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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回憶懷念字號:
馬輝之李楚離:回憶劉少奇同志在北方局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4  發表評論>>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我們在這裡記述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工作時期的功績,以表達我們對少奇同志的崇敬和懷念。

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當時,儘管通過遵義會議在紅軍和蘇區糾正了王明路線,但是在華北地區,由於和中央聯繫不便,卻轉變遲緩。在華北白區工作中,雖然有一些同志堅持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鬥爭,但是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左”傾路線仍佔統治地位。在組織上表現為關門主義,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打倒一切,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退卻防禦的必要性。少奇同志到華北之後,為反對和肅清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堅決地進行了鬥爭。他剛到華北,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通過黨的秘密刊物《火線》,以KV的化名寫了肅清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文章,對“左”傾機會主義給黨造成的危害進行了系統的批判。文章指出,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完全不懂得指揮群眾鬥爭的戰略戰術。在白區工作中否認保存和聚積革命力量的必要,否認保存和鞏固黨是基本的任務。不知道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要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要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推動這個矛盾的爆發。要和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的力量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要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暫時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

自以為最“革命”,一切不合作,結果孤立了自己,反而加強了敵人反對我們的總力量。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還表現在完全不懂得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不懂得在白色恐怖下,公開工作的範圍應盡可能使之擴大,一切可能公開進行的工作,都應公開去進行;秘密工作的範圍又應盡可能使之縮小,只有不能公開進行的工作,才應該秘密來進行。二者必須在人員上、工作方式上嚴格區別開來。

少奇同志的這篇文章和他寫的《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等黨內文件,確實是“八·七”會議以來無數革命先烈在白區工作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從思想理論、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上對黨在白區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清算。少奇同志關於白區工作的這些重要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少奇同志不僅寫了一系列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文章,而且及時地對華北黨的工作進行了具體的指導。在實際工作中,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給我們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使黨內多數同志在對黨的策略路線的認識上,在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正確配合上,在如何進行公開闔法鬥爭以及如何進行群眾工作的問題上,都大大前進了一步。

這個時期,少奇同志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親自領導華北黨,在建立統一戰線,積蓄抗日力量等方面進行了大量輿論方面的工作和組織工作,從而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運動的成果,為全民抗戰做了很好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少奇同志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適時地提出黨在華北的中心任務是準備與積聚力量,為武裝保衛平津、華北而戰。

在《火線》上發表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一文,對統一戰線作了系統的説明。它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論證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駁斥了黨內懷疑和反對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錯誤觀點,具體論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與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總任務和總政策的關係、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的關係、抗日戰爭與土地革命的關係。強調指出了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在統一戰線內部爭取領導權的鬥爭,是一個不可調和的長期複雜的鬥爭,無産階級特別要注意反對統一戰線領導權問題上的右傾思想。

這篇文章象明燈一樣照亮了我們的思想,使我們鬥爭有了武器,前進有了方向,工作有了信心。

少奇同志一方面統一黨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陶尚行的名義,公開寫文章給國家社會黨機關報《自由評論》,答覆張東蓀討論共産黨新政策的文章。少奇同志的這篇文章旗幟鮮明地解釋了黨以統一戰線為中心的各項新政策,駁斥了一部分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對共産黨的各種錯誤批評,在黨內黨外均起了極大的作用。

在宣傳統一戰線的同時,我們黨積極地進行了統一戰線的實際組織工作。當時,有被派到北方局工作的(馬輝之),有被派到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擔任領導工作的(李楚離),在北方局的領導下,通過各界救國聯合會做了大量的統一戰線工作。

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各救”)一九三六年春成立於北平,以學生和上層知識分子為主,包括工人、農民、商人、婦女各個方面,是我們黨領導下的半公開組織。後來為了便於開展工作,華北“各救”重心由北平轉到天津,在冀東地區和河北省的許多縣城建立了分會,還建立了華北各地的學生救國會。接著,由華北這些團體發起,在上海舉行了全國各界救國團體的代表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沈鈞儒、鄒韜奮等為理事。當時,在華北“各救”中,黨的力量十分活躍。共産黨員王仲華(代表“青救”)、趙觀民(代表“工救”)、張志清(代表“婦救”)、李運昌(代表“各救”冀東分會)等同志,在“各救”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黨經過各界救國會、學生會等辦了幾十個公開、半公開的刊物,出版了許多小冊子,並組織了宣傳隊、戲劇團、歌咏團、下鄉工作隊等。黨通過這些非常適合形勢發展需要的組織形式,發動群眾請願、罷工、遊行、示威,進行宣傳鼓動,宣傳了黨的政策,擴大了黨的影響。

爭取國民黨上層及其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也積極地開展起來。在天津,我們爭取了粵桂系的代表劉紹襄,大學教授馬漆廷趙飛克,電報局局長王若僖(國民黨)等參加了“各救”。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原來鎮壓過“一二·九”學生抗日運動。我們分析,在日寇進逼,全國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下,他有轉向抗日的可能。於是,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的口號。同時,派朱則民、劉昭等同志打入宋哲元的部隊,加緊對中上層軍官的聯絡和爭取工作。還派了一些同志,對石友三、萬福麟的部隊做工作。通過“各救”不斷派群眾代表對華北的各個軍隊進行慰問和宣傳鼓動。當綏遠國民黨軍隊對日抗戰以後,“各救”進行了募捐支援,派代表到綏遠百靈廟進行了慰問。這些工作,對於爭取國民黨軍隊參加抗日,尤其是二十九軍轉向抗日,在爾後的蘆溝橋事變時揭開全面抗戰的序幕,起了重大的作用。

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黨正確地處理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根據少奇同志的指導,當時充分而適當地利用了一些黨員個人的合法身份,參加各種公開或半公開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儘管黨是秘密的,卻通過這些黨員,深入到了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和社會各階層取得廣泛的聯繫,進入了各種合法的社會團體、機關和刊物。這樣,就使得一些團體成為開展鬥爭的支點和堡壘;使黨和群眾保持緊密的聯繫,團結、帶領群眾前進;同時,由於使黨員和黨的組織盡可能隱蔽到各種群眾團體和機關中,也減少了被敵人破壞的危險。黨在公開團體的掩護下,秘密地發展了黨的組織。這樣,黨的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相結合,防止了黨受到破壞。黨的力量不斷壯大,根本改變了“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狀況。

對於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初期的這段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央書記處在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指示信説:“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即劉少奇)同志到後,有了基本上的轉變,主要的表現:在政治領導的加強,糾正了過去河北黨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且能採取適當的方式,直接影響全國統一戰線最有權威的刊物。表現在努力擴大抗日戰線,不僅企圖建立華北各界救國聯合,而且能顧及全國,在學生、軍隊、農民等群眾中,均有較好的成績。表現在組織上,河北的黨不僅能夠幫助環繞河北各省建立黨的組織,而且能夠顧及到上海、西南、武漢等地黨的建立等等,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後,劉少奇同志明確指出:“在蘆溝橋事變以前,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非武裝的鬥爭方式(如遊行、示威、抵貨等),當時敏感的學生與知識界常是站在反日鬥爭的前線;但在蘆溝橋事變以後,中國民族抗日的主要鬥爭方式,已經提到武裝鬥爭的階段了。這是一個對日抗戰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站在抗日前線的,是抗日的軍隊和那些武裝起來的人民。”

根據形勢的這種變化,北方局指示我們:“組織、發展與堅持抗日遊擊戰爭,已成為我華北全黨及人民的中心任務。一切其他的群眾工作及統一戰線工作等,都必須環繞于這個中心任務去進行。每一個同志都必須到群眾中去,武裝起來,學習軍事,去組織和領導遊擊戰爭。”“黨在平津的組織轉入長期的秘密工作,應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與積聚力量,以等待和準備將來反攻時期收復平津的行動。而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援助平津附近鄉村中的反日遊擊戰爭,城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幹部人員除必要留在平津者外,應退到鄉村組織遊擊隊打遊擊。”“在冀東(這裡是早幾年前被日寇佔領並劃為特別區的地方),是準備迅速發動反日的武裝起義,配合全國的抗戰,並在冀東堅持遊擊戰爭。”在華北其他地區,也要動員群眾抗戰,獨立自主地開展遊擊戰爭。七七事變以後我們的工作,就是根據北方局的這些指示和決定進行的。

平津淪陷,北方局遷移到山西臨汾,河北省委留在天津。這時,河北省委(馬輝之任書記)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把工作的重點轉向了農村。七七事變後,平津市委向農村輸送了大量幹部,除了必須留下作地下工作的少數幹部外,凡是能夠參加遊擊戰爭的,都派到鄉村中去,發展黨的組織,發動和領導農村遊擊戰爭。河北省委還輸送了大批民先隊員、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到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當時省委通過上層關係,爭取到怡和、招商兩個輪船公司的幫助,把一些學生從海上先送到青島、煙臺;一部分學生則從陸上到了太原。這樣把一些青年送到了延安和山西、河北、山東等敵後根據地,為各敵後根據地的創建提供了大批骨幹力量。另有一部分黨員和民先隊員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對於推動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我們將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改為“華北人民抗日武裝自衛委員會”。為了取得對華北抗日武裝鬥爭的領導權,河北省委根據北方局指示,決定爭取國民黨政府對該組織的承認。當時分析,華北的大部分已經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在這裡成立群眾抗日組織,國民黨政府不好反對,否則它就站不住理。如果它承認華北人民可以自己建立抗日組織,那就沒有理由反對國民黨統治區開放民眾運動,從而有利於國民黨統治區的群眾抗日運動。

如果它不予承認,那也可以借此揭露其片面抗日的面目。無論出現哪種結果,對我們來説都是有利的。於是,我們就派王仲華同志代表武裝自衛會,帶著自衛會的章程及組織概況,到武漢國民政府大本營去備案。王仲華同志到武漢以後,經過與主管民眾運動的六部商談,爭取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承認。

當時同國民黨鬥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國民黨政府出於大資産階級的階級本性,只允許軍隊片面抗戰,害怕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抗日。

正象劉少奇同志所説的那樣,“它從不輕易的主張對日抗戰,它要想盡一切的方法來抓取民眾運動中的領導權,用一切方法來控制民眾救國運動,使民眾運動不超過它所需要和所允許的範圍以外去。”因此,我們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決進行反控制的鬥爭,在鬥爭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在一定範圍內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根據這個指導方針,我們黨在武裝自衛會中的代表李楚離根據省委的指示,在與六部在天津的代表沈平的談判中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主要是圍繞在群眾團體的獨立性上,和對待民眾運動問題上,進行了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由於自衛會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大大便利了我們黨通過自衛會與各黨各派各軍的聯絡,在我黨領導下,推動了各黨派、各階層的人民和軍隊聯合抗日。我們還直接派人到各黨各派的軍隊中去工作,如派劉建章到冀南爭取了郭貴齋的部隊,又派人到平西爭取了趙侗的部隊,發展了我黨所領導的民眾抗日武裝。

在進行這些工作的同時,河北省委根據北方局關於舉行冀東暴動,建立以燕山山脈為中心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決定,集中精力建立我黨領導下的獨立的抗日武裝力量。

冀東是長城內外的咽喉,是從東北通往華北的戰略要道。在這裡發動群眾武裝抗日,牽制敵人的力量,創造根據地,對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重大的意義。

一九三八年春,冀東的開灤五礦爆發了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同盟大罷工。三萬五千名工人參加了罷工,持續罷工達五十天之久。早在罷工醞釀階段,河北省委就派胡錫奎同志去唐山市委工作。罷工開始後,又從天津派了周文彬(即金成鎬,朝鮮族)等同志去開灤參加領導這次罷工。罷工最初是反對英國礦主的,為了與抗日鬥爭相配合,黨決定:“抓住工人的迫切要求,由經濟鬥爭引導到政治鬥爭,由改善工人生活的反英鬥爭,形成濃厚的反日空氣,引導開灤工人舉行武裝暴動,支援八路軍抗日”。由於我們正確地利用了英日矛盾,迫使英國資本家讓步,使罷工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組織了工人糾察隊,鍛鍊了工人隊伍,同年七月冀東暴動時,有七千名礦工參加,節振國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在開灤罷工的同時,冀東暴動的準備加緊進行。為此,河北省委派李運昌為路北特委書記,胡錫奎為路南特委書記。北方局派了李任民、孔慶桐、陳群等四名軍事幹部,經河北省委送到冀東,參加起義的準備和軍事指揮工作。河北省委還從天津向冀東輸送了四部電臺。

當時,我黨在冀東只有三百多黨員,六百多農會會員。

為了擴大力量,黨又派李楚離、王仲華等同志去冀東,通過自衛會冀東分會,團結了愛國知識分子洪麟閣、開明紳士高志遠的武裝隊伍,把各種群眾組織到自衛會中。為使暴動成功,黨中央派八路軍宋時輪、鄧華支隊從平西東進,進行策應。少奇同志指示:冀東暴動要等八路軍到達,八路軍到哪,哪起事。經省委與宋、鄧支隊聯繫,定於七月十五日起義。

因日本侵略者察覺,暴動提前于七月九日舉行。由於我們黨事前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又有八路軍的支援,暴動隊伍迅速發展到十來萬人,幾乎村村都有人參加,聲勢之大,威力之猛,超出了預料。暴動隊伍連克灤縣、盧龍、薊縣、玉田、樂亭、遷安等縣城和洼裏、古冶兩個火車站,切斷了北寧路。與八路軍會師後,在豐潤與遵化間的鐵廠舉行了會議,決定成立冀熱察軍區和冀熱察行政委員會。

由於我們對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不足,青紗帳倒了以後,面臨敵人的嚴重進攻,在九間房會議上決定暴動隊伍轉移到平西整訓。因為對農民隊伍轉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估計不足,受到敵人的堵截,大部未到平西,分散退回冀東家鄉。但不久又在黨的領導下,也在平西根據地的支援下,重新組織、武裝起來,打開了冀東抗戰的新局面。

冀東暴動後,黨中央和北方局來電祝賀,希望我們克服困難,“創造冀熱邊新的根據地,長期堅持抗戰”。冀東暴動是冀東地區軍民配合、全面抗戰的一次威武雄壯的預演,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威脅了敵人的要害地區,壯大了抗日武裝鬥爭的聲勢和力量,為我黨後來堅持冀東抗日武裝鬥爭奠定了基矗宋鄧支隊及暴動部隊成為創建冀熱察抗日根據地的骨幹力量。

儘管我們對少奇同志的工作了解很不全面,但是,從上面講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領導的北方局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他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了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那樣一個重要的、複雜的急劇轉變的歷史關頭,少奇同志在黨中央領導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嘗觀點和方法,正確地分析形勢,進行階級的估量,克服各種錯誤意見,創造性地、明確地、及時地提出各種策略口號、工作措施。他善於在革命來潮時期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發展大好形勢,使華北地區的黨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抗日民眾武裝,動員和組織了數百萬群眾朝著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所有這些成績,都為後來黨與八路軍在華北抗戰創造了條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一夥捏造材料,羅織罪名,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把劉少奇同志置之於死地,只能證明他們是一夥反革命兩面派。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少奇同志是我黨當之無愧的卓越的領導人之一。對於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工作時期的歷史功績,人們是永遠不會也不應忘記的。(馬輝之 李楚離一九八○年三月七日)(人民日報19800514)

文章來源: 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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