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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發現看內蒙古草原文明的偉大貢獻
中國網 | 時間: 2007-06-13  |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內容提要〕內蒙古草原文明淵遠流長、燦爛輝煌。但由於歷史文獻記載較少,或者記載失實,因而,草原文明的豐富內涵和偉大貢獻一直鮮為人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近60年來,考古人員,在內蒙古通過長期考古發掘和研究,運用豐富文物的資料和實物,不但彌補和糾正了古代歷史書籍的失載與錯誤,而且以大量的事實,充分證明了內蒙古草原文明對世界的偉大貢獻。

第一,對古人類文明的貢獻  

內蒙古是亞洲古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呼和浩特東郊的大窯村發掘出距今50萬年前,即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型石器製作場,其規模宏大、石器眾多,各種野生動物的化石以及人類使用炊火的遺跡和遺物在這裡均有發現。這些發現表明,還在遠古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內蒙古地區已有人類在勞動、生息和繁衍。其後,考古人員又在內蒙古中南部的鄂爾多斯,以及東部的扎賚諾爾,發現距今5萬年至1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的遺存。扎賚諾爾人和北京週口店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兩者體質結構相同,又都有人工改變頭骨形狀的習俗,從事著狩獵、採集和縫製皮衣的生産活動。在距今1萬年前的末次冰川期,屬於蒙古人種的古人類,開始成批地從內蒙古東北部,以及華北地區北上穿越白雪皚皚的白令海峽陸橋,進入北美大陸,其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美洲古代文明。這次人類歷史上首次的跨洲大遷移起源於內蒙古東北部地區,這是內蒙古地區的古人類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第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在內蒙古東南部赤峰地區,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遺址中,出土有大型石鋤、陶罐、王?i、豬骨隨葬墓,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昭示著草原上原始部族社會、宗教和農耕生産的誕生,興隆洼文化起于草原,又在燕山南北和遼河流域發生影響。在距今7000餘年的赤峰林西縣白音廠汗房屋遺址中,出土有古樸的圓雕女神立像,其身份兼有地母神和灶神的功能,中國考古學界尊稱其為“中華老祖母雕像”。尊敬母親、祭祀灶神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它的起源地就在內蒙古東部。在這一地區附近的遼河流域,還出土了巨大的女神廟和眾多的女神泥塑像,説明這一傳統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巨大影響。

中華民族對龍與鳳的崇拜由來已久,古老的黃帝與炎帝部落,就分別以龍和鳳(朱鳥)為圖騰,代表了中國北方與南方兩大氏族部落集團。而龍鳳的起源地以及對龍與風雕刻與塑制的實物,正在內蒙古東部地區。

1971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尊雕刻精美的玉龍。它用墨綠色的軟玉雕刻而成,周身光潔圓潤,蜷曲如鉤,通體呈“c”形,龍首呈豬嘴形,長吻修目,頸後硬鬃飛揚。蜷曲中隱含著升騰,安逸中透露著威猛的目光,令人望而敬畏,被尊稱為“中華第一龍”。

2004年初夏。考古人員又在發現中華玉龍的赤峰市翁牛特旗又發現了“中華第一鳳”——紅陶杯。經過考察研究,這件鳳鳥紅陶杯的時代,為距今6800餘年的趙寶溝文化時期,具有風頭、鳳冠、鳳尾、鳳翼等特徵,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鳳鳥造型極其相似。據考證它比中華玉龍的時代還要早1000餘年。同時,它也把中國古代風文化的歷史源頭,向前提了1000多年。

我國考古學家認為,近三十年來,在內蒙古東部先後發現的龍鳳實物是舉世震驚的成果,也是草原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偉大貢獻。一個地區能夠産生如此重要的兩大文化産物,在全國乃至世界上都不多見。

第三,對兵器和生産工具的貢獻。

在人類歷史上,使用青銅兵器和生産工具的時代被稱之為青銅時代。當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候,內蒙古地區的先民也開始鑄造和使用青銅器。在赤峰敖漢旗大甸子村,考古工作者發掘出800余座墓葬,出土有數千件陶器和玉飾件、青銅器等,其時代屬於中原地區的夏代,距今大約3600年。尤為重要的是在200多件彩繪陶器上繪有的多種圖案,與中原商代青銅器的花紋相似。考古學者認為中原商代青銅器的圖案,直接受到北方草原圖案藝術的影響;早在商代之前,中國青銅器上某些花紋的“母體”,即已經在內蒙古草原地區形成了。

在鄂爾多斯高原,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以動物紋為特徵的刻繪野獸搏鬥場面的青銅兵器和飾件,其最早期的器物出土于早商時期的墓葬之中,近代學者稱此類器物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它的影響不但擴展到中國北方地區,而且在歐亞草原地區的遊牧文化中,也發現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同樣,在赤峰“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兵器,也在歐亞地區有所發現。這種情況證明了內蒙古草原地區的早期遊牧民族已經開始縱馬馳騁在歐亞大陸,廣闊的草原和奔騰的駿馬是他們傳播早期青銅文明的良好場所和忠誠的夥伴。從商週到春秋戰國時期,遊牧民族的活動範圍十分寬闊,從西伯利亞到蒙古高原,從陰山南北到東歐草原,到處都有他們活動的遺跡。最為典型的,一是輕便銳利的青銅兵器和各種有野獸圖案的青銅或金銀飾件;二是鐫刻在歐亞大陸山嶺上的各種岩畫。這些岩畫的各個地點雖然相距遙遠,但內容卻十分相似,大都是狩獵、遊牧、神靈崇拜,以及祭祀和各種草原動物的圖案,它證明了內蒙古草原文化與歐亞各遊牧民族文化的交流、影響和聯繫已十分密切,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在內蒙古地區有關元朝的考古發現,最重要的有兩項,它們都是世界和中國的首創。

第一項是最早的紙幣實物的發現。1982年,在維修呼和浩特市遼代萬部華嚴經(俗稱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元代中統元寶交鈔一張。該鈔為灰黑色麻桑皮紙。蓋朱紅大印,面額為“壹拾文”,長16.4釐米、寬9.2釐米。紙幣正中寫有“偽造者斬,首告賞銀五錠,仍給犯人家産”。左下方有“中統年、月、日”,“元寶交鈔庫使副判,印造庫使副判”簽押。此外,紙幣上還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個篆字。經研究考證,這張紙幣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印製,使用時間約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紙幣實物,價值極高。

第二項是最早火銃實物的發現。1989年7月,考古人員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發現了一尊元代的銅火銃。這件銅火銃重6.21公斤,長34.7釐米,口徑10.2釐米。在銅火銃身上鑄有兩行八思巴文,漢譯為“大德二年于迭額列數整八十”。

元成宗大德二年為西元1298年,迭額列為地名,數整八十為銅火銃的編號,中西學界現普遍認為,中國元代的銅火銃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元代銅銃的兩個基本類型一單兵手持使用的手銃和安於架上發射的碗口鐵,分別是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槍和炮的鼻祖。在以往發現的元代銅銃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一件實物是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至順三年(1332年)碗口鐵,該銃因而被視為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而在內蒙古發現的這件銅火銃,有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的紀年銘文,比至順三年銃早了34年,此銃自然也就取代至順三年銃,成為目前已知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這是草原文明在軍事上對世界做出的貢獻。

縱觀草原文明孕育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草原文明是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前進步伐曾經走在中國和世界文明的前列。

草原民族在大漠寒冷乾燥的艱苦環境下,長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養成了胸襟開闊和堅毅不屈的性格。他們融入中華文化之中時,便為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草原地區在中原與中西亞、歐洲之間,猶如架起了一座橋梁,使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這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發展,都有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草原文明的成果,又被其他民族吸收借鑒,使之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

廣袤的內蒙古草原,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活動的大舞臺,無數的英雄民族,曾在這裡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歷史戲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間的和平友好與交流是歷史篇章中的主旋律。儘管這裡也有戰爭的烽火,但戰爭與和平相比,只是暫時的現象。從歷史的發展看,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間的交流,也在這種碰撞和矛盾中趨於加強和密切。通過對內蒙古地區出土的文物和古城遺址,我們可清晰地看到草原文明的偉大貢獻,也可以對歷史上各時代草原文明的偉大創造都更為全面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將會進一步激發我們建設民族文化大區不斷發展和繁榮草原文明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王大方 張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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