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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轉捩點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8-03  發表評論>>

五 制度創新與增長可持續性

正如在第一部分討論過的,劉易斯轉捩點不僅是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消失的一個時點的表達,其背後更具有豐富的經濟發展含義。長期以來,中國處於一種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勞動力無限供給更是其典型特徵。換句話説,無論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還是企業的産業組織選擇和技術選擇,或者整體經濟的産業結構形成,都是在這種結構特徵下進行的。一旦劉易斯轉捩點到來,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逐漸消失,中國經濟將進人一個人們以往並不熟悉的發展環境。如何在這種變化了的環境下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需要進行一系列制度創新。

除了劉易斯轉捩點要求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以獲得新經濟增長源泉這個最為重要和最為迫切的任務外,劉易斯轉捩點還要求形成一個新的收人分配模式。庫茲涅茨( Kuznets, 1955)假設存在著一個經濟發展和收人分配關係的倒u字形曲線。雖然有眾多的實證反例,但是收入分配狀況在時間上呈現一定的變化軌跡的確是事實,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存在著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聯。

既然都是關於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徵描述,庫茲涅茨關於收人不平等先上升後下降的轉捩點,與劉易斯轉捩點之間也必然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聯繫。從理論上講,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消失,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程度相應提高,在新的勞動力供求關係下,經濟增長對普通勞動者即原來的低收人群體的需求擴大,導致其工資水

平相對於其他群體提高更快,其結果則是社會收人的不平等程度降低(Richard , 1993 )。從實證角度講,庫茲涅茨觀察到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主要由於低收人群體收人份額提高,導致收人不平等程度的降低(Kuznets, 1955)。

庫茲涅茨在對各國經濟增長與收人分配關係進行觀察後,發現長期來看存在著一個有規律性的軌跡,即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隨著收人水準的提高,收人分配有惡化的傾向,而當收人進一步提高後,收人分配狀況得以改善(Kuznets, 1955)。把這種增長與分配之間的關係描畫成圖形,以橫坐標代表每人平均收人水準,以縱坐標代表收人分配惡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數),就形成一個以庫茲涅茨命名的倒∪字形曲線。

當人們觀察到該曲線的倒∪字形特徵時,一個重要的問題自然産生,即從收人差距擴大到收人差距縮小的這個轉折,究竟是某種發展條件的變化引起的,還是政府干預的結果。進一步,如果存在一種發展條件,它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並且具有縮小收人差距的功能,那麼,這個條件是什麼,在什麼時間出現呢?如果歸根結底差距的縮小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那麼,政府從容忍收人差距的擴大到著力解決收人差距的轉變動機是什麼?轉變的時機又在何時?與劉易斯轉捩點又有什麼關係呢?

增長方式、市場機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對社會政策需求的反應程度,都對收人分配狀況的變化有重要影響。下面,我們逐一分析這些可能導致“庫茲涅茨曲線”逆轉的因素,並探討如何有意識地促成這些因素朝著有利於改善收人分配狀況的方向發生變化。

首先是市場機制的完善。市場機制並非天生造就收人分配不公的惡果。事實上,在從一個沒有市場的體制起步,到逐漸建立市場機制的過程中,本身就具有一個收人分配狀況的庫茲涅茨式倒U字形曲線,即市場從無到有的過程中,隨著市場的發育水準提高和市場機制的完善,收人差距先上升隨後下降。這是因為市場本身具有縮小收人差距的功能。從生産要素市場來看,生産要素的流動通常是按照其邊際報酬的大小進行的。當一種生産要素在某地區或某部門的投人所能獲得的邊際報酬低於另一個地區或部門時,要素就會發生流動,從而産生更高的邊際回報率,其效果是收人差距的縮小。

從産品市場來看,實際上産品的交換等於用含有生産要素的産品作為載體,代替生産要素進行流動。由此可見,市場發育水準的提高,意味著市場機制中改善收人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發揮作用。

其次是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政府再分配職能無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收人分配和貧困狀況,從而也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被充分運用的縮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並不是只要具備了調節收人分配的良好動機,就可以完美地履行這個職能。事實上,大多數收人分配狀況不盡如人意的情況,通常與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關。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相對落後的國家和一個國家內相對貧困的地區,政府徵稅能力明顯不足,以致沒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資源。同樣突出的問題是,即使政府具備了可供再分配的資源,也有足夠的動機這樣做,如何進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問題。在扶貧領域,如何把扶助資源真正瞄準在應該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個長期討論但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

第三是社會容忍程度變化。上述可能導致收人差距和貧困狀況發生變化的各種因素,都會根據社會對於收人差距問題的容忍程度變化而發生變化。就是説,如果社會對於收人差距的容忍接近極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採取更加有利於改善分配狀況的職能,包括維護統一的國內産品市場,讓生産要素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以促進要素流動,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

這裡所説的社會容忍程度變化可以有兩個來源,從而可能表現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可能導致社會對收人差距和貧困狀況容忍程度發生變化的原因是,從絕對意義上,收人差距和貧困到達了它們的極限。第二種可能導致社會對收人差距和貧困狀況容忍程度發生變化的原因是,從相對的意義上,在收人分配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群體之間,對政策的影響力發生了變化,從而導致政策傾向相應改變。

例如,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如果長期的供過於求的格局改變,勞動者的分配地位就發生變化,政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就會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進行一系列政策調整,而調整的方向則是有利於增長方式發揮比較優勢,國內市場更加統一,生産要素流動更加順暢,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這種變化不僅以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的信號反映給企業,從而形成工資上升的趨勢,還通過各種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會組織行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會對此進行積極的正面的反應,抓住勞動力供求中初現的變化端倪,加快勞動力市場及其相關制度的建設,就可以把“劉易斯轉捩點”與“庫茲涅茨轉捩點”重合起來,實現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貧困的消除。

在經濟發展和市場發育的較低階段上,資本是相對稀缺的生産要素,而勞動力是相對豐富的生産要素。因此,資本要素的市場回報相對高,勞動力的市場回報則相對低,社會收人通常有利於資本的所有者,而不利於勞動力的所有者。一個社會的收人分配狀況受到收人分配的構成成分的影響。如果我們把社會收人劃分為資本要素收人和勞動要素收人兩個部分的話,前者對於收人不平等的貢獻大於後者。如果資本收人在全部收人分配中的份額比較大,就會形成較大的收人不平等。

相反,如果工資收人在全部收人分配中的份額比較大,則具有縮小收人差距的效果。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消失、資本的相對稀缺程度相應下降,從而一個社會的就業更加充分的條件下,在全部收人分配中,勞動工資的收人份額就比較高,資本收人份額則相對降低,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傾向於更加平等。但是,這種變化並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而是有賴於社會能否順應發展階段的要求,創造一個充分就業的環境。

因此,劉易斯轉捩點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許多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都表明,社會經濟政策和政府參與其中的制度安排,對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有直接的影響(Paul, 2006 ),而影響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産物。

勞動力市場長期供求關係的變化,相應地帶來不同群體對政策影響力的方式,從少數人佔主導的“數量悖論”到多數人發揮作用的 “供求法則”的轉變(Olson'. 1985;Anderson, 1995),從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內容涉及不同社會階層影響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對談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鄉之間資源流動關係、不同收人群體之間的分配關係、勞動力市場上受雇勞動者與僱主之間的關係等諸多方面。

在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具有現代經濟部門特徵的非農産業的迅速發展,引起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流動,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供給。由於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轉移到非農産業就業的勞動力既不具有影響工資決定的集體談判權,也無從影響地方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因此,在這個發展階段上,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著 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礙。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戶籍制度。由於這些制度性障礙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業壓力歸咎於外來勞動力的競爭,從而人為控制著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開放程度,形成排斥外來勞動力的週期性政策傾向(蔡昉、都陽、王美艷,2003)。每當轉移勞動力遇到系統性政策阻撓時,他們只好退回到農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經營上面,而農業和農村家庭經濟則週期性地執行剩餘勞動力“蓄水池” 的功能。這種中國特色的“工資分享制”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臨時性、農戶收人的不穩定,以及城鄉收人差距的持續存在。在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已經具備。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歷史上,系統性的勞動力短缺現象的出現,通常都成為改善勞資關係、縮小收人差距、政府立法和社會政策轉向有利於普通勞動者階層的轉捩點。但是,國際經驗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要求做出正確的調整,二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對普通勞動者的排斥性制度安排繼續存在下去,將會引起勞動者階層的嚴重不滿,進而造成劇烈的社會衝突。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一種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的。一方面,各種有利的經濟增長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創造了持續近30年的高速增長奇跡。另一方面,特定的發展時期所具有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也導致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實現從主要依靠常規生産要素的投人,到主要依靠生産率提高的模式的轉變。

同時,經濟增長本身也未能自動解決二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隨著人口轉變新階段的到來,中國經濟迎來其發展的劉易斯轉捩點,即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逐漸消失。由於二元經濟結構不僅表現為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之間的分野,更是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一種特徵性概括,因此,劉易斯轉捩點的到來,同時意味著對制度創新的緊迫需求,也就是説,解決發展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充分、收人不平等、勞動者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的條件逐漸成熟。

正確判斷和認識經濟發 展 階 段 的變化特徵,並且順應這種發展階段轉折時期的內在邏輯,推進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問題,對於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促進社會和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本文摘自《2007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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