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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回憶懷念字號:
薄一波:劉少奇的功業永垂青史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4  發表評論>>

1957年5月,劉少奇會見北京地質勘探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

《人民日報》編者按:在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誕辰100週年前夕,薄一波同志接受大型文獻紀錄片《劉少奇》總撰稿黃崢的採訪,回憶和闡述了劉少奇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建立的不朽功勳,本報特予發表,以饗讀者。

(一)

黃崢同志問(以下簡稱“問”):薄老,今年11月24日是劉少奇同志誕辰100週年紀念日。您是長期在少奇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和戰鬥過,有73年黨齡的老同志,值此機會,我們想請您談談您對少奇同志的回憶和紀念。

薄一波同志答(以下簡稱“答”):少奇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9年了,他一生都把自己融化在黨組織之中,尊重集體領導,嚴守黨的紀律,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他強調革命工作只有職務上的分工,而沒有誰高誰低,在同志關係上是完全平等的。他實事求是,勇於堅持真理,勇於糾正錯誤,勇於承擔責任,始終如一地堅信人民群眾,堅信黨。

劉少奇同志是我們黨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一貫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重視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善於把實踐經驗提到理論高度。這裡我想特別講一下,建國以後,少奇同志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提出重要意見和主張,正確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集中反映了大多數黨員幹部的智慧和意見,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49年的“天津講話”開始,到1951年3月明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少奇同志認為新中國成立後應該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堅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那時我們的國家才能穩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主張“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借助民族資本,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主張允許資本傢俬人開設工廠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1959年,他提出利用資本主義舊形式發展商品經濟,直到1964年提出並領導試辦托拉斯等等。現在回想起來,少奇同志過去對經濟工作提出的許多設想和意見,特別是關於發展民族資産階級工商業的構思,都越來越讓我們體會到它的正確性。由於種種原因,他的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被採納。更讓人痛心的是,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這些正確的思想和主張,竟成為少奇同志的“罪狀”。黨的傑出領導人、國家主席竟被莫須有地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而置諸死地。劉少奇同志在他最後的日子裏,留下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少奇同志的歷史功績得到我們黨的重新肯定,他的正確思考得到重新認識和發展。今天,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創的事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蓬勃發展,國家興旺發達。黨的十五大提出,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現在處於並將長時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少奇同志當年的這些正確觀點和主張,對於我們黨在走過一段彎路之後,最終形成這一正確的全黨共識,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極為可貴的思想啟迪。

問:薄老,請您談談1936年劉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任黨中央代表,促使國民黨駐北平二十九軍轉變立場,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

答: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受黨中央的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其時,國難當頭,華北危急,可以説少奇同志是受命于危難之際。他不負黨的重托,僅僅兩年多的時間,就堅決果斷地糾正了白區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迅速恢復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團結廣大群眾和一切愛國力量,卓有成效地領導了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鬥爭,創造了黨在白區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績。

我們黨抗日救亡的正確主張,也影響到國民黨軍政系統的上層人物。當時,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多次命令駐北平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猶豫不定。在這個關鍵時刻,少奇同志親自起草了主張抗日救國的三條意見,通過二十九軍的一位參謀處長拿給宋哲元看,宋看後即決定不執行撤退命令。那時候北平的愛國學生還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少奇同志組織勸導大家改喊“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轉變了立場,同情和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

問:薄老,那時是劉少奇同志推動您接受閻錫山邀請,到山西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吧?

答:對。1936年春,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進逼華北,大約是8月中下旬,我還在國民黨獄中,閻錫山的代表拿著閻的電報找我,説山西危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我婉拒了。同年8月底北方局根據經中央批准的方案,營救我們出獄後不久,少奇同志知道了這個情況,第二天就指示我説:“機會難得,要去!剛剛收到毛澤東同志從陜北來電,提出:閻錫山等華北六省市軍政負責人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這樣好的機會我們找還找不到,現在閻錫山送到府來,你應當去嘛!”我根據少奇同志指示,先去山西考察了40天,回來向少奇同志報告後,很快就又去山西,與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關係。全面抗戰開始後,我向閻錫山建議組建新軍,閻很贊成,要我先試組一個總隊(相當於一個團)。我向少奇同志報告了這件事。少奇同志説:“這很好!要抓槍桿子,不要説一個團,就是先組建一個營、一個連也好嘛!”我們很快組建了一支實際上由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當時叫“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也叫新軍。山西新軍很快發展到四個縱隊、一個工衛旅、三個政治保衛旅和一個暫編師,總共達50個團,裝備先進、彈藥充足。新軍的發展,為八路軍開入山西,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這支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

問:薄老,請您談一談您初次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和您談到劉少奇同志的情況。

答:1943年11月初,我從太岳根據地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叫我到棗園他的住處談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親切地握著我的手説:你就是薄一波同志,你們在白區,過去沒有接觸過,對你們不太了解,你的名字是從少奇、彭真同志那兒聽説的。那天,毛主席和我做了長談。其間,毛主席問到我:“少奇同志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你讀過沒有?他講‘修養’,我講‘整風’,意思是一樣的。”毛主席還説:“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

提到少奇同志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我想到一件事:當年,著名愛國軍人續范亭,讀到這本書後,大加讚賞,自己出錢印了上萬冊,散發給周圍的人併發給他的部下,要他們學習;為了擴大影響,還通過黃河書店廣為發行。

《論共産黨員的修養》是少奇同志對我們黨的建設做出的重要貢獻,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畢生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修養》所要求的黨性原則。

問:薄老,您現在是唯一健在的七屆中央委員了,您能不能介紹一下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期間的有關情況。

答:七大是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是開得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會。少奇同志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七大以取得這一重要成就而成為我們黨的歷史上的一座豐碑。大會代表當時121萬黨員選舉出44名中央委員和33名中央候補委員。在大會選舉時,毛主席全票當選,少奇同志少一票,僅次於毛主席,享有崇高威望。

(三)

問:薄老,請您介紹一下少奇同志領導組建華北局並兼任第一書記的情況。

答:1948年,全國勝利在即。當時兼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少奇同志向中央提議,把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合併成為統一的華北解放區,組建新的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為解放全中國和建立全國政權做準備。毛主席、黨中央同意少奇同志的提議,要少奇同志負責這項工作,並要求同時籌辦面向全黨全軍全國的黨校、軍校和黨報。少奇同志為此召集了一系列會議,從政治、組織、經濟等各方面做了大量艱巨的工作。新的華北局由劉少奇同志兼任第一書記,我和聶榮臻同志任第二、第三書記,在少奇同志總的領導下做實際工作。新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我任副主席,中央並指定我為政府黨組書記。華北軍區由聶榮臻同志任司令員,我任政委。在少奇同志領導下,還創辦了《人民日報》和馬列學院。全國勝利後,在華北人民政府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日報》後來成為黨中央的機關報,馬列學院後來成為中央黨校。

(四)

問: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劉少奇同志1949年天津講話的有關情況。

答:1949年4月上旬至5月中旬,少奇同志受黨中央和毛主席委派,到天津視察工作。那時少奇同志已不兼任華北局書記。因為天津屬華北局管轄,他臨行前還親自到後圓恩寺華北局機關來和我打招呼,説:“我在天津的活動,請天津市委報你,由你轉報毛主席。”少奇同志4月10日抵達天津調查了解情況,同幹部、工人、職員、民族工商業者等各方面人士座談,對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入城市後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特別是團結民族資本家的問題,提出許多正確的主張和觀點。他指出: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私營工商業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所允許的。“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因此,他主張:“今天來講,重點是聯合,不是鬥爭。因此和民族資本家進行必要的適當鬥爭,但不能破壞聯合。”少奇同志天津講話的精神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制定的正確的經濟工作方針,在實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對“天津講話”除指出個別提法不當外,均表示贊同。後來鄧小平同志曾説:“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少奇同志的天津講話,以及他在這期間的其他一些講話、文章中,提出新中國成立後,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級,發展生産力,提高生産的社會化程度,然後再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講話、文章的觀點就是他在1951年初明確指出的“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少奇同志的意見當時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併為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今天看來《共同綱領》不僅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實際上也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具有較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毛主席説,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標誌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就為《共同綱領》賦予了這種性質。

(五)

問:薄老,請您介紹一下少奇同志1955年到1956年為起草“八大”報告,召集各部委負責人彙報座談的有關情況。

答:1955年12月5日,少奇同志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召開黨的八大的指示,他説:“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報告,我準備在最近找各部門的同志個別談話,請各部同志預作準備。”從12月7日開始,少奇同志先後找了中央三十幾個部門的負責同志彙報座談。少奇同志在聽取彙報中,提出要處理好一些方面的關係,如正確處理農輕重關係,要重視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正確處理沿海和內地的關係,要重視發展沿海工業的潛力,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要重視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學習蘇聯應該有所學有所不學,等等。這些觀點,對後來毛主席概括十大關係提供了重要參考。

1956年初,毛主席從杭州回來,我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談到,為準備八大報告,少奇同志正在聽取一些部委的彙報。毛主席對這件事很感興趣,説:“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給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彙報?”這樣,毛主席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聽取了34個部門的彙報。這是50年代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對中國國情的一次系統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毛主席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著名講話。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上提出關於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他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堅決主張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提高社會生産力。這些都是非常可貴的真知灼見。

(六)

問:薄老,請您講講“大躍進”以後,對國民經濟貫徹實施“八字方針”過程中間,劉少奇同志的主張和所起的作用。

答:大家知道,“大躍進”推行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造成經濟大失調。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關鍵是調整。但當時黨中央的指導思想並沒有轉過來,仍然實行高指標,堅持早日實現趕超英國2000萬噸鋼的目標。這時的調整工作是非常被動的。少奇同志帶頭深入基層,蹲點調查,了解實際情況、傾聽群眾呼聲,深切關懷國家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5、6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同志以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和堅定的求實精神尖銳地指出: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於缺點錯誤和成績,決不可以到處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公式;“如果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1962年1、2月間,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八字方針”。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並作了口頭講話。在書面報告的準備過程中,少奇同志無私無畏,頂住了種種“左”的意見,堅持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觀點,提出全黨的主要任務是搞好調整工作,1962年是經濟調整最為緊要關鍵的一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少奇同志充分實踐了他在《修養》中倡導的共産黨員襟懷坦蕩、實事求是的優秀品質。

七千人大會後不久,中央發現當時的經濟狀況比原來的估計還要嚴峻。因此,在中南海西樓,由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就是有名的西樓會議。少奇同志在會上進一步指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處於“非常時期”,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國民經濟將進一步惡化。這時,對形勢的估計更加切合實際,採取的措施進一步落到實處,初期的被動調整已轉為主動調整,從而使“八字方針”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經濟形勢明顯好轉。這和黨中央採納了少奇同志的主張,堅持真理,有錯必糾是分不開的。

問:請薄老談一談60年代初少奇同志領導試辦托拉斯的情況。

答:6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多次提出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管理企業的經驗,在工業、交通部門試辦“托拉斯”。他説:“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特別是搞壟斷企業的經驗要學習,托拉斯、辛迪加、國家資本主義等等,列寧不是早就講過了嗎?要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不要用超經濟的辦法、行政的辦法管理經濟。”我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具體負責組織“托拉斯”試點工作。1964年6月,國家經委根據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指示,提出了《關於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1964年先試辦了12個托拉斯,即:煙草、鹽業、汽車工業、拖拉機及內燃機配件、紡織機械、制鋁工業、橡膠工業、醫藥工業、地質機械及儀器、華東煤炭工業、京津唐電力、長江航運等公司。1965年5、6月間,國家經委召開了一次托拉斯試點工作座談會,總結經驗。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都到會作了指示。60年代試辦托拉斯,是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次有益嘗試。

試辦工業托拉斯,核心問題,就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借鑒“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要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不要用超經濟的辦法、行政的辦法管理經濟”。60年代初期,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少奇同志就以這樣的遠見卓識和膽略提出問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劉少奇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在他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無私無畏、求實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先驅者之一。歷史是人民寫的,劉少奇同志的功業永遠在人民的心裏,永垂青史!

《話説劉少奇》

 

文章來源: 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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