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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中共卓越的領導者>>劉少奇>>回憶懷念字號:
郭明秋回憶錄:永存的記憶——劉少奇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10  發表評論>>

  黨中央派來的人

  一九三六年五月,白色恐怖很嚴重,天津市委為了適應地下鬥爭工作的需要,將機關設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樓地區的長興裏。林楓同志是當時天津市委書記,我的公開職業是天津女青年會勞工部所屬的女工夜校教師。

  有一天傍晚時分,我從學校回家,一進門,看見林楓同志背對著我,站在寫字檯邊,和一位陌生人談話。

  這個人,身材較瘦,穿著深海藍色的綢大褂,面容剛毅,雙目炯炯有神,顯得很精明強幹。他站在林楓同志對面的桌子一邊,聚精會神地聽著林楓同志介紹自己的歷史。

  由於我的到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林楓同志向他介紹説:“這就是小郭。”

  他問:“在做什麼工作?”

  林楓同志回答:“在女工夜校教書。”

  他略為沉思之後,只説一句:“不行,秘密工作應同公開工作嚴格分開。”然後就告辭了。

  他走後,老林悄悄地對我説:“可要好好保護這個人,他是黨中央派駐北方局的代表,以後管他叫老戴好了。”接著,老林又告訴我,省委已調他給這位代表當秘書了。

  我問他:“女工夜校不能去了,我怎麼辦?”

  老林説:“你就跟著我吧,我們共同保護他。”

  在白區工作的人,多麼渴望見到黨中央的代表啊!

  我們在海河之濱,盼到了親人,心情自然無限激動,對今後的工作,心中更有數了。

  我們原來所住的長興裏,來往的人較為頻繁,不適於做秘密工作。現在老戴來了,必須另找房子。仲夏時候,我們搬遷到英租界的福蔭裏一號。這裡的房東原是廣東籍商人的妻子,現在守寡,客居天津,房子條件較為普通,社會關係簡單。出了房門,有三條小道可通大街,地區較為僻靜,適於隱蔽,又便於進退。老戴同志每隔一星期,來這裡和林楓同志接頭;老林也每隔一星期到老戴同志那裏,彙報一次工作。這樣,他們每星期都能見一次面。老戴同志每次到來,老林總是囑咐我去放哨、買煙或到屋外去做些事情。我必須應酬房東和里弄看房子的人,免去他們的懷疑,使老戴和老林能安心研究問題。這一期間,工作進行得還順利,我也逐漸適應了。那時我已十九歲,政治上比較懂事了。一個深秋的黃昏,老戴同老林談完話後,走到外屋,對我説:“你沒有點事做,也是不好受的。現在交給你一種工作,這個工作是真正的‘領導’工作。”接著,他交給我一本灰皮的小書,繼續對我説:“這是密碼,你就做這件事,翻譯電報,不許泄密。”並交代我,譯出電報就讓林楓同志轉給他。

  當時通電報,上款寫洛甫,下款寫胡服。有的事情要請示恩來同志,個別重要的問題要報告毛主席。

  福蔭裏一號

  我們在福蔭裏一號住了大半年,向老戴同志學習了如何從路線、策略上來總結歷史經驗。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號角傳遍全國各地,在世界上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九三六年,全國學運的形勢仍然洶湧澎湃。初夏時節,日本帝國主義增兵天津,進一步侵吞華北。老戴同志曾經指示林楓同志去同天津市委商量對策。老戴同志建議平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天津市委立即組織了這一行動。事後,他給我們分析當時的形勢,總結以往幾次學生運動的經驗。他指出:六月十三日北平學生示威遊行,北平學聯組織學生向二十九軍進行愛國的宣傳,爭取他們抗日,使他們不阻撓、不破壞學生的抗日活動,起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三月底,北平學生為郭清同學被虐殺而舉行的一次抬棺遊行,把自己的骨幹力量暴露了。這種脫離廣大群眾、自己赤膊上陣的做法,使學生運動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老戴同志還對我們説:不但要向中下層的群眾做工作,對封建軍閥也要做工作,説明抗日救國是關係著人民大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也關係著他們的存亡,爭取廣泛的社會同情,使學生的各種抗日活動能順利進行,同時要組織各種力量保護學生運動。

  在他的領導下,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天津的學生示威遊行,反對日本軍隊進駐天津。這次學生運動是成功的。

  他要求同志們多寫文章宣傳抗日民主的道理,並且具體指出:在白色恐怖下,不要動不動就把黨內的工作公開出來,把共産主義的最高綱領當作行動口號來宣傳,這樣別人不容易接受。把共産黨的秘密工作公開出來,就是暴露自己,容易被捕。要提出廣大人民大眾能接受的口號,進行公開闔法的鬥爭,比如要求抗日、要求有抗日的自由等。

  當時的知識界,普遍存在民主主義思想。老戴同志説:“我們的共産主義比民主主義進步得多!可是,民主主義比法西斯主義還是進步的。”

  他要我們多和主張抗日民主的教授交朋友。他説:“共産黨員就是要去交這樣的朋友。通過他們可以宣傳我們的主張,還可以掩護我們。”

  過去白區工作,黨的機關往往搞得龐大臃腫,老戴同志指出:“黨的秘密組織,不能搞成象執政黨的機關。不要什麼秘書長、秘書;什麼部長、科長等等。我們這裡就是幾個人分管幾件事,這樣就隱蔽精幹了,同時還避免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即使敵人抓去一個人,也不至於順著一個人,破壞一大片,抓去一大批。這樣可以長期隱蔽,壯大自己的力量。”

  他又説:“有的同志在革命高潮時,不怕殺頭,非常勇敢,成為群眾運動的優秀人物。可是,在路線問題上卻分不清是非,這就是沒有深入研究馬列主義的緣故。在大的問題上不肯多用腦筋,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常搞飛行集會,每逢紀念日,不管情況如何,都要照例公開開紀念大會,結果把一些好同志葬送了,真是可惜!難道這不是思想上懶漢的表現嗎?!”

  在他的影響下,黨內做了很多説服工作,分清路線是非,增強了同志們的團結。

  號外!號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晨,天津街頭傳來報童的聲音:“號外!號外!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發動西安事變!”

  “號外!號外!張學良抓了蔣介石。”

  我立即開窗,把錢用吊籃順窗口放下去,讓報童將報紙放在竹籃裏,急速吊上來。我帶著這重要的新聞,去找林楓同志時,他已在樓梯口等候,看過了號外,他連忙把它裝進衣袋,説:“這是大事,我馬上找老戴去!”

  回來之後,他對我説:“老戴説,這麼大的事情,要好好收集各方人士的反映。”

  這段時間,老戴同志經常到這裡來,聽取林楓同志的彙報,收集群眾的反映,並和林楓同志談一些問題。

  大概在十二月十五日,老戴同志來了,林楓同志向他彙報:現在靠近咱們的教授們都説話了,他們認為西安事變已幾天了,北方局一句話不説,這是不對的。咱們一些老的共産黨員,對這一點也有意見。大家認為蔣介石打了十年內戰,屠殺那麼多共産黨員,這次把蔣介石抓住了,如果不殺掉,實在不解恨。黨內和黨外看到北方局至今不表態,很不滿意,甚至説了不好聽的話。

  老戴同志很冷靜而耐心地聽完彙報,鄭重地説:“我們個人受到批評甚至委屈,是沒有關係的。現在,我們還是什麼也不能説,沉默比説了好。我們還是要等黨中央的電報指示,因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們説了,和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上、輿論上的混亂,到那時候,按中央的指示辦,我們就要糾偏了。與其亂了再糾偏,莫如現在沉默。待中央的指示來了,我們照中央的指示辦,這樣更穩當。”

  我們聽了老戴這番話,都感到他既有組織原則,又無私心,毫不表現自己。對他這種精神,我們心裏更加佩服。

  不久,黨中央來電指示,西安事變要和平解決。為貫徹這個指示,我們要做很多説服工作,這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人們的看法很不一致,有同意的,有不相信的。各階層人士想法很多,一些教授和黨員都有不滿的情緒。

  老戴同志並不以為然,他説:這是可以理解的,各方面的人士,不了解我們黨中央的意圖。國共對立這麼多年,內戰也十年了。國民黨殺了我們那麼多共産黨員和人民群眾,毀掉我們的蘇區,全國到處都是白色恐怖,激起了大家對蔣介石的深仇大恨,要殺蔣是很自然的。張學良實行兵諫,是要逼迫蔣介石抗日;國民黨內部親日派何應欽,倒是想借此把蔣介石置於死地。現在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我們要爭取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要有條件地釋放蔣介石,逼蔣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對我們有利。老戴同志要我們懂得黨中央的策略性。他教育我們對黨外人士的要求不能和對共産黨人的要求一樣。共産黨人是要無私。無私才能徹底理解馬列主義,才能正確應用它。

  群眾“左”了,需要我們去正確引導;領導“左”了,損失就大了。所以,群眾“左”,你做領導的不要“左”。

  按照他的指示,平津的同志們去説服各方人士,使他們擁護黨的主張,團結在黨的周圍。

  隨著形勢的發展,為了便於領導,一九三七年二月,北方局搬到北平。老戴同志暫時住在我們家——磚塔衚同四眼井。

  在此期間,老戴同志工作非常勤奮,每天給黨中央寫信,總結和彙報白區工作的經驗。有時,他要我幫他抄寫。他寫累了,就在室內踱來踱去。有時我們有意讓他休息一下,就請他講講蘇區以及紅軍打仗的情景。我們很羨慕紅軍,很想到部隊裏去。他説,即將發生的抗日民族武裝鬥爭,我們每個黨員,毫無例外的,都將參加到抗日武裝鬥爭中去。又説,你們別看我們現在這樣落後,等把日本鬼子打出去,解決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之後,建設新中國,我們就會利用最先進的技術來建設國家。我們聽後深受鼓舞。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中央電示,讓老戴同志回延安開黨代表會。

  三度重逢

  蘆溝橋事變後,老戴同志和彭真同志從延安回到太原。彭真同志給我們來信,讓林楓同志通知北方局的同志們,到太原重新分配工作。北方局在太原成城中學校址辦公,這裡是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辦事處主任是彭雪楓同志。

  老戴同志在太原,有一天來看我們。他説:“現在要放手發動工人、農民,吸收他們參加武裝鬥爭。”

  據我所知,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黨動員了太原兵工廠的工人、紡織廠的工人和同蒲鐵路的很多工人參加部隊,還組織一些工人去延安學習。

  當時,有人問:“還提不提‘保衛華北收復平津’的口號?”

  老戴同志説:“從政治上講,收復平津沒錯,要提‘武裝保衛華北’,‘武裝保衛山西’。”

  一九三七年平型關戰役之後,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緊張地進行著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間,老戴同志又回延安去了。

  在北方局秘密工作這段時間,他的教導和幫助,使我們難以忘懷。我們懷念著他。但是,他究竟是誰呢?

  一天,林楓同志帶來一本〔美〕埃德加·斯諾著的《西行漫記》翻開書中一張插圖照片給我看,問我:“這是誰?”

  “是老戴!”我興奮地回答。

  我真是欣喜萬分,怎麼也沒有想到:老戴就是劉少奇同志!

  過了一段時間,我有機會到了延安。

  有一次,陜北公學成倣吾校長請少奇同志做關於創建華北根據地的經驗報告。報告會在露天舉行,他面前放著一張白木板桌子。我參加了這個報告會。散會之後,少奇同志和成倣吾同志一起走,他就向成倣吾同志介紹説:“她是郭明秋同志,同我在北方局一起工作過。”

  不久,當黨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去華中時,他問我願不願意同去。當時林楓同志在山西抗日前線,我也沒有可能同他商量,當場就回答:“我想在延安多學習學習。”

  為了抗戰的需要,楊尚昆同志從中央組織部要了一批同志回前方,我也隨同前往。我在黃河邊上,見到林楓同志時,説了此事。當時,老林説:“你怎麼不去呢?”

  我答:“你不是在這裡麼!”

  老林又説:“如果你跟少奇同志去了,我不也就去了麼。”

  林楓同志很願意跟少奇同志一起工作。他常説:“少奇同志很有學問,為人既堅持原則,又寬厚。”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少奇同志從新四軍回延安,路過山東,經過太行,通過敵人重重封鎖線,來到山西興縣賀龍同志所領導的一二○師師部休息幾天。當時師部設在蔡家崖,距我們所在地約三十里。

  林楓同志得知少奇同志到後,就前去看望他。林楓同志去後呆了一天,因為少奇同志想見見我,就派警衛員帶馬來接我去蔡家崖。這段路,要隨著彎彎曲曲的蔚汾河行走。當時,我把四個月的女兒,用大棉襖包起來,抱著她騎馬前往一二○師師部,在石窯洞裏見到了少奇同志。

  這個窯洞,有東西屋,中間有過廳。少奇同志住在東邊一間,林楓同志住在西邊一間。我去見少奇同志時,他正端坐在靠背椅上沉思。他見到我就要起來,我們沒有任何寒暄,他仍然是那樣嚴肅地注視著我,我幾乎落下淚來,好象有千言萬語要傾訴給他,可是,我什麼也説不出,只對他説:“少奇同志,你又創建了一個根據地,可是,我又抱了一個小孩。”

  他發現我情緒不對,忙説:“培養革命的下一代,也是工作。”

  少奇同志真能體察幹部的心理活動,為了不影響他的工作,我很快就退出來。

  當他同林楓同志談到一九四二年是解放區根據地最困難的一年時,少奇同志説:“要堅持抗戰,度過困難,就要深入廣泛地發動群眾。這次回延安,我從山東來,沿途都講了這個問題,主要是深入地發動農民。”

  少奇同志過興縣的時候,賀龍同志已經先去了延安。一二○師師部是周士第參謀長在主持工作。晉綏分局在蔡家崖組織了黨政軍數十人參加的幹部會,請少奇同志講了深入發動群眾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問題。同時也講到參議會和團結抗日的開明士紳的事。他認為,最根本的是發動農民群眾,切實開展減租減息運動,要給農民實際利益,主要靠農民支援長期抗戰。少奇同志的講話,給晉綏幹部開展群眾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當時,他鼓勵我們要開好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大會的情景,至今我還記得。

  至理名言

  解放初期,少奇同志出國訪問回來,路過瀋陽。林楓同志和我當時在東北局。東北局召集幹部會議,有幾十人參加,請少奇同志在會上講話。他講話的詳細內容,我記不得了。但是以下的話我還記憶猶新。

  有一位同志問少奇同志:“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不是無産階級專政?”

  少奇同志回答:“是的,不過你們必須按毛主席規定的以下政治公式,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樣的提法,才是準確的。”

  接著他説,現在革命成功了,老幹部有條件學習了,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管理好城市。以後的工作,是城市領導農村了。也要學習文化,不要再過若干年,還説自己是“大老粗”。管理城市有一套學問,我們的同志好多東西不懂,包括我在內。比如説簡單的事吧,人人每天都刷牙,不見得每人都答得出來為什麼要刷牙,我原來只知道刷牙是為了美觀和保護牙齒,但不知道晚上也要刷牙的奧妙。還有城裏打掃街道,本來打掃街道應該在夜間,可是我們把打掃街道放在白天,灰塵揚起來,灰哪去了?都吃掉了。此類事好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需要學習。

  當我聽到他講老幹部要學文化的時候,我回憶起他在白區工作的時候,就批評過當時白區黨內不敢大膽使用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他曾説過,你跟老工人講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是很容易理解的;跟學生講就會覺得難懂,要提拔工人幹部是正確的。知識分子一旦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可以作許多革命工作,黨是很需要的。

  在立三路線的時候,以為讓工人做黨的最負責的工作,才是工人階級的領導,這種理解和作法不對。不敢使用知識分子幹部,就不實事求是,這叫作不會辦事。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只要黨的領導正確,革命時間是可以縮短的。那是我在白區第一次聽到,什麼叫“實事求是”。

  少奇同志很重視黨內團結,他跟我們説過,同志之間應該團結,要象伯牙和鐘子期一樣是知音,要象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的友誼。他不贊成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整自己的同志。他説:“士為知己者用嘛!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吶!人不能老是行時,在你背時的時候,有人還了解你,就是知己了。”

  當談到黨內鬥爭時,他説:有的同志在敵人的審判庭上,在火線上都很勇敢,可是面對黨內的鬥爭,就感傷備至,以為到了黨內,就是回到溫情滿懷的母親這裡來了。這就把黨理想化了。社會上有什麼,都會反映到黨內來,社會上有鬥爭,黨內也就有鬥爭。有的人會被打擊,就背時了,遇到這種情況,可以申訴自己的意見,等組織上調查了解。但在組織原則上要服從黨。好的同志就要忍讓,好的黨員最顧全大局,最識大體。要經得起考驗,跟群眾在一起,一段時期的困難和失敗過去了,證明你對了,就相信你了。要善於等待,善於團結。不要鬧無原則的糾紛,比如説,某某某反對某某某了,就是無原則的話;應該説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就好了。

  少奇同志的這些至理名言,一直是耐人尋味的。

  (選自《紅旗飄飄》第二十期,胡德勤、李萍整理,本報略有刪節)(人民日報19800517)

文章來源: 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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