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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生平功績字號:
劉少奇在北方局的活動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5  發表評論>>

關於北方局的情況

我在北方局的時間很短。我是1936年陰曆8月15前幾天,也就是9月出獄的。同一批出來的有薄一波、楊獻珍、劉瀾濤和我,一共十個人。我們出來以後和組織發生了聯繫,但並不都住在一個地方。北方局和我們發生關係的負責人是同安子文聯繫,他跟孔祥禎發生了關係,據説還有徐冰(他是不是北方局成員,我不知道)。出獄後,我被安排住在太平橋一個公寓裏,跟我住在一起的,有廖魯言、胡錫奎(不久他回家探親去了),楊獻珍可能住在湖北會館,安子文和劉瀾濤大概住在陜西會館。當時,安子文告訴我:北方局有一個負責同志要來找你談話,,你不要出門了。當時我正有病,脫肛,走不了路。來的人個子比我高,一見面便問我:“你姓馬吧?”我説:“我姓馬。”他説:“你叫馬星榮。”這是我在黨內的名字,那時黨內都知道,但人不一定認識。少奇同志是認識我的,過去在武漢、在莫斯科見過面。來人對我説:“啊,組織決定叫你們出來,你還不出來,還反對呀!”我説:“我坐牢坐久了,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對黨的方針政策不了解。後來,我還是服從組織了嘛。”他接著説:“算了,不説這個了。組織上已經決定叫你到天津去參加工作組。”我説:“我脫離實際情況很久了,要我參加工作組負什麼責任?”他説:“你到天津就知道了,就是領導天津、冀南、冀東這些地方。”我對他説:“我的病沒有好,脫肛,腸胃病嚴重,是不是允許我先到醫院去割痔瘡,然後再去工作。不割痔瘡我走不了道。”我把得病的情況告訴了他。他聽了以後就説:“好,同意你的意見,先到德國醫院(現在的北京醫院)去治病。我派一個人來照顧你,所有在醫院治病的事情都由他來負責。我叫這個人來同你見面認識一下,你就去住院。”後來就派吳德來照顧我。當時,德國醫院是不容易進去的,我是通過孔祥禎的關係住入醫院的。孔祥禎是具保出獄就醫的,他認識醫院裏面一個姓王的大夫,是中國人。這時,第二批人已出獄了,殷鑒也出獄了。他當時化名叫黃建純,我化名叫馮俊齋。我們兩個人是同時入德國醫院的。隔了十來天,組織上就催我去天津,説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你趕快出院。不久,我就到了天津。

一到天津,我的病沒全好,肛門還是出血。彭真對我説:“你這不行,還是到北平繼續把這病治好吧。”於是我又到北平做了第二次手術。手術以後,正好是西安事變,全國沸騰,群眾的情緒高漲。我第二次到天津,雖然是在租界裏,因為沒有家屬,租不了房子,組織上叫吳德找了一個女的(就是我現在的老伴)和我扮做夫婦,她還抱著一個孩子。這樣,有了家屬,又有孩子,就好掩護了。

北方局派駐天津的工作組組長是彭真,那時叫老傅,當時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傅茂公,只是內部叫老傅,別的人連他姓傅也不知道。彭真跟我説,我們原來有兩個人,你來了以後就三個人。就是彭真、李大章和我。我們三個人都是在外面分別碰頭。李大章告訴我,我們這三個人是一個組,還有一個組在北平,但他沒有説北平那個組有哪些人。少奇同志在北平我是知道的,只是沒有見過面。他還對我説,我們北方局駐天津工作組對外不叫北方局,叫河北省委工作組,這樣目標小一些。實際上原來的河北省委(書記是高文華)已經撤銷了。河北省委就是北方局。

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左右到天津的,他是中央代表,擔任北方局書記。有人説,少奇同志是2月或者3月來的,這可能不對。我曾經問過高文華,他説,這一年發生了“三·三一”抬棺遊行,少奇同志來了批評過他。如果少奇同志在這之前已經來了的話,就會制止這個行動。正因為他沒到,才發生了這件事。可見,少奇同志是“三·三一”事件之後來的。少奇同志到後,高文華被派到石家莊去了。

北平組除少奇同志外,還有柯慶施、老鄭(即林楓同志,名義上是少奇同志的秘書),山西、河南歸他們管。

天津工作組領導天津市委、冀東特委和冀南特委。彭真直接領導冀東。冀東特委書記是王平陸,住在遵化附近,後來改為東路和西路兩個特委,下面有市委、縣委、支部。據説,馬國瑞在冀南。“七七事變”後,又從天津派劉建章去冀南爭取葛貴齋部(地主武裝),把這支幾千人的隊伍爭取過來了。我分工負責管天津。天津市委書記是李鐵夫,朝鮮人,彭真的愛人的姑姑是他的愛人,叫張秀岩,她是婦女部的,姚依林是宣傳部的,還有易吉光(據説現在在上海,已癱瘓了)。下面的組織我不了解,只知郊區農村大王莊、小王莊有黨的組織,學校中,耀華中學、工學院也有黨組織。出的刊物不少,還開了一個國際書店(或叫知識書店?),易吉光是經理。我常去那裏。我當時充新聞記者,柯慶施在天津時也充新聞記者,化名姓吳。還辦了個晚報。統一戰線的組織也不少。兩廣白崇禧、李宗仁的代表叫劉紹襄,是反蔣派,在天津與日本人搞關係。山西閻錫山也有代表在天津。所以,在天津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比較方便。李大章分工負責領導冀南特委,並負責編北方局機關刊物《火線》。這個刊物過去比較有名(按:1933年3月18日創刊),直到1938年10月停刊,一共出版了一百期。我保存了一套,在1939年一次大水中泡掉了,這是北平解放後姚依林告訴我的。當時,曾調胡錫奎來編過幾期,不久,他被派到冀東去了,就由姚依林負責編,一直編到最後。負責刻印的是趙非,原名趙甫軒。這個人後來叛變了。還有一個女的,叫周毅(現在在鐵道部)。他們是刻蠟板的。

當時,凡是要知道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線》,每期頭一兩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志的文章;看《火線》也可以知道少奇同志的活動情況。他當時寫文章用過的筆名叫K.V.、行知,還用過其他筆名。負責文件發行、交通接待的是張子恒(現在在瀋陽當顧問),他是山西人,交通站的負責人,文件發到什麼地方可以去問他。《火線》的稿子先交李大章,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他把稿子交給我,我再交給張子恒,張子恒最後交趙非刻印。

在天津,我和少奇同志沒有直接見過面。1937年春節後幾天,彭真和柯慶施對調。柯慶施原來是北方局組織部長,從北平調天津,任天津工作組組長;彭真從天津調北平,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之後,中央召開白區黨代表會議和蘇區黨代表會議,平津兩地去的人有劉少奇、彭真、高文華,還有天津市委副書記劉瀾濤,天津市委書記李鐵夫也到延安去了,冀東的李運昌也去了。他們走了以後,在天津,有柯慶施、李大章和我三個人。在北平,只有老鄭(林楓)一個人了。當時負全責的是柯慶施,他既領導北平,又領導天津。這樣,柯慶施就把他領導的冀東交由我領導了。我除了領導天津外,又領導冀東,還領導統一戰線工作。冀東特委經常來彙報的是丁振軍,南部特委是閻達開。

少奇同志在統一戰線方面有很大發揮。他非常強調爭取上層抗日。關於我們黨做宋哲元部隊工作的情況,可以問朱則民(現在在經委或計委),當時在北平市委(李葆華任市委書記)搞軍事工作。張克俠是上海來的,曾掩護一些人到宋哲元部當學兵。據説還有張友漁在該部當過教員。還有一個參謀處長可能是黨員。是否給宋哲元部隊送過進步刊物我不清楚。當時有《大眾生活》等刊物,范長江可能在《大公報》上寫過社論。《實話報》是不是陳伯達辦的也不清楚,他是野雞教授。有些情況可以問吳硯農,他是天津《益世報》的,是黨員。“七七事變”後,“華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改為“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李楚離任黨組書記。為了擴大在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少奇同志的指導,“自衛會”曾派人到武漢去備案。當時國民黨的情況很複雜,在天津,有代表閻錫山系的天津電話局長張志歧,有代表兩廣地方實力派白崇禧、李宗仁係的劉紹襄。還有一些名教授與我們有聯繫。

少奇同志是中央領導成員之一,在黨內做出的貢獻,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我和他的接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從實際出發。他曾經和我談到,反“左”要防右,反右要防“左”。他講到,王明是個知識分子,教條主義,誇誇其談,引經據典,“左”得要死,右也右得要死。又講到陳獨秀時代,我們也經過了。那時候湖南農民運動真是鼓舞人心,毛主席有很高的評價。但在農民運動中農會代替政權,有些地方受到右派對我們的攻擊,中間派也有看法。戴高帽子遊街,他曾經向國際代表提過。總結我們的歷史教訓,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比立三路線更“左”,所以白區工作損失較大,流毒較深,統治時間較長。他説,搞統一戰線,國共分裂時容易出“左”,國共合作時容易出右。王明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提出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主席提出要獨立自主。這是我在延安時少奇同志同我談的。

“七大”原定1944年4月開的,叫我趕到延安。我到延安後,見到少奇同志。他對我説:“‘七大’延期開了。你過去在莫斯科學習,環境不好。你到黨校一部去學習,是個好機會。”他又同我講到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他説,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的鬥爭,終於找到了黨的領袖。任何人都要學習,但要學得像毛主席那樣完全難一些,甚至學他萬分之一也可以呵。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講,要學習,要理論聯繫實際,要防“左”,也要防右,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後來要我參加山頭座談會。那時候,各個根據地各有各的作風,環境不同,歷史情況不同,承認山頭主義是為了克服山頭主義。少奇同志説,一個新的單位和一個老的單位,分配東西時要先照顧新單位,因為它沒有底子。他還舉例子説,要學會做工作。他説,鄉下老太太很會做工作,我們許多同志卻不會。兩個孩子打架了,有的不會做工作,就説你的孩子怎麼打了我的孩子?結果弄得兩家不和。會做工作的,就對自己的孩子説,你又惹禍了!這樣兩家團結了,也教育了孩子。少奇同志就是這樣教育幹部的。

關於冀東暴動

1938年4月間,少奇同志打電報叫我去延安彙報。5月下旬,我到了延安。彙報由洛甫主持,劉少奇、張浩同志參加了,康生也參加了。參加會議的就這麼幾個人,李大章是秘書長,也沒讓他參加會。我住在少奇同志那一排窯洞裏,三個窯洞,一個是開會的,中間一個是少奇同志住的,右邊那個窯洞我和李大章住。晚上談得很晚,有時到外邊散散步。我在少奇同志那裏住了五六天。

少奇同志聽彙報後作了重要指示。他説,你們起義的準備工作做得不錯,情況分析得也不錯,但是還不夠系統。這對我啟發很大。少奇同志分析冀東的情況時説,為什麼華北各個根據地都發展起來了,沒有叫你們馬上暴動,也沒有派主力部隊去,過去來往的電報告訴過你們,就是要你們充分準備,就是毛主席説的不打無準備之仗。他説,從戰略意義上説,冀東不同於華北其他地方。“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把東北變為它的殖民地。日本全部佔領了東北就逐步往華北伸手,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冀東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22個縣。所以,冀東人民苦難深重,不堪忍受敵人的奴役、統治。少奇同志還説,冀東經過多次暴動,黨組織有相當的基礎。他指出,冀東又是交通要道,從東北入關,這是咽喉地帶。這裡物資豐富,有開灤煤礦,有金礦,有工業,是華北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敵人對冀東特別重視,把它看作是一塊肥肉。少奇同志強調,冀東要有充分準備才能行動,否則暴動起來了,即使勝利了也不能鞏固。中央決定建立以霧靈山(燕山山脈的一支)為中心的根據地是正確的。少奇同志還講到,冀東的地主武裝、保安隊、偽警察,其成分是破産的農民,多數是基本群眾,他們不是死心塌地投降日本人的,對這些人要好好地做爭取工作。冀東的上層人物多數有抗日要求,冀東的商人很多,沿海各縣樂亭和塘沽、大沽的大商人,在東北哈爾濱、大連、長春、營口等地開大糧店、大油坊、大百貨店,大老財多是冀東人。日本佔領東北後,他們掃地出門了。所以這些人有抗日要求。

開灤煤礦的工人多次罷工,我寫過一個報告。1940年或1941年,吳德和彭真一塊去延安時也寫過一個報告。在延安學習時,我在小組會上講過開灤罷工。有一個劇本,就是寫著名工人領袖節振國的,李伯釗找我談過幾次,後來不知是誰寫的。當時的罷工策略是爭取英國人同情,爭取商人同情,利用英日矛盾打日本。

冀東暴動前,王平陸組織了冀東抗日聯軍。北方局曾經派軍事幹部李潤民、孔慶桐來冀東準備暴動。河北省委曾派人去和聶榮臻聯繫,曾派李楚離去和鄧華聯繫。冀東暴動提出的行動綱領省委討論過。

關於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1930年6、7月間,我在莫斯科學習,和少奇同志接觸過一個月左右。少奇同志是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沒有副團長),成員有30人左右,其中兩個女的。當時指定在列寧學院學習的四個學員為候補代表,其中我是代表粵漢鐵路的,楊漢生是代表京漢鐵路的,他是機器工人,蔡樹藩是安源工人,余篤三是漢口碼頭工會的。我們四個人是候補代表。當時,我是列寧學院黨內民族組的組長。

開始,我在東方大學學習,頭一年叫預備班,主要學俄文,準備第二年上正式課。這一年,蘇聯有個反托派鬥爭,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同托派鬥爭,鬧得不安寧。那時還學點職工運動史、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很難懂,要通過翻譯。第二年把我們併入中國大學。一到中國大學,我們這個班就反對陳紹禹。為什麼反對陳紹禹呢?因為他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大老粗,學什麼政治,不如回去當兵還起點作用。我們火了,就要求回國。我們反對陳紹禹受到批評,還受到處分。1930年在清黨時,清黨委員會説,反陳紹禹就是反學校,反學校就是反黨,給我們扣這個帽子。後來通過代表團把我們這個班26個人轉到列寧學院學習。這個學院中央委員才能進去,我們啥也不是,所以開了個特別班,為中國黨培養幹部。我們在列寧學院一年,真正學到點東西,除了中東路事件後把我們調去做俘虜工作以外,能安心學習。董必武是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中國黨的鬥爭史,再就是瞿秋白經常來作報告,他翻譯的共産國際綱領曾念給我們聽。

我回國後,1931年任全國鐵總黨團書記。這一年5月7日在北平萬牲園荷花池邊上開了一個會,説順直省委在天津遭到破壞,省委書記徐蘭之叛變了。那時北方局書記是賀昌。接徐蘭之當省委書記的是殷鑒(順直省委改稱河北省委),他被捕後就由我接他的工作。1931年12月,我被捕了,任省委書記半年左右。1931年間,省委不斷遭破壞。(馬輝之)

《話説劉少奇》

文章來源: 中青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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