女兒嫌洗手間臟,不肯進去洗澡。她每次洗澡,我都得先把洗澡間徹底打掃一遍,生活當時非常艱苦。但我們這種人習慣吃苦,不苦反倒覺得生活不正常了,所以那些苦在找們看來只是小菜一碟。現在想起來真是艱苦的。房間很小,只能放一張小床,我就買了一個榻榻米睡在地上。租給你房間一般是“免炊”,也就是不讓你做飯的,吃飯是很大的問題。後來房東讓我做飯,讓我很感激。這是香港人情溫暖我的一面。但生活得非常拘束,我在內地己經有自己的房子了,到那邊租人家房子住,這是很大的落差。男房東其實是老實人,晚上老不睡覺,看三級片,我起夜他還問我看不看,算是和我打招呼。到什麼時候我覺得自己生活得比較像人了?就是我買了房子之後。所以我非常理解年青人對房子的渴求,我買了房子就等於精神上有一個自己的家了。

我到香港之後,自問是很勤奮的,上天也給了我一個比較好的身體。那時我打兩份工,白天在出版社上班,下了班我到報社上班,報社下班是晚上兩點,回到家都3 點了,洗洗就趕快睡覺,第二天趕去上早9點出版社的班。但是像王老師説的,有內地生活那麼一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就都能對付了。生活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我沒有怨天尤人,哭天抹淚。這過分的堅強就帶來了我們的小粗魯和男人氣。後來有了自己的房子,覺得在香港生根了,安家了,女兒的生活也有規律了,才顧得上有點小情調。

我在小説裏很強調金錢的重要性,這是在香港非常切身的一個體會,也是我一個很大的轉變。在內地我動不動就説人家充滿銅ত௼쥸⤾鯼즸婫襾礸�죀⤽楈੦馸黎�㤼ꥈ੦馸鷺꧚䤸ॏ娯�쩒ᤸ�露稃�䯼즲ᩒ᥍䦘露礸礸��䢀�⦲ᦜ騴⥯짚䧧林ﯼ즗奭॒쥆餽쩃�量詚䦌᧚䣀⩩쥅릀�뤹騯䧉騴襟ꧡ৬줸ࣀ⧦를ਿ餸ꥰᨰ褸�ꤻह襹觸ﯼ쨿餸꨿覘謁উᤸ��䧜類檢⼯p>

當然我也經歷過打擊。我原來在一家英資出版社工作,本來待遇很好,活得很好。但97之後生存環境變了,老闆也學會整人了,出了一套書賣不好,他想讓我背這個黑鍋,我沒答應。他就玩起了小心計,首先降我的職,把我降為普通編輯,還把這個降職文件故意落在印表機上,假裝忘了,就想用這種侮辱逼你自動辭職。那幾天我忙得要命,不少公司同事都紛紛來請我吃飯喝茶,但是沒説有什麼事。後來我才知道那份文件全公司都知道了,只有我蒙在鼓裏。雖然經受了這個打擊,但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硬著頭皮熬夠了拿公積金的年限,當天就打辭職信。正打的時候,師姐打來電話,説我們大學在招普通話老師,你來不來?我除了持有兩所大學的畢業證書,還考了國家語委普通話水準測試的一級乙等,有資格到大學教書。一星期後我就到那兒上班了。

後來我在一些場合常遇到炒我的上司,他後來也讓他的上司炒了,見到我老想躲,我主動和他打招呼,心裏充滿了對小人物的悲憫。

除了教現代傳意課程,政府也請我去當文學徵文的評委,教育局會請我去上課,學校會請我去做閱讀寫作的講座。各種課程,各種社會角色,讓我有很多機會接觸生活的方方面面。下學期除了普通話可能還會開一門課,談閱讀和寫作。我準備講經典閱讀。我曾經開過一門兒童文學課,學生都是中小學中文老師,問你們讀過什麼名著,半天才有人説讀過朱自清的《背影》,這還是香港中學4年級文學課的課文。閱讀這個事在香港是可以通過作家的努力做得好一些的。

郭凱旋:香港回歸的政治事件對你和香港的土生土長作家有影響嗎?

黃虹堅:有影響,怎麼做到人心回歸是很大的問題。有的作家包括我,對內地香港事務的看法都是矛盾的。剛才我説了,我不會正面去寫這種題材,但有的作家好這一口。有的作品預言中國的盛世,小説寫出來,我感覺他對內地政治的認識有許多糾結和分裂。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毅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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