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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生平功績字號:
全力糾“左”力挽危局——劉少奇在三年困難時期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10  發表評論>>

  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困難:農業生産大幅度下降、重工業畸形發展,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物資奇缺,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供應極度緊張,人民生活普遍下降,城鄉許多群眾因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餓死的人不少。嚴峻的經濟困難使劉少奇震驚、痛心。作為共和國的主席,他更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對不起全國人民。作此期間,他竭盡全力糾正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為克服經濟困難,挽救危局日夜操勞。

(一)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10日,劉少奇在主持有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以及中央一些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府上直言不諱地説: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發生了較多的問題,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計劃偏大,要求過急,有些事情不那麼切合實際,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都有責任。錯誤必須糾正,否則就會進一步擴大。

  當時的主要錯誤傾向是“左”,許多幹部貪多求大,熱衷於鋪攤子,急躁冒進思想相當嚴重。在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針對這種錯誤思想批評説,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在基本建設方面思想還沒有變化,總是想多搞基本建設,不肯下來,急於多開工一些項目。這樣搞下去,還是要繼續被動。我今天再提一下,基本建設還得根據有多少材料、多少勞動力,決定上多少項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個一個搞,能夠搞多少就算多少。總之,在基本建設和整個國民經濟問題上要在這次爭取主動,各部門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決心,不要搞那麼多基本建設。

  由於經濟困難十分嚴重,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繼續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8月10日,劉少奇作總結性講話,突出強調要壓縮基本建設項目、加強農業第一線、工業支援農業。他指出,至少在最近幾年要把農業提到第一位,各方都不要妨礙農業;工業,要積極地搞,除尖端工業以外,其他工業要儘量地為農業服務,對農業有幫助。經過深入討論,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産節約運動的指示》等文件,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鋼鐵等工業生産,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産。然而,由於黨內思想不統一,“大躍進”以來大大滋長的“左”的情緒仍很嚴重,所定各項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沒有得到應有的糾正,困難仍在繼續發展。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為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作準備。 會上,劉少奇一再發言,要求糾正“左”的思想情緒,實事求是。關於經濟計劃,他説:看來去年(指1960年)由1840萬噸鋼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今年制定計劃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勢和矛盾緩和下來,要確實留有餘地。每項事情都有個餘地問題。關於農村,他説:看來農民在經濟上是很脆弱的。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的抵抗也脆弱。這种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今後我們各級領導要特別小心地對待農民問題,把農民問題搞得好一點。會議討論了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作出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確定1961年所有社隊都必須貫徹黨中央的政策,進行整風整社,徹底檢查和糾正“共産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徹底清算平調帳,堅決退賠。會上,毛澤東提出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隨後,黨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會議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對毛澤東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的意見,劉少奇完全擁護,並身體力行。1961年春,他在湖南農村作了44天的調查。這時,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劉少奇選集》編輯小組,蒐集、整理、編輯了他的一些文稿,要求向他彙報,聽取指示,以便進一步工作。劉少奇安排了與編輯小組的會見。他在儘量耐心聽了彙報以後,只是以和級的語氣簡單地提了下哪些篇目可以刪去,哪些篇目可以增加。然後反覆地説,現在黨、國家和人民正處在困難時期,工作這麼緊,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當前情況和解決當前問題、實在沒有心情回過頭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劉少奇調查完畢問到北京,編輯小組又去找他作第二次彙報。他再次表示,要集中精力抓緊當前的工作,確實沒有心情去重讀過去的文章。

  中共中央在1961年5至6月間召開工作會議,進一步研究經濟調整問題,重點是農村工作。這時候,黨內不少人把産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於天災。劉少奇根據他在湖南農村調查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以大無限的政治勇氣,實事求是地指出,困難的原因在大多數地方主要是由於黨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並引用湖南農村老鄉的話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指出,反右已反了好幾年,現在應當考慮的是反“左”。他在5月31日的會議上大聲疾呼,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城裏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劉少奇分析説,現在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説:“能夠投于工商業上面而無須從事農業的勞動者人數……是取決於農業者在他們自身的消費額以上,能夠生産多少的農産物。”糧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基礎。農民吃用以後剩餘下來的糧食就是我們所説的商品糧,它決定著我們可以辦多少工業、交通運輸業和文教事業。當前糧食緊張,所以工業也好,學校也好,都沒有辦法多辦。總起來講,這幾年的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非農業人口搞多了,農民養不起這麼多人。克服當前經濟困難的辦法,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真正執行毛澤東提出的以農、輕、重為序的發展方針。比如鋼的産量就要從1840萬噸退到1400萬噸,紡織工業由1000萬錠子退到500萬錠子,其他方面也有這個問題。後退好了,就可以把比例搞適當,同農業戰線的比例就協調了。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推動下,1961年的調整工作開始啟動。但是,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的影響深重,許多幹部的思想不端正,有的人怕被指責為“右傾”,有的人頭腦繼續發熱,有的人不肯正視困難的現實,不少人對調整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因此,調整工作步履遲緩,困難重重,高指標一壓再壓仍壓不下去。這些情況表明,要使“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得到真正的貫徹,必須進一步在全黨做説服教育工作。為此,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藉以統一全黨思想。

(二)

  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和各省、地、縣、重要廠礦企業黨委以及部隊的負責幹部共7118人,因而稱為“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提出了一個《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個報告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以書面形式提交大會討論。與會者絕大多數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會議氣氛十分活躍。書面報告根據討論的意見修改補充定稿。報告指出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要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加強紀律,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鼓足幹勁,做好工作,戰勝困難,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報告分析了當時國內經濟狀況以及造成困難的原因,總結了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明確説:這幾年的缺點錯誤,責任是誰的?第一,中央負責;第二,省市負責;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責任。各有各的帳。這時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

  報告一方面説明,中華人民工共和國建國以來,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兩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在這個不長的12年時間內,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方面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人成就。一方面指出,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要缺點和錯誤是:工農業生産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現象。比一段時間內,農業上犯過高估産、高徵購的錯誤。由於要求過高、過急,許多地方、許多部門進行行一些不適當的“大辦”。在農業生産和工業生産上,在商業、財政、文教、衛生等方面,都犯過瞎指揮的錯誤。例如農業方面亂改耕作制度;工業方面任意廢除規章制度等。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 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有制的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諱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産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手工業和商業方而,也犯了急於把集體所有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的錯誤。還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過散,發生了許多諱反中央政策和國家計劃的現象,使得經濟生活中集中 統一的領導受到了破壞。 再有,對農業增産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産水準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産的困難。企業和事業單位不適當地增加過多,職工人數增加過快,非生産人員比得加大,浪費勞動力的現象十分嚴重。黨政機關的機構比過去更加重疊臃腫,在這種情況下,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作風,有了很大滋長。

  報告説,這些主要缺點和錯誤産生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一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驕傲自滿,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則。

  報告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指出: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約的,不能片面強調多、快;以農業為基礎是我們的個根本方針,在農村生産關係上,不能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加強和改進個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産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的交換原則,是等價交換;國家機構和企業、事業機構過於龐大,非生産人員過多,一定會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

  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特別是上面列舉的幾條,反映了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雖然對有些問題的認識有局限性,但是,畢竟從挫折和失敗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訓,為會後糾正“左”的錯誤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還對書面報告作了補充説明的講話。他説、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從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錯誤的關係就不能説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的缺點和錯誤還不止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説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承認缺點和錯誤,要總結經驗,善於學習。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經驗 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

   劉少奇還批評説,有一個口號叫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人民日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的,是錯誤的。有一個時期《人民日報》曾經反對重視客觀條件的觀點,把這種觀點叫做“條件論”或“惟條件論”,這也是不正確的。要做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客觀的條件,主觀的條件。必要的客觀條件和必要的主觀條件都成熟和具備了,問題才能解決,事情才能辦好。一切問題的解決,取決於時間、地點、條件。

  劉少奇還勸告大家説,不要做那個引號裏面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裏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蠻幹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

  會後,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對統一全黨對當時形勢和任務的認識,加強團結,統一行動,堅決貫徹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春風化雨般的作用。

(三)

  七千人大會後,調整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一些潛在的經濟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1962年2月下旬,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問題。因開會地點在中南海西樓,被稱為“西樓會議”。會上發現國家財政有50億元的赤字沒有報上來,劉少奇嚴肅批評了有關部門這種隱瞞矛盾、措施不力的錯誤。陳雲在會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會議分析噹噹時農業生産下降,市場緊張,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和國家存在大量財政赤字的情況,認為我國的財政經濟形勢仍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劉少奇對陳雲的講話表示完全贊成。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把陳雲的講話和會上其他同志的講話批轉全黨。

  為便於調整工作的深入進行,需要建立一個專門機構來主持這方面的大量工作,劉少奇等商議重新成立中央財經小組,並提議陳雲任組長。劉少奇還到陳雲家裏,登門請富有經濟工作經驗的陳雲出來統管財政經濟工作,説“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説,全力支援你,支援到底。”陳雲為劉少奇的誠摯之情所動,也就不顧一切,出來鼎力相助。接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專程到武漢向毛澤東作了西樓會議的彙報,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並商定成立中央財經小組,陳雲任組長,李富春任副組長。此後,在陳雲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小組對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做了進一步的調整,國民經濟全面調整進入了一個決定性階段。調整計劃把工農業的總産值由1400億元降到1300億元,農業總産值由450億元降到420億元,工業總産值由950億元降到880億元,原煤、鋼、糧食的指標也作了較大幅度的下調,基本建設投資也作了相應的壓縮。

  4月23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調整1962年計劃,他強調指出: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的,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經濟形勢沒有大好形勢。對困難估計多一點,危險就少一點,或者沒有危險;估計不夠就有危險。現在國民經濟全面失調,要全面調整,要有秩序地撤退。現在的調整計劃是否退夠?可能明年還要退,關一批工廠才能保證一批工廠的生産。現在做得越堅決,情況會好得越快些。如果現在怕拆攤子,以後就會大拆攤子。

  在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央提交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時,劉少奇依然猛敲警鐘: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他説,目前的形勢應該説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這一點要跟幹部講清楚。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到了。那麼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呢?恐怕應該説,有些地區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因為現在城市裏要下兩千萬人,工業要繼續往下減,基本建設要原地踏步。一般來講,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好的。但是、經濟是基礎、經濟形勢不好,政治形勢就那麼好呀?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所以,我們要很警惕。他還講明要前進需先退後一步的道理,説我們減少這麼多城市人口,關掉這麼多工廠,指標調低,不是消極的。只有這樣,才能停止經濟情況的繼續惡化,才能轉入主動,繼續前進。這是當前我們所能採取的最積極的措施。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5月下旬即由中共中央批發全黨,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主要是大力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在1961年精簡的基礎上,再精簡職工1000萬,減少城市人口1200萬;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基建投資由384億元減少到67億元,積累率由39.6%下降到10.4%,施工項目減少2/3以上;縮短工業戰線,關、停、並、轉,工業企業數1962年比1959年減少了38%,還降低了大多數重工業的生産指標;從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1962年的人規模經濟調整終於取得顯著成效。到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首先是農業生産開始回升,糧食總産量達到3200億斤,比上年增産250億斤,結束了連年下降的狀況。財政收支實現平衡並節余了8.3億元,市場供應有所緩和,人民生活略有上升。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各個領域也進行了調整。在調整政治關係方面,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後,劉少奇召開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把七千人大會的精種向黨外人士通了氣,説明瞭幾年來國內工作的錯誤,責任在中國共産黨,主要責任在黨中央。此外,進一步推動對在“反右傾”等運動中受過批判處分的幹部和黨員的甄別平反。到1962年8月,全國有60多萬幹部、黨員和群眾得到了平反。國內的政治形勢進一步穩定。(朱元石 選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劉少奇風雲歲月》)《人物》1999年第1期

文章來源: 《人物》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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