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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生平功績字號:
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4  發表評論>>

吳冷西

在我們國家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是有三年“大躍進”,四年大調整。調整時期,在整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階段裏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怎麼樣把三年“大躍進”期間我們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包括“左”傾性質的缺點和錯誤改正過來,使國民經濟以及各方面工作受到的嚴重破壞從全面滑坡到扭轉局面,向好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調整時期,是從1961年到1964年這四年的時間。到1964年,周總理在人大作報告的時候,就宣佈調整時期基本結束,我們進人新的發展時期。調整時期開始在1961年1月,正式通過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我記得,在九中全會之前,在莫斯科開了八十一個共産黨、工人黨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達成協定,就是莫斯科會議聲明。之後我陪少奇同志在蘇聯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最後一站,少奇同志發表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講話,是他結束訪問之行的一個講話。我們給他起草之後,他進行修改。修改完之後,他坐下來跟我談,説經過鬥爭,終於達成了一個協議。過去的一年多,中蘇爭論,花費了我們黨很大一部分精力,現在達成協定,就可以有一個緩和時期,不管長短,抓住這個有利的國際條件,在中蘇關係比較緩和的情況下,集中全力搞國內的工作。當時他腦子裏就想到這個問題了。

回來,毛主席到機場去接他後,我們就到頤年堂,主席住的地方。主席主持召開常委會,少奇同志彙報了他訪問莫斯科的情況。少奇同志每到一個城市的情況,電報都發回來了,他就把最後告別情況講了一下。勃列日涅夫表示説,想再次見面,他也很想到中國來。彙報的時候,少奇同志提出:現在是一個機會,不管今後中蘇關係怎樣發展,我們現在利用兩國關係比較緩和,集中力量來抓國內的工作。國內問題成堆,應該考慮這麼一個方針。他結束訪問的時候,有這麼一種想法。當時是彙報,不是詳細討論。主席回答説:是,國內工作是基礎,國內工作搞好之後,就可以不怕外來的風吹雨打。這是在1960年12月9日。

過了10天,到12月19日,毛主席正式召開常委擴大會,討論計委提出的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在這個會上,計委就明確提出來,1961年我們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就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集中力量進行調整。這個會上,少奇同志比較詳細地講了要調整。他認為,國民經濟積累的問題太多了,要花很大力氣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之後,周總理就提出:現在我們提出今年的方針,就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個方針是在去年7月間北戴河會議上定的。北戴河會議後發生兩件事情,一是6月間的布加勒斯特會議,蘇聯對我們搞了一個突然襲擊;二是7月他們就撤回了全部的專家。那個時候對我們的打擊很大。應該承認,這兩件事情一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就發生了問題,中央集中力量對付赫魯曉夫了。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這個方針,大家都同意了,但是沒有正式通過。

在這次會議上,總理正式提出來了。主席説,屁股要轉,要從國際轉到國內來。我們早就想轉屁股了。從1958年底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想轉了。經過武昌會議、北京會議、上海會議,還有煙臺會議,就是廬山會議之前,確定方針要調整,不僅經濟工作要調整,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要調整。主席説,那也是很難,廬山會議一來,只顧了反右,丟了反“左”,吃了苦頭了。1959年、1960年這兩年,按主席的説法,我們比1958年搞得還要過頭,目前造成的困難主要是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這個時候少奇同志就接著講,他説廬山會議我説過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成績講夠,第二句話是缺點講透,我交代秀才起草廬山會議紀要的時候,要根據這兩句話的精神起草會議的紀要。會議的紀要底稿出來,受到強烈的反對,我要他們修改,他們修改之後,第二稿拿出來了,沒有經過政治局的討論,允許大家討論修改,想把這個會議紀要作為正式的文件下發,就是説還要搞調整,還要糾正“左”的錯誤。後來一看大家興趣都在反右,對反“左”不感興趣。當時的確是這樣的。到7月底8月初,少奇同志還叫喬木和我把這個稿子再修改一遍,喬木因為要準備搞反右的決議,把紀要的十幾個問題交給我改了。我改了之後給了喬木。因為這件事情,喬木和我到少奇同志那兒去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批彭老總了,我們説這個事情是不是請示主席。少奇同志發脾氣了,説主席指定我主持這個工作,該不該請示主席我知道,錯了我負責。我從來沒有見過少奇同志這麼發脾氣。喬木説,我們再改一遍。所以説,那個時候他還想搞這個文件,後來不行了。少奇同志在19日的會議上討論1961年計劃的時候,對主席講,這是一個失策,是一個很嚴重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再犯這樣的錯誤,不管是什麼干擾,國內也好還是國外也好,我們要首先把我們國內的工作搞好,現在就是要把調整工作做好,現在問題積累了很多了。

根據富春同志、陳雲同志的報告,1960年底,我們國民經濟破壞的程度,糧、棉跌到1951年的水準,生豬年底的存欄數,跌到不如1949年。輕工業全面滑坡。重工業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損農,以農業的損失為代價而支援工業上去,爭取15年趕上英國。

所以説,1960年的情況的確嚴重,調整時期開始所以提出八字方針,的確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困難很嚴重,難以為繼了。那個時候,我們機關幹部口糧減少到一個月24斤。現在24斤好像還可以,那個時候主要靠糧食,副食品、蔬菜、肉不行。每天買肉都是一兩二兩,買肉還得靠肉票。農村餓死人,有一億農民口糧不夠,城市浮腫病在蔓延。主席也看出這個問題嚴重,所以他也就不吃肉了。我們在西樓開會,西樓不開飯,沒有工作餐,開完會,你回去吃飯。國務院會議因為有民主人士參加,所以管飯,但是是吃大鍋菜,就是一大鍋,裏面有蘿蔔、豆腐、丸子、豆泡或者是凍豆腐,還有粉條,換著來吃。部長來開會,就在這個大鍋裏自己盛一碗,吃完可以接著再吃,沒什麼米飯、饅頭,就是窩窩頭。

所以説國內經濟困難的程度,逼得我們非要搞調整不可。還有就是跟蘇聯的關係比較緩和了,我們可以騰出手來全神貫注地搞國內的工作。1961年1月召開九中全會,中央全會正式通過了八字方針。我們國家進入調整時期應該説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60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確立的方針,毛主席是贊成的,他説以後不管國內國外什麼干擾,我們都要穩坐釣魚臺,不受干擾,一心一意搞工作。所謂搞工作就是搞調整。九中全會之後,就正式進人調整時期。毛主席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檢討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説情況不明,決心很大,方法不對,所以犯了一系列的錯誤。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為調查研究之年,在三年內要抓調整工作。

少奇同志是贊成主席的意見的。少奇同志説,前三年我們只抓了多快,沒有抓好省,我們這三年要著重力量抓好省。少奇同志講,調整是一件大事,要花很大力氣,説三年大躍進有沖天的幹勁,恐怕調整花的幹勁要更大,因為面臨的困難很多。

從這時開始,1961年一整年,不單是國民經濟調整,是全面的調整,有農村工作六十條,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高教六十條,還有科研十四條,文藝八條,還有針對平反專門的指示,還要加強統一戰線。另外就是在外交上我們跟周邊國家穩定邊界的關係,從尼泊爾訂邊界協定開始,緬甸等國也都確定了。這四年的調整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調整,而是全面的調整。到了七千人大會,這個問題就更加明顯了,提出的要求和辦法更多,牽涉到黨的全部工作。

第二個問題講七千人大會。

從1961年年初開始,中央提出一系列的糾正“左”的錯誤的措施,剛才講的那些多少多少條,都是針對糾正“左”的錯誤的決定、方針和政策。但是,這時調整工作進展很遲緩,遇到的阻力很大,人們的思想從“大躍進”開始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一些人對中央的指示,還是在觀望的狀態下,觀望還算是好的,差一點的地方和部門,就各取所需,需要哪一條就用哪一條。按我們現在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自搞一套,土皇帝、土政策,對中央的指示採取三不主義,不學習,不傳達,不貫徹。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這樣的狀況下,1961年工作有點進展,但進展非常的遲緩。

到了11月的時候,在書記處開會,少奇同志主持,就感到困難重重。他把這個事情提到政治局的會議上。少奇同志説,跟主席商量一下,開一次工作會議,首先解決我們高級幹部的問題。這是10月底到11月初醞釀決定的。為什麼是10月底呢?因為蘇共開二十二大,周總理帶了一個代表團去,結果赫魯曉夫在會上作報告,大反史達林,大反馬林科夫反黨集團,大反阿爾巴尼亞,接著還影射和攻擊我們,這就是二十二大的“四反”。總理24日提前回來,馬上向主席彙報。主席説不管了,讓他去反去,我們還是搞我們的調整。主席説,我們目前的狀況不行,要開工作會議。這是總理回國的時候,作了開會的決定。本來總理出國之前,是準備開人大會議的,二屆人大三次會議,總理要作報告,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確定1962年的工作計劃。我帶一個起草班子,進駐釣魚臺7號樓,準備起草文件,準備總理回來討論和修改。後來參加常委會,常委會説人大會要推遲,改為開工作會議。我們這個班子寫政府工作報告比較容易,一開工作會,這就不太一樣了。

到了11月初,少奇同志根據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從11月6日到11月10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何為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之外,各中央局的第一把手都參加,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部長等等都參加,這就叫做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由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樓召開。那個時候,主席在外地休息。五天會開下來,爭論不休。原來是討論1962年的計劃,農村工作的問題,商業的問題,糧食問題等等,結果大家意見不一。比如説,很簡單一個問題,就是主席在1959年2月鄭州會議上確定四級所有、隊為基礎,結果不贊成,還是要以公社為基礎,不給小隊自主權。你看搞了這麼多年,思想還是不統一。其他新起的問題多了,特別是總理提出要減人。當時開了5天的會議。少奇同志就和主席通電話,把會議的情況給他講了。

當時同時開的還有農業會議和工業會議,這兩個會議,簡直是鬧得一塌糊塗,應該定什麼政策,任務應該怎樣分配,都有問題。比如説分配他今年要調10億斤糧食出來,他就説我們沒有這麼多糧食,我們還鬧饑荒呢,還要求中央給我們調進來。當時是大家都要求少調出,多調進。所以當時思想不一致,在具體的問題上爭論就更大了。小平同志把會議的一些情況告訴了少奇同志。所以少奇同志給主席打電話。我記得,11月10日那一天開了一整天的會議,就在西樓的會議廳開的。中午在那裏吃飯,吃完飯,少奇同志宣佈繼續開會,説跟主席通電話了,決定開擴大的工作會議,由省部一級擴大到地縣一級。楊尚昆同志估計説,大概有七千人。當時開中央工作會議,一般是二三百人,省一級,二三百人是頂多的,當時決定要開七千人大會。

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會作工作報告。起草報告時少奇同志提出要求,一要分析形勢,二要總結經驗教訓,三要強調加強集中統一,四要發揚黨內民主,五要發揚優良傳統,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他指定陳伯達負責,我和田家英幫他一起起草報告。我當場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計委可以抽什麼人,經委可以抽什麼人,組織部可以抽什麼人,宣傳部可以抽什麼人,當場定了一個名單。小平同志同意了,説馬上集中,在釣魚臺9號樓集中,另外給陳伯達分配了15號樓,就開始工作了。

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少奇同志到從化去休養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實際上他不是去休養,他是在醞釀報告應該怎樣的起草,現在的情況究竟怎樣,他是在想這個。所以他一從從化回來,就找我們談話。先是小平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後來談了一些比較系統的意見。

第一點意見,就説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還是廬山會議的兩句話,現在要開擴大的廬山會議,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他主要是針對我們起草班子講的,説你們秀才現在起草稿子不鮮明,不尖銳,像毛主席講的,鈍刀子割肉,流不出血。他説,中央有一個規定,給中央起草文件的,不負政治責任,有錯誤可以討論修改,政治責任由中央負責,所以你們要放開手去寫,不姑息,不怕醜,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你們要放開手腳,不能束手束腳,你們這幾個人都參加過廬山會議,起草過廬山會議紀要。當時只有胡繩沒有參加過,我和田家英、陳伯達都參加過。這次七千人大會,胡繩參加了。少奇同志問我,是不是有思想上的顧慮?你們不要有顧慮,有責任政治局負責,還要由政治局討論修改,你們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你們要實事求是,有多少寫多少,不要怕醜。這是他回來對起草七千人大會報告提出的第一點意見,他談得很多,我只能談幾個要點。

第二點意見,他説在這個報告中,中央要作自我批評。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書記處,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説要檢查過去三年中央所發出的文件中,有什麼問題,有什麼錯誤,而且小平同志承擔責任,表示書記處的錯誤首先是他負責。而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是代表政治局的,政治局要作自我批評。少奇同志説,首先我要作自我批評。因為自從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開會一般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主席必要時才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一般他是主持政治局的常委會議。少奇同志説,凡是政治局工作的錯誤,我首先負責任,因為我是在第一線主持政治局工作,多數中央文件都是通過我的手發出去的,我不作自我批評,下不了臺,也不能服眾。因為主席在這之前,就在常委會上談了,説你書記處寫一個報告,什麼都是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不夠,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所以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講,我也要作自我批評,否則不能服眾。這是第二點意見。

第三點意見,就是要講出妨礙調整方針貫徹的主要阻力是分散主義,你們只談加強集中統一不夠,光正面談道理不夠,要談反面的,要把反面醜惡的現象揭露出來,然後正面提出為什麼要加強集中統一。在這方面,每一個省每一個部都要舉例,一個不能少,包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新華社。因為我是管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胡繩和陳伯達是管《紅旗》雜誌的,所以少奇同志説你們都要舉例,也要作自我批評,要使人感覺到自我批評精神。他説,這是重症,要下猛藥,中醫不是這麼説的嗎?所以你們要放開講。要講發揚地方積極性,但是要強調計劃性;要創造性,但是要實事求是,要尊重科學;局部利益要照顧,但首先要顧全大局。要講為什麼要強調集中統一,為什麼要把下放的權力收回來,把權力集中,財政、物資調配權集中到中央。中央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是犯了錯誤的,就是下放的權力過多。接下來就強調了為什麼需要而且怎麼樣來強調集中統一。這是第三個要點。

第四點意見,説我們這幾年的錯誤為什麼改不過來,是同我們黨內鬥爭過火有關係。少奇同志説,本來在廬山會議上曾經提出過,不要把反右傾的鬥爭擴大到幹部群眾中去。後來是擴得很大了,已經擴大到縣城裏去了。所以過火的鬥爭,使幹部當中有兩怕,一怕高指標,二怕右傾帽。高指標完成不了,非要弄虛作假不行,這個不僅與自己工作有關,也坑了老百姓。你報糧,報得那麼多,徵交任務就要上漲了,這樣老百姓的口糧就不夠了。再怕右傾帽。你的任務太高了,完不成,那就説你是思想右傾。這些東西要明講,幹部不敢講老實話,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我們聽不到真實的情況,幹部想什麼、老百姓想什麼我們都搞不清楚。破掉過火的鬥爭,就要發揚黨內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廬山會議一直影響到現在,七千人大會要徹底批判過火鬥爭,大大提倡黨內民主。

第五點意見,要講當前的困難主要是我們自己犯錯誤造成的,既不是自然災害,又不是蘇聯的撕毀條約。當然這也是困難,也是造成困難的原因之一,自然災害也是有的,但主要是我們自己犯錯誤造成的。如果我們不犯這個錯誤,困難決不會這樣。廬山會議如果繼續反“左”,不被反右擠掉,那我們1959年就不會比1958年犯的錯誤更嚴重。接著他就講,湖南老百姓講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我們自己犯錯誤。後來我們寫稿子都沒有寫,沒有把這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寫進去。但是少奇同志在即席講話當中又講了。少奇同志就是這樣,講話非常的尖銳,聽的人要出一身冷汗,很嚴格的一個人。

第六點意見是關於黨建部分,這個主要是田家英主持起草的。少奇同志講要抓住四個要點加以發揮。一個是黨內民主,一個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個是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一個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這四個要點,毛主席過去講了很多,是我們黨內優良的工作傳統,一定要加以發揚。當時講的很多,我只把要點和比較重要的講一下。

還有第七點意見,要總結經驗教訓,要把這幾年我們感受最深的和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概括成若干條。要強調全黨來學習前幾年的經驗教訓,免得重犯錯誤。現在看起來,蘇聯犯的錯誤我們又重犯了,過去這幾年我們犯的錯誤跟蘇聯在許多方面有一些相似。以鋼為綱,突出鋼,不搞綜合平衡,工業農業的比例失調,這都是蘇聯犯的錯誤,結果我們也犯了,我們只要求犯得小一點,時間短一點,犯了錯誤要真正得到經驗教訓,要不然這個錢就白花了。

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們又把稿子大改好幾遍,少奇和小平同志組織開了幾次會。最後稿子搞好了,原來是打算給主席看一下,如果可以,送到政治局,通過了再送到七千人大會上。可是有一天,主席打電話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陳伯達找去,主席説不要等他看完了,也不要政治局會上通過了,就把這個稿子發到大會上去討論,同時組織一個21人的起草委員會,集中大家的意見討論和修改。

所以七千人大會開始時就討論報告的初稿。經過分組討論提意見,然後集中起來,我們梳理梳理,該補充的補充,該採納的採納,該修改的修改。

現在我要講的是小組討論提意見和起草委員會平行作業中間的議論。可以説小組討論會的意見都反映到起草委員會上來了。起草委員會當中,各中央局的書記都參加了。起草委員會中的意見很多,當然是敞開思想,各抒己見,的確是討論得很熱烈。從好的方面講是很熱烈,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是爭論得非常激烈。可以説這麼激烈的會議,這麼多重大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最後能夠達成一致意見,通過少奇同志的報告,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在我的經歷中,像這樣起草文件,討論的意見如此紛紜,爭論如此激烈,這是我有生的第一次。

我講一講討論中主要的問題和少奇同志的觀點。

這個會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他在會議上充分説理,但是旗幟鮮明,不回避難題,就是現在説的不回避熱點。從思想方法、理論觀念方面循循善誘,充分地説服大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幾位常委也各有特點。總理主要是講事實,列了一大堆的數字,而且他不用本子,開口就是大串的數字,著重用事實來證明方針的正確。陳雲同志後來沒有作長篇的發言,主要是講不要唯書,不要唯上,要唯實,要反覆比較。為什麼沒有具體講呢?因為情況還摸不準,他當時認為現在發現問題還模模糊糊,真正關鍵的要害在哪,他心裏有一點想法,但沒有確實的證據來證明是對的。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問陳雲同志,你為什麼不講話?你是不是也講一講?陳雲同志説我現在的調查研究很差,沒有把事情搞得很清楚,以後再發言吧。現在有一幅大照片,幾位常委在七千人大會主席臺上,就是那個場面。小平同志發言言簡意賅,開門見山,單刀直入,鮮明,堅決,不含糊,話不多,但都擊中要害。應該講小平同志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是他來自地方,過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關係很熟,所以他利用這種關係來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思路,這個作用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央局和省委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檯球,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這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

可以説中央的幾位領導同志各有側重,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特點,形成一種很有影響的不可忽視的導向。這裡面少奇同志起了一個核心的作用。這段歷史,我看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説過這個問題,也難怪,他們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議,沒有接觸到這樣的問題。少奇同志講話的邏輯性很強,思維非常的敏捷,問題提得非常的尖銳,説理頭頭是道。我們秀才對他有一個評價,他説話像是在念稿子一樣,條理分明,層次分明,邏輯性很強,説服力也很強。下面我講他在討論中間發言的主要幾點意見。

第一點關於成績和錯誤的估計。

在會議上,有一些人説成績説得不夠,應該充分。不是説要講夠嗎?那就要充分地講,現在還講得不夠。另外一些人説缺點錯誤説得過頭了,會産生消極的作用。少奇同志回答説,我也有兩句話,是寫作班子的指導思想,認為成績講得不夠的,採取加法,往上加;認為缺點錯誤講得過頭的,就採取減法,往下減。他認為起草班子要考慮一下,一個不能虛報,二個不能瞞産,成績要講夠,缺點也要講透。後來根據陳雲同志的意見,從開國到現在,只講十年的成績,一共講十二條。這是要講夠。錯誤不要搞的條數太多了,太繁瑣了,要言不繁,要精練,但是實質問題不能改變。最後我們把成績擴大到十二條,缺點壓縮到四條。問題都講到了,實質問題都點了。

第二點是當前形勢問題的估計。

有的同志説對形勢問題估計得過分嚴重了,説地方上了解到的情況是不少地方都已經好轉了,過去講的是形勢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這個算數不算數?少奇同志毫不含糊地説,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大家心裏是想説這個問題。是不是你們已經到溝底了,已經往上升了,已經過了溝底了,是不是這樣的?從兩面講,一個是從中央已經制定的糾正錯誤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來講,情況比過去好了,中央已經認識,而且是採取辦法改正過去的錯誤。這是我們改正錯誤、克服當前的困難、爭取形勢好轉最基本的問題。從這方面講説這個局勢是好轉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相當多的地方,相當多的方面還存在很嚴重的問題。他就一個一個地點,就是我剛才講的前面的一些困難,他講的更多。總理就補充得更有説服力了,説中央了解到了,不否認一些地方比過去好,但是更多的地方進展不大,也不是説沒有進展,但進展不大,調整遲緩。應該承認調整需要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人們的認識也有早有晚。各地方、各部門採取的措施也可以説是有的比較得力,有的不是那麼得力,存在這種不平衡。所以你們説有的地方不錯,這是有道理的,但是相當多的地方和部門對貫徹方針很不落實,阻力相當大。要減少人口的儘量少減,慢慢減,能夠不減的不減,能夠少減的少減。基建工程項目儘量少一點下馬,能夠晚一點下馬的就晚一點下馬,這麼一種心理狀態。他説,這種心理狀態如果繼續下去,情況會更壞。所以中央大聲疾呼困難很大就是這個道理。他説,我們估計困難到底是重一點好,還是輕一點好?我們過去總是估計不足,總是被動,所以我們與其估計過分的樂觀,還不如小心謹慎;與其估計不足,還不如估計過頭一點,因為多年來我們一直吃估計不足的虧,一直被動,已經錯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從1961年1月份九中全會召開到現在,已經不能再等待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估計過分,利多弊少,我們主動一些比被動一些好。我們有思想準備,困難我們充分估計到了,也考慮到克服的辦法了,那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如果失算,估計不足,臨時應付,就要出大亂子。這個問題爭論到最後,少奇同志説,如果你們都同意中央的方針決策,同意中央所提出的各項措施,而且回去努力來貫徹落實,那報告上的措詞可以緩和一點,我們可以先講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目前還存在許多嚴重的困難,要一項一項來解決。採取了既堅持又説得比較委婉的辦法。

第三點是對分散主義是不是主要的阻力,看法不一致。

不少同志提出對中央的看法不理解,有的同志認為造成目前困難的原因主要是“三高”、“三風”,“三高”是高指標、高估産、高徵購,“三風”是浮誇風、“共産風”、瞎指揮風,主要是這個,不是什麼分散主義。你説他沒有道理,可一想是犯了這個錯誤。有一些同志講主要是反右擴大化,把人鬥得不敢講老實話了,我們聽不到不同意見了。因為當時講廬山會議只講到反右擴大化這個程度,沒有根本否定廬山會議反軍事俱樂部反右傾機會主義是錯的,沒有講,主席沒有講,其他中央委員也沒有提出來,因為這個問題太大了,彭老總一直不服。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最主要的毛病是主觀主義。

上面講的三種看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少奇同志回答這個問題很有説服力。他説,這是存在的,但是過去一年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糾“左”的方針政策,如果都照中央的方針政策做,困難不至於像現在這麼嚴重。現在的問題是有許多地方和部門對中央的決策貫徹不力,中央發出的指示是令出不行,有禁不止,所以中央就提出了分散主義的問題。大家都拖著不辦,中央一些東西,你可以説是“三風”、“三高”,可是中央已經作了決定,組織上來講是違反民主集中制,全黨服從中央,你要按中央的意思辦。分散主義也是主觀主義,這是有道理的,但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很多,每一個時期有每一個時期的特點。馬克思主義是講時間、地點、條件的。在目前的情況下,主觀主義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分散主義。中央根據具體情況制定具體的政策是唯物主義,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你不做,不贊成這種做法,那你就是主觀主義。是主觀主義,但突出的表現為分散主義,這個是最有説服力的。中央沒有東西你可以講,中央有了東西,你不辦,不能説是過去的錯誤,你是現在不按中央的指示做,那就是分散主義。少奇同志説,周總理已經作了自我批評了。過去中央權力下放過多,現在要大家不打折扣地百分之百地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所謂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要你們按中央的辦,你們不辦就是分散主義。就這麼簡單,乾脆利落。

第四點是關於分散主義的舉例。

在報告中,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列舉了很多分散主義的現象,而且加以分析和批評。在起草委員會上,差不多沒有哪一個部門不提意見,認為舉的例子不確切。事先我們給下面的同志都通知過,不是沒有根據的。有的説和事實不符,有出入。還有的説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們那兒沒有什麼分散主義。少奇同志提出,那好,你們有意見,提出來,自己修改,你們認為這個例子不確切,你們自己選例子來替換,你們自報大家來評議。這樣以後,少奇同志要起草小組根據大家修改的或者補充的調換的一個個核實。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個個地審查這些例子,一定要確切。討論到最後了,大家都補充、修改了,而且送來了,少奇同志跟小平同志商量,索性所有例子一個也不要,只留下一些歸納和分析。理由就是,這些例子太普遍了,不是哪一個地方哪一個部門所獨有的,舉出來和不舉具體的事情出來一樣,只要大家同意對分散主義的分析就行了。談了之後,大家都贊成。有的人還聲明,我們那個地方沒有什麼分散主義。小平同志很不客氣,説有的地方説沒有分散主義,我們可能不了解情況,但是我這裡有材料,請看。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放。當然他不敢去看,這是經過調查組詳細調查核實的材料,小平同志拋了材料,你説沒有,你自己過來看看,結果他沒有去看。我説的是誰呢?就是柯慶施。可見爭論激烈的程度。中央同志堅持原則的堅定性,不顧情面,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實事求是。

第五點是對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的分析。

天災、人禍、蘇聯毀約等等,大家都講到了,都是原因,但很難説哪一個是主要的。少奇同志明確地提出,主要是我們工作中存在的錯誤。這並不排除其他的原因,既不排除天災和也不排除蘇聯的毀約,但是主要還是我們自己,是“人禍”。這一點要毫不含糊地作自我批評,否則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他説,當然在文字上可以請寫作班子斟酌一下,怎麼寫得含蓄一些,但是主要原因是合乎事實和有道理的。

後來我們寫作班子想了一個變通的方法,把“主要是”換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大程度上”包含“主要”的意思,但是又不像湖南説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究竟是三七開、四六開沒有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少奇同志説,這是秀才們的發明,請你們衡量一下,可以不可以接受。這一句話既保存了主要的意思,又沒有説分幾開,各地區可以根據本地區本部門的情況,你們認為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還是五五開,都可以,只要幹部群眾認可,那就行,做了這麼一個妥協。其實少奇同志講困難是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犯錯誤,不單老百姓高興。既然主要困難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只要我們改了就行,這樣困難就會過去,也會增強信心。 第六點是關於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15年趕上英國的問題。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15年趕上英國的問題報告上沒有提,這是報給主席時決定的。因為我們爭取恢復,關鍵是農業,農業恢復早則三年,晚則五年,現在再提多少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很難説。我們過去説是苦戰三年,從1958年到1960年,基本改變面貌,現在又到1961、1962年,可這是五年了。其實我們在七千人大會上制定的十年規劃,即使完成了,離農業四十條的目標和15年趕上英國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十年規劃,包括三年調整,七年發展,所以少奇同志説還是謹慎一些好,現在我們不能取消,將來過兩年情況好了再説。那時,大家特別是地方同志,對農業綱要四十條爭論很厲害,哪些地方搞了綠化哪些地方搞了水利很難説,低標準土辦法,就能實現綱要四十條?很難説。

以上六個問題説明,少奇同志和黨中央為了統一思想,非常耐心,非常委婉,但是立場也非常堅定,態度是非常鮮明的,不含糊。這種政治家的魄力和風度,值得全黨來學習。特別是少奇同志,他講話講得非常的尖銳,但是促使你猛醒,有的話講得很委婉,但是發人深思,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是一個榜樣,是實事求是的楷模。在起草委員會中間,讓我們秀才學了很多東西,受益終生,很受教育和啟發。

報告起草委員會最後通過了,主席召開常委會。他用湖南話説,叫“寡婦生崽,眾人出力”,就是説這個報告是集體創作,我們還沒有用過這個辦法,在七大的時候,我用了一個整夜,改出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現在這麼多人,集中討論,寫出這個報告是一個新的創造。

這個報告被政治局通過,政治局成員大部分是起草委員會裏的。政治局通過之後,隔一天晚上,在毛主席家裏開會,説政治局通過了,就可以作報告了。主席説,不,這個報告討論了這麼長的時間,反覆地修改,大家都差不多滾瓜爛熟,你再去作報告,就沒有意思了,少奇同志作一個説明就行了。少奇同志説,明天就作報告,要我準備一個説明,來不及。主席説,醞釀了幾個月了,報告從一開始就抓,許多問題你都胸有成竹了,把要點講一講,不會有很大的困難。少奇同志最後説,好,現在我去準備。那已是晚上七八點鐘的樣子。當時是在頤年堂,少奇同志回去準備了。主席説,我們也是“聾子放炮——散了”。我們也走了。少奇同志一個人去奮鬥了。他通宵未眠,起草發言提綱,十多頁。第二天下午開會之前,現在叫會堂後面的116休息室,過去叫北京廳,政治局的常委都在那裏休息,少奇同志把提綱交給主席,一共十多頁,用很粗的鉛筆,上海特做的6B的粗的鉛筆寫的。大家傳著看,我是最後一個看的。傳完後,主席説,就這樣講,反正大家對這個問題討論過多少次了。當時就上主席臺開會,少奇同志就作了説明。

關於這個説明我寫過一篇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大家印象很深。第一個就是造成困難的原因要三七開,第二個就是成績和錯誤要三七開。這兩個三七開,對會議的震動很大。第一個三七開,造成困難的原因,他在會上就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講了這個,書面報告上沒有,但是他講了。他説湖南是這樣講的,究竟各個地區是怎樣的,你們自己去衡量。他説,我看湖南人民的説法是有道理的,有利於認識錯誤的嚴重性,也有利於增強信心,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成績和錯誤三七開,就打破了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的提法,這是我們幹部和群眾,特別是基層幹部多年來的思想疙瘩,想不開,講了半天還是九個指頭是成績,只有一個指頭是錯誤和缺點,那不能説服人,群眾中成為一個流行的諷刺話,實際上是不實事求是的。要打破框框,要打開思想的疙瘩。這兩個三七開具有一樣重要的意義,過去不能敞開思想看問題,不能實事求是,不能講心裏話,現在好了,對成績和錯誤的估計,不能老講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造成錯誤的原因,不能老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其實主要不是這個,而是我們自己的錯誤。

還有一點就是講到多年黨內的過火的鬥爭,造成黨內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對於這個問題,少奇同志著重講提倡“三不主義”。這一點是為毛主席幾天后的講話做的一個鋪墊。少奇同志事前也不知道主席講什麼主題,但是點出黨內過火鬥爭所造成黨內民主生活很不健全,是為下一步做了鋪墊。

七千人大會有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少奇同志的報告,後一個階段是主席的講話。主席的講話是開出氣會。因為在會議期間發現,有一些地方開始會議比較活躍,省委書記一來,就鴉雀無聲了,大家不敢講,過去講不同意省委意見的人,都挨批挨得很厲害。主席了解這個情況之後,一上來就大講要開出氣會,有什麼氣你在北京不出,到地方就不好出,要在中央面前出這個氣,對省委有什麼意見,對中央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放開講,採取“三不主義”,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要像如來佛一樣坐在面前,要讓人家講意見。少奇同志就直接找到一個最難打開局面的會議組,就是安徽組。少奇同志一去,過去不敢提意見的人,就放開膽子講了,意見很多,主要是粗暴,個人説了算,好大喜功。所以安徽組提了很多的意見,省委書記作了自我批評,而且向批評錯的、罵錯的同志當面道歉。對這一點很多同志很感慨。

如果不是在七千人大會這種氣氛下,省委書記很難有機會作這樣的自我批評和向底下交心,而縣委和地委很難説出心裏話,給省委提意見,所以當時地方上來的同志高興得不得了,説“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皆大歡喜”。兩幹一稀,就是説地方的幹部來這裡,能夠吃上兩幹一稀,是很了不起的,就皆大歡喜了,困難到這種程度了,他在地方上只能吃稀飯,而現在有兩頓幹飯不得了。這屬於花絮之類了,但是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反映了會議的氣氛。所以主席講話之後,就開始了民主的高潮。少奇同志在會議結束之後,要求我們再修改報告,要把發揚民主再增加,增加了很多。

總的來講,七千人大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本來在1960年上海會議上曾經決定要開黨的八大三次會議,後來因為布加勒斯特會議和蘇聯毀約,沒有開,而這次七千人大會,就是等於黨的八大三次會議,是黨的八大的繼續、繼承和發展,而且探討我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規律,其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1960年上海會議毛主席作十年總結時的廣度和深度,超過了八大的廣度和深度。所以説,這個會議對我們克服三年“左”的傾向錯誤,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少奇同志作為一個主要的主持人,做了很大的貢獻。當然,會議對當時正在逐漸形成的“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完全清算,也沒有能夠制止,導致這個思想最後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但是從扭轉我們國家國民經濟全面滑坡的局面、開闢一個新的調整恢復走向發展的時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從歷史來看問題,我覺得七千人大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大會,為我們克服三年的困難,奠定了基礎。

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之後的2月會議和5月會議也起了很大作用。2月會議和七千人大會相距不到一個月。七千人大會之後,就要貫徹,少奇同志集中全力來貫徹,聽各個部門彙報是怎樣落實的。首先李先念同志提出向少奇同志彙報,少奇同志問什麼事,李先念問答説是財政問題,説財政有赤字,少奇同志就很緊張,第二天就開會了。

那是2月2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先叫先念同志報告。先念同志説,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講我們的財政是收大於支,收支平衡,略有結余,三年結余有39億人民幣,但是實際情況,不是收大於支,而是支大於收,不是收支平衡,而是發生赤字,而且赤字的數目相當的驚人。少奇同志嚴厲地批評了財政部。少奇同志説,今年多發幾百億的票子,會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資本主義會導致經濟危機,社會主義也會發生經濟危機,我們現在處於經濟危機的邊緣。大家當時很震動。原來都以為沒有什麼赤字,收支平衡,每年的財政報告都是這麼説的,是老話。其實問題在這裡,問題是庫存已經挖空了,但是沒有報,糧食的庫存、油料的庫存、豬肉的庫存已經挖空了。不是一點沒有,還是有一點,還有工業品的庫存,但能用的好的工業品都調走了,剩下的都是次品,用不了的不頂用的。已經虛空了,但是還報有,一核實都是財政赤字。

少奇同志覺得這件事很嚴重,他説,我們現在經濟嚴重失調,七千人大會沒有預料到這個情況,那個時候説我們的財政情況還好,還有結余,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可見我們的工作上還沒有發現的問題不少,因此,我們需要重新估計形勢,要重新調查研究,重新核實,重新考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他要各政治局主管的人帶頭負起責任,不要被七千人大會的框框框住了,目前已經知道的情況,要如實地向中央講清楚,要向高級幹部講清楚,隱瞞是過不了關的,越拖下去,越不把情況擺出來,我們的困難會越來越惡化。會議期間,在國務院的小禮堂裏召開各部門黨組成員和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富春同志、先念同志、陳雲同志作了講話。當時禮堂很小,擠得滿滿的,桌子上都是人。他們把情況如實地反映了。富春同志講計劃,先念同志主要講財貿,陳雲同志總的概括。

陳雲同志講,我們現在的問題,比我們預想的要嚴重。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因為沒有摸清情況,對情況了解不夠準確,所以沒有作大會的發言。主席要我發言,我説我沒有把情況摸清楚,我要考慮考慮。陳雲同志説,構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問題,第一個是農業減産,特別是糧食減産。在我們這個大國,農業連年的減産,日子是不會好過的。以農立國,農業是基礎,我們的基礎垮了一半,我們的國民經濟怎麼能站得住?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基本建設項目過多,戰線過長,上的項目太多。在1957年的時候,我們只有900項還不到,到1960年底,有多少在建的建設項目?有1800到1900個,現在我還説不準確,説得少一點,就是1800個,比1957年翻了一番。農業減了一半,工業翻了一番,工農業失調的嚴重程度可以想像,這是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是城市增人太多。城市增加人太多,在三年的時間裏,增加了四千萬人,平均一年增加一千萬的城鎮人口,增加城市人口都是非農業的,都是農轉非,轉到城市裏,就是非農業人口,就要吃商品糧了,農業減少了一半,城市人口每年增加一千萬,怎麼得了!不要説目前只有2800億斤糧食,就算恢復到1957年的3950億斤,也養不了現在這麼多的城市人口。到城市做工的都是青壯勞動力,農村的大部分勞動力都進城了,整個國民經濟負擔不起。一億三千萬的城鎮人口,農業負擔不起,工業背不起,因為它要以農業為原料。所以説,難以為繼。在2月會議上,陳雲同志提出三條,第一條就是全力恢復農業,第二條就是減少城鎮人口,第三條就是厲行節約。

少奇同志同意陳雲同志的意見。他説,我們現在要考慮採取非常措施,國家現在處於經濟危機,實際處於非常時期,非常時期就需要有非常措施。他要陳雲向廣大幹部講的時候,要提出非常措施。陳雲同志的計算是非常精的,在國務院的幹部大會上,他講了六條非常措施。

第一條是恢復農業。第二條是繼續減二千萬的城市人口。1961年本來要減少一千萬,當時報來的數字説沒有完成,在1961年減一千萬的基礎上,今後兩年內,要再減二千萬。這個措施叫做釜底抽薪。沒有這麼多東西怎麼辦?把城市的人口抽回農村,要不然城市負擔不了,要鬧事,這就是釜底抽薪。著重點要在農業,同時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改善市場供應。我不是講到,幹部一個月只有24斤的口糧,副食品買不到。農民糧食吃不飽,還有瓜菜代,城市可是沒有,沒有副食品只有靠主食,而主食只有24斤。所以陳雲同志提出,每一個城鎮人口,一個月增加3斤黃豆,拿3斤黃豆來做豆腐,可以做出30斤的豆腐,一天可以多吃1斤豆腐。陳雲同志調查研究很細,一天1兩豆,可以做1斤豆腐。還提出賣高價商品,一年增加兩雙尼龍襪子,那個時候尼龍襪子買不到,一年增加兩雙是天大的事情,不得了。夏天還可以,冬天不穿襪子不行。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熱烈鼓掌的會。陳雲同志講話時掌聲雷動,在小禮堂裏,大家都被感動。有一些老年的同志,都流淚了。這都是救命糧,救命的豆子。

少奇同志稱讚陳雲同志的講話大得人心。接下來,少奇同志在3月中旬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討論批准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富春同志的報告,發給全黨,向全黨通氣,把真實的情況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面前,動員大家來艱苦奮鬥。接連開了兩天的會議,確定了措施。

3月會議有兩個問題爭論比較多。陳雲同志提出來,關鍵是恢復農業,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全力促進農業發展,這是關鍵,沒有這個,難以為繼,這一步棋走活了,全盤都活了,農業是基礎。但是有爭論,有人説三年就可以恢復農業了,去年是2800億斤,1957年是3900億,用三年的時間,增加1100億斤應該是可以的,恢復會比平常的速度快。有的同志説,三年時間太短,需要五年。所以到底是三年還是五年,關係到我們的基礎在什麼地方。

少奇同志作報告的時候説,我們力爭三年,但是準備五年。陳雲同志講三年到五年可以恢復,他的一個根據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我們平均每年增長糧食是1500億斤。現在農業遭受這麼嚴重的破壞,能不能做到1500億斤,需要看我們的努力。所以陳雲同志的估計是有根據的,是有數字的。我們是力爭,到時完不成,再加一點時間。大家最後思想統一,寧可小心謹慎一些,不可以過分樂觀。這是少奇同志的結論。

第二個爭論比較多的問題是,現在究竟是恢復時期還是調整時期。為什麼會爭論這個問題?因為在三年時間內,我們要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滑坡的局面扭轉過來,所謂扭轉,就是要往上升,往上升就是恢復,而且農業的確是恢復的問題。都退步到1949年之前的水準了,還不是恢復?有的同志堅持恢復的提法,認為這樣明確,可以集中力量搞農業,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另外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們説我們不僅農業有問題,而且工業也有問題,整個國民經濟都有問題。不僅經濟有問題,整個政治、文化、科技、教育都有問題,要講恢復就不能涵蓋這麼多領域。農業沒有問題是要恢復的,但工業的問題就不是恢復的問題,重工業1961年爬到頂,到了1962年就一跌跌到1958年我們大辦鋼鐵的時候。1958年煉出1100萬噸鋼,其中只有850萬噸鋼是好的,能用的,其他的都是白白浪費。1962年,是870萬噸。就是説重工業要壓低,以壓低工業來促進農業,過去我們是以工損農,現在是減工支農,倒過來,就需要很大的調整。在經濟領域之外,平反,還有科技、文藝、教育等等更是調整的問題。

這是3月會議議論最多的兩個問題。少奇同志認為,提調整,是包括恢復,但是涵蓋的意義大於恢復,所以我們以提調整為好,定了四年的調整時期。少奇同志是這樣作結論的:還是以九中全會確定的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還是叫調整時期。但少奇同志又説,我們主要力量還是搞恢復,主要是農業。最後把大家的意見都統一起來了。所以説,少奇同志政治家的風格,能夠在各種意見中既突出重點,又保持平衡。他的領導藝術,那是叫人佩服的。

3月會議過後,把意見發給全黨了。首先是省部級、軍級的幹部,然後是17級以上的幹部。因為這是一個大局,調整時期爭取三年,準備五年,要實行一個大的調整,大的綜合平衡,比七千人大會進了一步,深了一步了。所以少奇同志在開完會之後,和周總理、小平同志專門坐飛機到武昌去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同意了。

接下來就開5月會議了。5月會議,是在懷仁堂的後廳開的,擴大吸收了一些地方的同志參加,也是政治局的擴大會議。討論了先念同志、富春同志和陳雲同志提出的報告。陳雲同志因為勞累過度,病倒了,休養了,由總理來主持中央的財經小組。

5月會議上,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作報告,總理代替陳雲同志作説明。在會上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的情況比過去認識的進一步了,對困難情況的估計了。因此我們對克服困難要下更大的決心,要不然拖延下去我們的國家就拖垮了,的確難以為繼,不是馬馬虎虎可以混過去,是混不過去。

朱德總司令在會上也慷慨激昂地講了話。這些會老人家平常很少參加,政治局會議也很少參加,年紀大了。他在會上講了幾點意見,確實講中了要害。

第一點是農為立國之本。中國是農業國,我們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這一點。那時是六億人口。六億人口的農業大國,農為立國之本,所以加強恢復農業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他贊同中央的方針。

第二點是民以食為天,要解決糧食問題,要解決城市人口問題,要解決農村餓死人的問題。不吃飯是不行的,這是最普通的常識,餓肚子也不行,吃不飽也不行。中央政治局開會抓這個問題抓對了,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第三點是要艱苦奮鬥,節衣縮食,老傳統不能丟。

第四點是要精兵簡政,減人,把主要的力量集中搞農業。不僅城市要減人,機關幹部也要下鄉,動員一批機關幹部下鄉,首先中央機關的幹部要下鄉。那個時候一動員,中央機關相當多的幹部都下鄉,回來之後經過鍛鍊真的不錯,有一些就不回來了,在農村當縣委書記了。

少奇同志總結了情況。他説,有一些地方有好轉,但總的情況是困難的,是嚴重的困難,是屬於經濟危機性質的困難,而不是一般的困難。我們的經濟是嚴重的失調,需要大幅度的調整,不是一般的調整,更不是小幅度的調整。他説,這一點我要作自我批評,在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和發言中都沒有估計到這個情況,是樂觀了一些,當時講的困難也有很多,但沒有這次經過2月會議、5月會議了解得這麼深刻。所以,他認為中央政治局應該用最大的決心,採取非常的措施。小平同志講,決心早就下了,就是不夠大,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決,而是行,這套辦法總理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提出來了,現在主要問題是行的問題。這是小平同志補充少奇同志的。

少奇同志説,要退夠,農業要退夠,工業也要退夠,退到的確有把握的陣地上,站穩腳跟,然後經過恢復再向前進。還要橫下一條心,不要存在什麼僥倖的心理,要採取狠狠的措施,就是非常措施,不是一般措施。他説,在七大的時候,我們對困難是估計夠的。七大經驗證明利多於弊,所以現在應該看到,我們下這麼大決心,採取這麼大的非常措施,是勇敢的表現,是我們黨有自信心的表現。盲目樂觀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不敢正視困難是懦弱,敢於正視困難是革命家的氣魄,這是馬克思主義。少奇同志的理論修養是從實際中間來的,有許多問題提到了理論的高度。他説,我們現在下這麼大的決心是自信,而不是膽怯,自我安慰不是馬克思主義,正視困難才是馬克思主義。困難估計得多不是右,措施採取得狠不是“左”。他講這個問題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分析了是非。

再一個他講到,我們現在下決心再減二千萬人是一個關鍵,是損工支農,壓工業支援農業,如果不這樣就兩敗俱傷。不狠心壓工業,工業搞不好,農業也搞不好。工業之所以搞到1960年、1961年的水準,是因為擴大基建項目的投資,拼設備,而這兩個辦法是難以為繼的。擴大基建項目沒有錢了, 拼設備呢,現在的設備不如1959年。所以他説要下這麼一個 決心,否則兩敗俱傷,一定要支援農業把農業搞上去。他説 下決心二千萬城鎮人口下鄉是很大的工作量。因為牽涉到各 方面的利害關係,比如説你這個廠關不關,他那個廠停不停、 搬不搬,你這個基建項目是繼續建,還是停建,還是撤銷,都牽涉到各方面的利害關係。他説,這方面要注意,決心要大, 但方法、步驟要穩當。不能冒冒失失的,不把各方面的利益 妥善地解決,會出亂子的。

再一個意見就更重要了。他説,現在我們採取這種非常措施,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是全國性的社會問題,因為涉及到方方面面。城鎮人口已經減了一千萬了,還要減二千萬,牽涉到城市的家家戶戶。一億農業人口的口糧供應不足,要關停並轉一批工廠,大批工業下馬,這是牽涉到家家戶戶的利益。他説,經濟上的問題必然反映到政治上來,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有政治的敏感性,説穿了就是要準備匈牙利事件,我們力求不發生,力求把“大匈牙利”變成許許多多的“小匈牙利”,不把矛盾集中,而把矛盾分散,要有這個準備,對此17級以上黨員幹部要有思想警惕。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做好了佈置。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誰思想動搖都要開除黨籍,誰參加了這種性質的行動要給以刑事處分。當然當時黨員的表現和群眾的表現都很好。

最後一個問題,少奇同志講,所有問題的解決都要第一書記挂帥,現在我們這個會實際上是毛主席挂帥,我代替來執行,這些方針政策都是毛主席批准了的,他下的決心,同意採取非常措施來解決當前嚴重的經濟困難。要第一把手親自抓,而且像毛主席講的,要抓就要抓緊,抓而不緊等於不抓。當時各中央局的同志都參加了這個擴大會議。

這是5月會議少奇同志的總結。從2月會議到5月會議這個過程,少奇同志發現了新的問題,抓緊調整,採取了非常措施,具體落實,不為七千人大會已經作過的決議所約束,既然發現了新的問題就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這種實事求是的榜樣很突出。而且他對新的問題,政治上的敏銳感很突出,不僅從經濟上,而且從政治上來看待問題,的確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有領導藝術。

這次2月會議到5月會議採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是七千人大會的深入和發展。發現新問題,採取新的解決辦法。所以説,對貫徹八字方針,這2月會議到5月會議是有決定意義的。僅僅七千人大會不夠,沒有2月會議和5月會議的措施,那我們的局面還不能很快地改觀,不能夠根本上扭轉局面。七千人大會解決了思想問題,對總理的報告沒有怎麼討論,後半節主席一講話,大家出氣,場面熱鬧,心情都到那個上頭去了,沒有在意總理提出的措施。真正認真對待困難,確實採取措施是2月會議、5月會議提出的。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少奇同志堅定地維護全面調整的方針。就在5月會議開過兩個月之後,中央在北戴河召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先是討論1962年的計劃。會前主席提出增加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這麼一個問題,還有一些商業問題。總理主要是要落實調整方針裏面的城市減人、工廠關停並轉、基建項目下馬,主要抓這幾個問題。於是就召集一個城市工作會議,把大中城市的市委書記找來,和北戴河工作會議平行進行。

北戴河會議從一開始就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因為主席從8月6日起,連續講了七次話。在北戴河不是開正式的會議,是開小會,分省開,但是有一個中心小組,主席講話是在中心小組裏面講的。我們起草班子,田家英和我都參加了。主席在中心小組主要講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階級是中國有沒有階級,赫魯曉夫説沒有階級,是全民國家全民黨,我們有沒有?主席回答説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現在鬧得最厲害的就是農村的富裕中農,地主和富農在土地改革中已經名譽掃地了,有代表性有影響力的是富裕中農,所以説階級還存在,不是沒有。主席講“單幹風”就是階級存在、階級鬥爭動向的一個標誌。這樣就非常緊張了。把包産到戶提到單幹,其實提這個問題的鄧子恢同志是叫做在集體經濟的前提下實行田間管理責任制,既不叫包産到戶,更不叫單幹。但主席把這個提到是階級鬥爭的主要標誌,是“單幹風”。

第二是形勢。主席講,前一陣對形勢估計好像是一片黑暗,把形勢估計得那麼嚴重,一點光明都沒有。主席説他認為現在的形勢不是一片黑暗,而是基本光明。

第三是矛盾。主席講,社會存在矛盾,這個我們早就講了,現在不僅是存在人民內部矛盾,而且存在敵我矛盾,存在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鬥爭,存在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問題誰勝誰負,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才能解決,而會上表現的跡象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所以一開始中心小組的氣氛就很緊張,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

從這時起,就陸陸續續颳起了批三風,首先是從批“單幹風”開始,也就是批鄧子恢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把它當“單幹風”來批了。接著就批“黑暗風”,説把形勢估計得太嚴重了,一片黑暗。後來又加了一個批“翻案風”,説彭德懷同志寫了一個申訴書,八萬字的申訴書,為他在廬山會議所受的錯誤批判申辯。當時還有一個風沒有批成,主席也不強調,就是王稼祥同志提出要緩和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主張和蘇聯關係要採取緩和的方針,和美國、英國、法國要緩和,和印度還有印尼要緩和,我們現在經濟困難,先把我們自己經濟恢復起來再説。這就是所謂的“三和一少”,是稼祥同志作為意見寫信給總理、小平同志和陳總。因為寫信也不是正式寫給中央,所以政治局會議上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毛主席提的階級、形勢、矛盾的問題,颳起的反“單幹風”、反“黑暗風”、反“翻案風”使會議氣氛很緊張。我們這些參加文件起草、平常參加中央會議的人當時就感到2月會議和5月會議所採取的非常措施有一風吹的危險,感覺到了情況嚴重,也是很緊張的。少奇同志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他在會議期間,包括後來的十中全會,講了六次話,包括插話。

少奇同志在中心組講了四次話,回答大家集中討論的形勢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要求少奇同志反對主席的兩個觀點,不可能。一個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另外就是少奇同志本身對這個問題認識也不是那麼清楚。我們後輩評論前輩,在這點上,含蓄一點為好。但是在形勢的問題上,在批“黑暗風”的問題上,在關係到調整方針、是不是執行2月會議和5月會議措施大問題上,少奇同志是堅持原則的,維護2月會議和5月會議的方針是非常堅定的。

少奇同志講了這麼幾個問題。

第一,2月會議上,我們發現新的困難,是七千人大會沒有遇到的。從赤字開始,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現新的困難。農村人口有一億口糧不夠,春荒比預計的來得早,餓死人的現象沒有停止;各地報上來的夏收情況不如去年,徵購任務派不下去,都説減産,都要求中央調進糧食,少調出糧食,調出越少越好調進越多越好;城市減人很遲緩,當時報來是完不成1961年減人一千萬的任務;城市人口供糧不足,吃不飽,得了浮腫病,在一般的市民中更為嚴重。根據情況,所以提出採取非常措施,如果不是出現新的情況,不是出現新的困難,就沒有必要提出非常措施。

第二,我們提出對困難做出充分的估計,是這樣提出的:估計得輕一點,不如估計得重一點。把困難估計夠,是利多弊少,給大家有思想準備。我們這幾年對困難估計不夠,過分樂觀,造成很大的錯誤。我們已經錯過了一年的時間,如果2月會議不下這樣大的決心,我們會犯上一個時期的錯誤。當然,估計困難多一點,可能會影響一些同志的信心,但是絕大部分的同志,不是影響信心,而是幹勁更足,克服困難更千方百計,不能説因為提出困難,有一些同志表現消極而把絕大部分幹部積極性抹煞了。最困難的時期究竟過去沒有?我是説,有一些地方過去了,但是總的來説,只要我們把兩千萬人口減下去,就可以有把握地説,明確地宣佈,困難的時期過去了。

少奇同志講得斬釘截鐵,一點也不含糊。在中心小組發言時,少奇同志提出,主席在延安七大的時候講,我們要有思想準備,要估計到十多條困難。當時估計可能會發生自然災害和敵人的三光政策,會赤地千里,顆粒不收。毛主席在七大閉幕的時候講要估計這些情況,還估計到黨內分裂,結果沒有出現,抗日戰爭很快勝利,解放戰爭也提前到來。要讓幹部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遇到困難不是驚慌失措,而是胸有成竹。

先念同志在會上的發言,給少奇同志很有力的支援。先念同志的講話很有説服力。他講,今年夏收時糧食産量只有366億斤,比去年406億斤減少四五十億斤。這是十分困難的。困難到什麼程度?困難到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這四個地方的存糧最多不足十天,這個不得了!北京只夠三天,只有三天的糧食夠北京人吃,如果三天后不調進糧食,北京人要斷糧!那個時候先念同志是一天24小時工作,根本沒時間睡覺,睡也睡不著。他對主席説,我是管糧、管錢的,我的日子很難過,但是也不好給你直接講。先念同志説,主席,我怎麼好給你講這些呢?

先念同志的講話,是對少奇同志很有力的支援。

少奇同志接著講,現在要大力抓,採取非常措施,情況會好轉。如果措施得力,見效比較快,夏收估計有些地方可能打了一點埋伏,加上我們進口了300萬噸的糧食,糧食供應就會稍微緩和一點。去年進口400萬噸糧食主要是給農村的救濟,今年進口主要是補足城市的口糧供應不足,保證京、津、滬、遼這四個地方不至於斷糧。進口700萬噸糧食,不是富裕,而是救命糧,救濟糧。

第三,就是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當時地方報來有30%要搞單幹,後來一查,實際上只有10%。可見,強調要想辦法恢復農業,還是見效快的。政治局沒有討論鄧子恢同志的意見。他在會上發言,強調大集體、小自由,強調多點小自由。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主席一直抓的,他提出要鞏固集體經濟,不贊成鄧子恢的意見。少奇同志認為,中國還是要走大農業的道路,現代化農業必須是大農業,必須是規模相當的集體經濟,不走這個路,農業的問題就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所以就贊同主席的意見。

第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幹部和群眾,他們把這個當做是黨中央對他們的信任,更加信任黨,相信黨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和黨中央同心同德,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少奇同志在這裡講得很激動,他説,中國的幹部隊伍是好的,中國的老百姓是好的,我們的工人、農民是好的,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跟黨站在一起,這是中國共産黨人值得自豪的,是中華各族人民值得驕傲的。他講得很激動,當時全場都動容。

最後一點意見,少奇同志提出,究竟對階級鬥爭和調整工作?這兩個工作怎麼來擺?這是問題的要害了。位置如何擺,階級鬥爭怎樣聯繫調整工作。他説,我提出來,請大家考慮,是不是可以階級鬥爭不聯繫那麼寬,調整工作是實打實的,可不可以對調整工作就事論事,不講什麼“左”和右,不上綱上線,不同階級鬥爭掛鉤,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因為現在的困難還很多,還需要集中很大力量來解決,進行大量的複雜而又非常細緻的工作,所以不宜聯繫過寬,要就事論事。這件事情請大家考慮。這個問題,在北戴河會議上沒有定論,主席對這個問題沒有發言。但是在中心組,少奇同志的這個講話,反應是好的。從這之後,中心組就不再強調黑暗風了。特別是周總理主持的城市工作會議,因為減人、關廠、基建下馬都在城市工作會議上具體討論,當時是規定死任務,硬碰硬的。大家最後還是讓總理説服了,把任務接受下來了。城市工作會議的形勢扭轉了,非常措施中重點的幾條就落實了,落實到每一個城市。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會議上還講了一個問題。他在8月20日的發言中,講了一個帶普遍性和原則性的問題,就是黨內鬥爭過火的問題。他説,過去,黨內過火的鬥爭太多了,廬山會議專反右傾,丟掉工作,是一個痛苦的教訓,我們不能再重復這個教訓了。在我們黨內,在一定的組織範圍內,根據黨章的原則,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對中央有意見,也可以在黨內組織討論,不能因為人家提了意見,就給以組織處分,提得不對,可以批判,但是絕不能給予組織處分。這是黨章規定的。鄧子恢同志有一些不對的地方,但是他還是認識問題。一般來講,在組織原則上,在一定的黨內的範圍內,任何意見都可以提,都可以批判,但是不可以給予組織處分,這是黨內民主最根本的一條。沒有這個,黨內民主是空話。多年來,我們犯了黨內鬥爭過火的錯誤,現在黨內民主很欠缺,敢於講真心話、老實話的人太少了,這是一個嚴重的危險,不是我們黨健康的表現,而是我們黨內不正常的缺陷。少奇同志提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會議講的這些意見,對當時會議緊張氣氛的緩和起了很好的作用。少奇同志在那種場合,敢於這樣直言不諱,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那是很難得的,很值得學習的。總理、小平同志和少奇同志採取了一樣的態度。總理在城市工作會議上説服地方幹部,也採取了強調困難的辦法,所以他們才去落實,才去解決。小平同志也講,現在情況比較好轉了,證明當時採取的措施是對的。他們採取了一樣的態度,這就形成了影響廣泛的、力量不能低估的這麼一個作用。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小平同志同心協力,形成了合力,影響是很廣泛的,他的作用是重大的、不能輕視和低估的。

北戴河會議沒有作決定,回來開十中全會。

在十中全會開幕的時候,主席發言了。他同樣講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講得很詳細,進一步系統化了,形成了後來十中全會的公報。在階級鬥爭和調整工作的關係上,他最後下了決心,還是對的。他説,關於階級鬥爭和調整工作,應該根據九中全會的決定來辦事,就是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要受國內的干擾,更不要受國外的干擾,集中力量搞國內調整工作,三年方針不變。就是説,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是主席在九中全會講的話,他重申了這個意見。他説,這是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那個會議上我們犯了錯誤,只管反右了,沒有去反“左”,丟掉了工作。

主席講,請各地方注意,切不可以階級鬥爭妨礙調整工作。廬山會議本來是要搞調整工作的,後來搞了軍事俱樂部去了,把工作丟開了,這是吃了虧的。現在一定要把調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鬥爭可以開展,但是不要放在第一位,不要放大力量,放多數人去做,讓公安部門去做就可以了,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精力應該是抓調整工作。他説,不要使階級鬥爭干擾我們調整工作,湖南有一句俗話,一個遊魚三個浪,引得懶人去上當,它滾一下就是三個浪,你就以為很多魚,其實只有一條魚,而且很快跑掉了。他説,我們不要做懶人,更不要上當,不要受階級鬥爭的干擾。這個時候,他對於這個問題講得是很明確的。

這番話,就等於贊成少奇同志的意見,把少奇同志的意見正面表述得更明確了。第二天少奇同志發言,作了一些檢討,説那個時候,困難講得多了一點,目的是為了把工作抓緊,不至於被動,爭取主動;我們採取了這些措施後,見效很快。他反覆講對待困難的三種態度,一種是堅定的,一種是動搖的,一種是反對中央、反黨的。他説,正確的態度,就是正視困難,認真地對待困難,千方百計地去克服困難,和困難作鬥爭,戰而勝之,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態度是毛澤東思想的態度。現在回過頭來看,困難有多大,也不過如此,我們咬緊牙關,橫下一條心把困難挺住,結果還不是挺過來了!情況好轉了,最困難的糧食問題,現在也好了。所以,關鍵是做好黨內幹部的教育,做好黨員的教育,群眾會相信我們黨,跟我們黨一條心,一起來克服困難。我們只要跟幹部、群眾聯繫在一起,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們。

由於中央採取這樣的決策,全黨幹部帶領廣大的群眾,同心協力,從各個方面對八字方針全面落實,所以從1963年起,全國形勢逐步好轉,1964年就全面好轉了。

周總理在1964年底人大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講,我們基本上結束了調整,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四年中間,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團結一致,堅持原則,採取非常的措施,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終於使我們國民經濟好起來了,重新開創了一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局面。

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能夠清算1958年甚至從1957年開始逐漸形成的系統的“左”的指導思想,也沒有能夠在四年調整中間防止越來越嚴重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繼續發展,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堅持全面調整的方針,而且取得這樣實際的成效,那是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在這裡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中流砥柱,什麼樣的風浪,也沒有動搖。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國家將沿著衰退的滑坡,一天一天敗落下去,經濟困難會越來越嚴重,政治困難更引起強烈的反應。如果不是這樣,也很難設想,我們今天能夠創造這麼一個飛速發展的新局面,能夠在即使十年“文化大革命”那麼嚴重的破壞中經受得住。如果不堅持這個調整的方針,不順利完成任務,“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破壞是經受不了的。所以説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所起的作用,的確是歷史性的,功在黨國,銘刻春秋,歷史評價再高,也是不過分的。有一些人講,“文化大革命”前七年都錯了,從1957年就開始錯起,一直錯到底,他們沒有看到四年調整時期所起的關鍵作用,既扭轉了局面,開創了新的局面,又能夠經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如果不是這樣,可以設想,我們的國家將一落谷底,我們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間,那真是要亡黨亡國的。所以説,歷史意義怎樣估計都是不過分的。

文章來源: 人民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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