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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漱渝:京杭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中的文化問題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26  發表評論>>

——第四屆中國大運河文化節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高峰論壇論文

全長1794公里的京杭大運河,具有十分豐厚的文化內涵。在綿延2500年的歷史中,它不僅把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聯繫在一起,而且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運河兩岸就是一條色彩斑斕的“文化帶”,擁有異常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産與非物質文化遺産。據古籍記載,大運河沿途城市富商大賈,摩肩聯袂,檣帆卸泊,百貨盈街,呈現出“自古繁華”的景象。兩岸民俗風情多姿多彩,飲食文化精美誘人,音樂戲曲種類繁多,詩文小説汗牛充棟,工藝美術流光溢彩,建逐一術姿態萬千。然而,幾經歷史滄桑,目前通惠運河已成排水河道,北運河不能通航,南運河航道惡化,魯北運河和魯南運河河段淤塞,中運河、裏運河、江南運河雖能通航,但污染嚴重。總之,隨著運河經濟向江海經濟的轉移,古運河昔日輝煌已不再現。

運河流域大多歷史文物遭天災人禍破壞,現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宋代王安石這首七言絕句描繪的揚州、鎮江之間古運河的風貌,可以説是家喻戶曉,老幼皆知,但如今瓜洲古鎮因江岸變遷而坍入長江,京口的西津古鎮也已經沒落。人們只能站在“瓜洲古渡”的石碑和嵌有“西津渡街”的青磚大門旁遙想昔日的風光。像這種歷史的傷痕是無法癒合的。然而,還有不少文物古跡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仍有搶救的可能,應該深入發掘,妥善保護,合理利用。據2006年國家文物局公佈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共35項,京杭大運河沿線省市有13項(包括多省市共有),佔37%,其中直接與京杭大運河相關的有6項,佔1/6。同年,國務院公佈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共518項。京杭大運河沿線4省2市擁有161項,佔總數的31%。

我們高興地看到,近些年來,運河兩岸各級政府為大運河的保護和申遺做了不少切實有效的工作。首先是開展運河文物普查,逐步建立京杭大運河的文化遺産綜合資訊系統。2006年,天津市武清區北運河兩岸發現了十余處金元時期遺跡及東崗子等明清墓群。2007年京杭大運河北段新發現的文化遺址290處,其中與運河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154處。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新發現。在此基礎上,有關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為恢復古運河的歷史風貌做出了努力。比如通州對北運河進行了長期的大規模整治,今年中秋之夜遊客已經在這裡登舟賞月。聊城維修了山陜會館、臨清鈔關、陽谷海會寺、清真寺、舍利塔,使這些古建築重新煥發異彩。揚州保護維修邗溝故道、隋煬帝陵、唐宋古城遺址。無錫修復了京杭大運河上唯一倖存的吳江古縴道。杭州修復了號稱“天下糧倉”的富義倉,以及運河上唯一的七孔橋──廣濟橋……

歷史文化遺産保護重在原真性與完整性。原真性就是原初的真實,而不是古建翻新,更不能濫毀真文物,製造假文物。目前運河沿線杭州、嘉興的一些鄉村還比較完整地保留著歷史風貌,這些舊居老宅應該優先予以搶救性保護。從市政建設和發展旅遊的實際需要出發,也可採取一些變通性的保護措施。比如日本就把明治時期東京的一些舊建築(旅店、郵局、車站、劇場、澡堂……)整體遷移到了名古屋,修建了一個“明治村”集中展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如杭州重修雷峰塔,把已經坍塌的雷峰塔舊址保護在新建的塔體內。我認為,在不違反《文物保護法》的前提下,這些舉措未嘗不可以參考。

同樣,從市政建設和發展旅遊的實際需要出發,有選擇性地復建一些已無遺跡但在歷史上聞名的建築物也並非絕不可行。不但當今武漢的黃鶴樓、南昌的滕王閣、揚州的二十四橋都是復建的,而且當今作為文物保護的一些古建築,其中也有不少是在歷史上經過翻修和復建的。比如要發展梁山旅遊,不復建一些歷史上的著名景點,肯定不能吸引大量遊客。但復建古跡要慎重立項,尤其要以充分的史料為依據,這跟文物保護是不同範疇的事情。鋻於我國的土地資源十分緊缺,對於修建運河文化廣場一類的做法更應十分慎重,不應使之成為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建立運河博物館是保存運河文物、普及運河文化的有效方式,但必須突出地方特色,不宜一哄而上,不應內容雷同,以免造成財力物力的浪費。

文物保護的完整性就是不能單項保護。保護京杭大運河,既要保護古水系,又要保護運河兩岸的文物古跡,包括河道、碼頭、船閘、橋梁、堤壩、縴道等水利設施,以及衙署、鈔關、官倉、會館、驛站等相關設施。提供一個原汁原味的歷史文化空間,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因為存在著文物保護和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的客觀矛盾。比如位於北京東四十條22號的南新倉,本是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漕運存糧之地,也是皇家糧倉。如今雖被作為文物保護,但周邊已被高樓大廈包圍。庫內現作為音樂藝術空間使用,表演搖滾音樂,開設音樂酒吧,且有“超女”獻藝,給人以“舊瓶裝新酒”的不協調之感。此類問題應如何解決,頗值得進一步研究。

除了文物古跡,大運河兩岸還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有些得到了很好的傳承,並在當前的市場經濟中發揮了很好的效益,如吳橋雜技、楊柳青木版年畫、河北的安國藥市、張小泉剪刀鍛制技藝、鎮江恒順香醋釀製技藝、德州扒雞製作配方……但更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已隨運河部分河段的乾涸而日漸消失。種類繁多的大運河號子,只有少數得到了保存,如通州的運河號子、德州的船工號子、棗莊的糧米號子,大部分已經失傳。在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産申遺的過程中,首先要明確保護重點。重點是與大運河直接相關,具有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而又瀕臨消失的部分。對於目前已有良好經濟效益的項目不必錦上添花,對於不加搶救即將滅絕的重要項目必須雪中送炭。各級政府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是為了摸清家底,分門別類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法規,而不能把名錄作為變相的商業廣告。傳統工藝要在保護中穩步發展,在發展中積極保護。有些工藝美術項目在傳承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流派或分支,不同傳承人之間應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力避惡性競爭。大運河兩岸有一些民俗風情,如江蘇漁家春汛前的“滿載會”、山東微山湖一帶的水路龍燈、運河流域的河工號子,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已無法流傳,但經過有關部門的收集、整理、加工,可以在運河博物館中集中展示,也可以在運河文化節一類的活動中進行表演,使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得到活態的保護與傳承,在發展旅遊經濟中充分發揮其文化效應。

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産,必鬚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甄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山東濟寧是著名的“孔孟之鄉”。擁有孔廟、孔陵、孔府的曲阜是濟寧的一個縣級市。多年來,濟寧市在“唱響運河曲,打好運河牌”,特別是在弘揚儒教文明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通過文化發展旅遊,帶動經濟發展,這個思路本身並沒有錯。在資源短缺的內陸省份,發展外向型文化産業尤具重要意義。但應該看到,從總體上説,儒教文明是一種農業社會的文明,一種趨於保守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倡導的“仁”跟它維護等級制的“禮”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不可能成為亙古不變的普世價值。我們雖然可以根據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挖掘並弘揚其中有當代意義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人際和諧、身心協調……但決不能過分誇大其現實功能,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宣傳其中落後的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部分──如《二十四孝圖》宣揚的那種“愚孝”。這跟弘揚中華民族尊老的傳統並不抵觸。

今年6月下旬,我隨全國政協文史委考察組赴山東,在聊城重點參觀了傅斯年紀念館。傅斯年是著名史學家,特別在河南安陽的考古發掘中作出過重大貢獻。在五四運動中,他也置身於愛國者和啟蒙者的行列。聊城人保護他的故居並引以為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參觀過程中,講解員對這樣一位雖有獨特貢獻但又極具複雜性的人物缺乏應有的分析,完全把他作為一個旗幟性人物進行宣傳:只談他對孔祥熙貪腐行為的抨擊,只字不提從1927年國共分裂直至臨終之前他一以貫之的反共立場;只談他1945年以國民參政會代表的身份赴延安跟毛澤東密切長談,而只字不提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對他的尖銳批判。這就會給對中國現代史不甚了解的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留下片面的印象,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大運河保護和申遺過程中保護文物古跡,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將觸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實際利益,在實施階段必然出現暫時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因此,要在保護、申遺的共同目標下,健全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機制,以利於廣泛參與,綜合決策。過去那種文物部門只管文物、文化部門只管文化、水運局或交通局只管航運水道的狀況必須改變。為此,應該成立京杭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協調機構,理順沿線的城市及交通、水利、環保、文化、文物、旅遊、建設等部門的關係。有專家説:“歷史是根,文化是魂。”又有專家説:“運河申遺,成在文化,敗在水。”我們希望通過做好保護京杭大運河中的文化工作,重振大運河之魂,發揚大運河之魂,使之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成為永不枯竭的精神資源。

(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陳漱渝)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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