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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鄧小平>>回憶懷念字號:
鄧小平未了心願一:處於進行時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3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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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像巧合一樣。1986年1月,美國《時代週刊》雜誌第一期,鄧小平的頭像登上封面,他被評為年度的世界風雲人物。

上一次是1979年,也是第一期,他被評為年度人物。“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角錢硬幣上轉圈?”《時代週刊》説,“西方人可能會覺得非常費解。”

1986年,世界再次聚焦中國,聚焦鄧小平。“現在我們滿腦子想的是改革,”1986年5月20日上午,82歲的鄧小平對來訪的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霍克説。

這一年,中國的改革重點,由農村開始轉向城市,鄧小平這樣描述:“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

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後來作過一個統計,“到1987年止,鄧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

如果現在來回顧,1980年是鄧推動政改的起點,而到1986年,則達到了高峰。其間歷經波瀾,跌宕起伏。

值得載入史冊的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他在講話中説,“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説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當時受到普遍的歡迎,緊接著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也在寬鬆的氣氛中召開,人們稱之為“民主的大會,改革的大會”。

當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要求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方法要細密,步聚要穩妥”,“先要在少數單位進行試點,沒有制定和頒布完善的條例前,一切非試點的基層單位,一律實行原來的制度。”

由此暫緩的改革,在1986年又重新進入了鄧小平的視野,他在6月10日的一次講話中,一字一句地説,“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

對於上次的擱置,鄧也作出了解釋:“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

鄧小平一連串的講話,使政改一時成為了全國的熱門話題,當年5月,《人民日報》重新刊登了他1980年的講話,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並要求在次年7月之前,拿出具體文件。

從事後的統計來看,1986年,鄧小平涉及政改的講話,一共達11次。

政改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毫無疑問,政改的緊迫,來源於經濟改革的壓力,1986年的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對此作出了解答,“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事實上,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鄧小平當年的講話中,已經劃出了清晰的界限,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吳江回憶,當時總結出了四句話:“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以此為內容的政改,在鄧小平看來,“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

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在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時,鄧小平對決議中是否寫“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最後表態了,“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産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

退休與接班

另外一件一直縈繞在鄧小平心頭的事,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

1972年,一位從北京下放到江西的老幹部,參觀了瑞金紅都糖廠,在車間裏上樓梯時,有人上前攙扶,這位老幹部擺了擺手,説了句,“不要扶,我還可以幹20年。”

説這話的老幹部,就是鄧小平,時年68歲。

如果從1972年算起,到1992年南方講話,果然幹了20年,如果從他1977年第三次復出,到1997年逝世,也是一個20年。

這20年,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春秋,中國這艘航船,在他掌舵之下,演繹了一個個傳奇。

滿懷“再幹20年”豪情的鄧小平,卻在1986年,屢次提出了儘早退休的要求。

早在3月份,香港謠傳鄧小平病倒,股票市場隨即大跌,鄧小平25日露面接待丹麥首相,他故意這樣反問:“鄧某人不在了,中國是否就會變?”就是這次露面,鄧講到了“正在考慮什麼時候退休”。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華萊士9月來訪時,鄧小平告訴他,“我提倡廢除終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對現行政策能繼續下去比較有利,也符合我個人向來的信念。”

3個月後,他又對來訪的義大利總理克拉克西説,“拿我來説,已過了82歲了,還能幹嗎?該讓路了。”

實際上,鄧小平的這個想法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就提出,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並決心從自己做起,向這一政治頑疾宣戰。

鄧小平退休的想法,在次年的十三大上,只得到了部分實現,在辭去其他職務後,他以一名普通黨員身份,留任中央軍委主席。

3年後,鄧小平辭去了他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宣佈退休。中午吃飯時,鄧小平感慨地説,“我最終的願望是過一個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簡單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處去參觀一下。”大孫女眠眠當即笑他,“爺爺真是理想主義!”

毫無疑問,鄧小平強力推進的領導人退休制和幹部年輕化,使黨內開始了大規模新陳代謝,1982年的幾個數字可以作為例證:黨的12大選舉産生348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新當選的211人,其中包括江澤民、李鵬、李瑞環,最年輕的是胡錦濤,時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39歲。他們在此時進入政治的核心舞臺。

選舉與民主

同在1986年,另外值得記述的一條線索是民主選舉的次第展開。1986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對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進行了重要補充和修改。一是實行了差額選舉,二是有代表聯名推薦候選人。這是一次依法民主選舉的成功實踐。

在民間,廣西宜山縣羅城一帶農村的村民開始了自己的民主探索,村民們商量著管理防火、防盜等社會公共事務,每家每戶按手印,最後訂立契約性質的村規民約,慢慢演變成村民委員會。

當時民政部門還歸中央政法委管,政法委書記彭真很重視,派人下去調查,隨後決定由民政部牽頭起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這部在基層進行民主嘗試的法律,經過了整整3年的審議,終於在1987年11月23日通過,在會上,彭真高興地説,“他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就會逐漸學會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就會逐漸學會把一個縣的事情管好”。

村民們對可以自己來選“村官”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發展到1999年,四川省遂寧市的步雲鄉,進行了一次直選鄉長的試驗,隨即因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鄉長、縣長由同級的人民代表來選舉,而不是直選───這一做法後來被制止。

民政部一位副司長告訴記者,我國鄉鎮規模過大,現在一個鄉鎮有十多萬人口,相當於一個小國家,這麼大的範圍,村民自治的經驗是不適用的,因為村莊是一個“熟悉人社會”,而鄉鎮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選舉的過程和方式都得改變,得有競選班子,得有綱領,還要籌措競選經費,而選民還要有從多個新聞機構獲得中立資訊的權利,這都需要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配套的系統工程。

尖峰之後

從1986年之後,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按照統一部署有步驟地邁進。

鄧小平當時最為重視的是1987年的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報告提出了具體的政改設想。鄧小平後來不止一次講到,十三大報告很好,“一個字都不能動”。

報告分析説,我國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

報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設想是: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可以説,1986、1987年政改受關注的程度達到了頂峰。此後由於成熟的條件沒有適時出現,這方面的改革並沒有如人們預想的那樣迅猛地發展下去。取代的,是穩妥而又小心翼翼的心態。

對於政改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鄧小平無疑有充分的認識。他在一次講話中談到:“就我個人來説,政治體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們這一代要搞,年輕一點的同志要搞,我們的娃娃將來也要搞。”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政改的未竟事業,成了小平的一大遺願。

從1987年至2004年,此後又歷經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有涉及,把政改作為一個持續不斷的追求目標在進行。而“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則成為一個反覆強調的原則,在這幾次黨代會上,“黨內民主”也逐步提上了議事日程。此後,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新概念,並將它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大基本目標。一位學者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豐富和發展,是對我國政治國情認識上的一次飛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這必將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産生深刻的影響。

文章來源: 南方週末 責任編輯: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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