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郵箱 用戶名 密碼 新用戶註冊
本站搜索
中國搜索
首頁 資訊 政策 財經 國際 健康 教育 文化 論壇 直播 投資 地産 奧運會
新聞 圖片 華人 法制 軍事 體育 旅遊 藝術 博客 訪談 名企 消防 專題庫
評論 天氣 國情 環境 科技 工會 地方 讀書 報告 視頻 職場 聯盟 供應商
首頁>>認識中國>>中國歷代帝王字號:
史書《三國志》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11-13  發表評論>>

《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

作者介紹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于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蒐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特點與質疑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説,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瞭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説,《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説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説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范頵上表説:“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説,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説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説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説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説“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佈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説,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四庫金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説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説“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我們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才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只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才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紀》“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于淩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

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曲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隱惡濫美,為統治者服務的傾向是存在的。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當然,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設身處地,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作了客觀剖析,並認為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我們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説:“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范(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文章來源: 百度 責任編輯: 雨悅
[我要糾錯] [推薦] [收藏] [列印] [ ] [關閉]
網友留言 進入論壇>>
昵 稱 匿名
留言須知 版權與免責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