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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妙弟 張帆:關於大運河“申遺”類型的思考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26  發表評論>>

——第四屆中國大運河文化節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高峰論壇論文

2006年5月12日,由全國政協組織的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活動在北京舉行啟動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奎元為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紀念標揭幕。在這之前,國務院已將京杭大運河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孝燮、羅哲文、朱炳仁三位專家聯名致信18個運河城市的市長呼籲加快京杭大運河的“申遺”工作,劉楓等58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籲高度重視京杭大運河的保護和啟動“申遺”。在這之後,“杭州宣言”發表,全國政協連續幾次組織大規模的考察,考察範圍從“京杭大運河”擴大為“大運河”,運河城市從18個增加到35個,“申遺”工作機構在揚州開始辦公,相關的高峰論壇、學術研討在各地相繼召開,不少地方的政府出臺了保護和發展的舉措,新聞媒體輿論先行、推波助瀾。凡此種種,足以説明,大運河保護與“申遺”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一種共同的認識並逐步付之行動。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的看到,與多數世界遺産相比,大運河具有太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與生俱來的,它決定了大運河的過去,也決定了大運河的現在和未來,更決定了我們的“申遺”工作要走一條創新之路。

關於大運河“申遺”中的遺産性質問題,專家們有著幾種不盡相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對於是否捆綁申報物質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主張只申報物質文化遺産。物質文化遺産中,直接關係于大運河的應作為申報對象,間接關係于大運河的,不應作為申報對象。古今並存的河段,應申報“古”,不應申報“今”。古代大運河廢棄已久的河段,也在申報範圍之內。

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把京杭大運河比喻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歷史大樹的話,那麼大運河本身是這棵歷史大樹的樹榦,由於大運河而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歷史(包括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成為大運河這棵歷史大樹的繁茂枝葉。進行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必須有科學、完整的技術路線,需要諸如考古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建築史、水利史、民俗學、交通史、宗教史及環境、遙感、物探等多學科結合的方法。當前尤其需要對古代大運河及其相關的遺址、遺跡與遺物進行文物普查、考古勘探與試掘或發掘,以期基本究明作為“申遺”的文化遺産---京杭大運河的範圍、時代及其“物質文化”內涵。這種觀點部分涉及到非物質文化領域,但更強調“物質文化”內涵。

一種觀點認為,大運河的遺存不光是看到些遺跡,更重要的是大運河沿岸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怎樣將兩者互相融合,互相提升,一起來申遺。呼籲以創新的思路,加快大運河在申報物質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兩大遺産領域的工作進程。

一種觀點認為,大運河水系延綿數千里,縱貫南北,構成獨特的自然風情,孕育出濃郁的線性文化景觀,如果再加上還未被很好發掘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內容就更加豐富,並指出大運河完全具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的最新一版《行動指南》中新的世界遺産種類的特徵。

以上觀點,就對大運河的基本認識以及保護方面而言,是共通的,即使是對於申遺對象做了最嚴格界定的第一種觀點,也同樣主張與大運河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也應當大力保護與搶救,只是強調聯合國接受遺産申報是將二者截然分開的,所以大運河應作為物質文化遺産進行申報。

以上觀點,就其“申遺”的類型而言,確是有明顯不同的。筆者想強調的是,對於大運河遺産性質的狹義理解,可能影響對大運河遺産價值的認識,也會對大運河遺産的可持續利用造成損失。大運河是從春秋戰國以來經過兩千多年逐漸完善的世界上最長的運河體系,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大運河沿線城鎮的形成和興衰都與這條運河息息相關。隨著近代公路和鐵路的發展,大運河雖然已經失去了昔日國民經濟大動脈的作用,有些地段已經殘破荒廢甚至消失,但大多數地段的遺跡依然存在。正如有些專家所指出的,大運河是一條包含了自然、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活著的”遺産廊道和生態廊道。現在提出要保護大運河,要將它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産,首先需要通過相關研究來確定大運河的遺産屬性並取得社會各界共識,這是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基礎。

近年來,隨著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研究領域取得的進展,世界文化遺産價值認識的多元化、遺産保護內容的綜合化等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受到了遺産保護界的關注。從遺産類型上看,“文化景觀”這一類型日益受到重視。筆者認為,對大運河遺産屬性認識而言,“文化景觀”無疑是最為恰當的。

文化景觀一詞是德國地理學家拉採爾于19世紀末在他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首先提出的,並認為文化景觀(當時稱歷史景觀)是一個獨特組合的各種文化特徵的複合體。美國的蘇爾1927年在《文化地理的新近發展》一文中,把文化景觀定義為“附加在自然景觀上的人類活動形態”,主張通過人文景觀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徵。我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李旭旦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複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徵”。世界遺産中文化景觀這一慨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國聖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第16屆會議時提出並納入《世界遺産名錄》中的。這樣,世界遺産即分為:自然遺産、文化遺産、自然遺産與文化遺産混合體(即雙重遺産)和文化景觀。文化景觀代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第一條所表述的“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觀的選擇應基於它們自身的突出、普遍的價值,其明確劃定的地理——文化區域的代表性及其體現此類區域的基本而具有獨特文化因素的能力。

文化景觀是人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産物,是人類持續利用的成果,文化景觀的形式、格局、氣氛是其使用者文化的重要反映,而它的結構、功能和組分又是自然生態過程長期演化的結果。在我國現有的世界文化遺産當中,廬山是唯一的文化景觀。世界遺産委員會對廬山的評價是:“江西廬山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這裡的佛教和道教廟觀,代表理學觀念的白鹿洞書院,以其獨特的方式融匯在具有突出價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極高美學價值的,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聯繫的文化景觀。”從這個評價中可以看出,文化景觀強調的是人類活動形態與自然景觀的複合,“人”這個因素在文化景觀的形成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大運河作為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流,其維護封建帝王的統制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等各項功能的實現都離不開“人”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大運河的形成與發展正是“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

大運河完全符合文化景觀的三大特徵。首先,大運河具有文化景觀的空間性。文化景觀是附著在自然物質之上的人類活動形態,而任何自然物質都必須佔據一定的空間,所以文化景觀也要佔據一定空間。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其空間性明顯而穩定,充分反映了沿途地理區域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特點。其次,大運河具有文化景觀的功能性。人類創造每種文化景觀都具有一定的目的,因而各種文化景觀對人類社會也就具有了某種功能意義。大運河的功能性不僅僅體現在交通方面,而是在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各種領域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第三,大運河具有文化景觀的時代性。每個文化景觀都是特定時代的産物,因此它必然帶有創造和生産它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大運河肇始於春秋時期,貫通于隋代,發展于唐宋,取直于元,經明清一直延續至今。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將不同時代的豐厚文化積澱融入了自身,真正成為“流動的歷史”。

大運河不僅是我國的重要文化遺産,更是屬於全人類的寶貴財富。研究大運河、保護大運河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由於大運河宏偉的尺度、豐厚的內涵,使得我們對大運河價值的認識尚有不足之處。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將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作為其構成部分的單個或部分建築、遺址之上,相對忽視整體、全面的研究。目前,大運河的保護已經得到我國遺産保護界的高度重視,希望藉著“申遺”工作的全面開展,我們能夠對大運河多方面、多層次的價值有更加深刻的體會,並以此作為指導我們工作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

張妙弟,北京市政協文史與學習委員會委員,北京聯合大學教授、原校長

張帆,北京理工大學文化遺産係副教授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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