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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走向世遺的中國大運河字號:
明清治河措施與淮安漕運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18  發表評論>>

“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長江綦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于東南之粟,於是漕議始重”。明初,漕糧是海陸兼運,後因海運險惡,陸運艱難,於是又有疏鑿漕道重行水運之議。成祖九年(1411年),因愛惜民力未許。其後濟寧州同知潘淑正上疏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里,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遞運之苦,實國家無窮之利。”於是重新浚會通河(臨清經東平、濟寧至臺莊段),西南流至南旺,中分,北達衛水,南出濟寧。運道遂通,乃罷海運。成祖永樂十年(1412年)命陳(王宣)專理河漕,陳深知“運漕必先治水”的道理,“乃浚清江浦”,“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徵二壩”,“以平水怒”;對濟寧、南旺、高郵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潴”;“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至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安至通州河濱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運”。(摘引自《古今治平略二,明漕運》)。漕運事經如此週密經營,山東運河南段及淮南運河,數十年漕路無虞,運道無阻。其時江浙大米皆由長江運至淮安新城和城北的末口,然後陸運過壩北上。淮安在漕運中和在促進南北經濟文化交流方面再度顯示了它的特殊地位。

重疏會通河,是明代在治運事宜上一樁明智措施。元時會通河已漸壅阻。永樂十三年(1415年)採用當地官員向英的建議,在山東東平縣戴村和(土罡)城兩處建壩,將汶水和沿線泉水、溪水全部匯集起來,引到運河分水嶺南旺,並在南旺建閘分配水量,南旺向北流至清河的佔十分之六,向南流至濟寧的佔十分之四,以保證運河南北的水源。由於南旺南北地勢高差大,河道城度陡,為降低水速節制水量,在南旺北段建閘17座,南段建閘21座,以保證漕船能順利通過分水嶺南旺。至此,南北3千多裏大運河得以暢通,年漕運量最高竟達500多萬石。

清初,漕運仍沿用明制,繼續推行“長運法”,即將各州縣徵集的漕糧,運至附近口岸,向軍船交兌。淮安、徐州二倉附近漕糧,貯由民運直接交倉,然後循運河統運京都。當時淮安衛頭幫負責兌運蘇、常二州屬漕糧,配置屯丁760名,由糧儲道掌管。每船配置漕運丁1名、熟練水手9名,10人1船,10船1小幫,實行互保,1船出事,10船聯坐。在漕運管理上是比較完善的。在治河措施上,基本上採用明代“借水攻沙”、“借黃濟運”和“蓄清刷黃”等的辦法。對於蘇北裏運河堤防,主要是培修兩岸大堤,如此年復一年,反使河底淤積日增,隱患更甚。這裡既表明瞭當時治水科學的極其落後,也反映了封建統治者愚昧無能,面對滾滾洪流已心勞日拙,無以為計了。自順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由於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刑家口等處決口不及堵塞,河患日益嚴重。順治十六年,歸仁堤再次決口以後,淮水由高郵、寶應諸湖直瀉運河,從清口以下,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康熙十五年(1676年)“各地又復大水,黃淮又復並漲”。自清江浦至海口約300里,往日黃河水面在清江石工之下,當時石工已淤成平陸;往日河身深2、3、4丈不等,當時深者不過8、9尺,淺者2、3尺。黃河淤,運河亦淤,淮安城垛己逐漸低於河底了。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8月,河口決堤,淮安、淮陰、阜寧、鹽城等縣盡成澤國,廬舍漂沒,淮安漕運由此中斷多年。

因為“黃河南行,淮先受病,運亦受害,由是治河、導淮、濟運三策,群集于淮安末口一隅”。其時淮安“施工之勤,靡帑之巨,人民田廬之頻(止夕)受害,未有甚於此者”。

清代中葉以前,東南之粟,仍賴運河北調,經淮安的漕糧仍相當可觀。以往東南漕船由清口至董口,須經黃河200余裏。“康熙二十五年河道總督靳輔因黃河風濤險惡,於是自駱馬湖鑿渠,經宿遷、桃園(今泗陽)至清河仲家莊河口,取名曰“中河”。從此,糧船沿運河經淮安西北出河口後,僅行黃河數裏即入中河,直抵張家河口,避免了黃河180里險道,航行安全,漕運稱便”。開鑿中河,使中運河水勢基本上穩定下來,達到“黃運分立”,這是清代河督在治河方面的一大貢獻。但是,黃河橫亙東西,運河縱貫南北,作為中河、裏運河(淮陰至揚州)、黃河、淮河交匯處的淮陰、淮安,就成為水流矛盾的尖銳之處。

乾隆初,又大浚運河,淮安府屬的山陽各縣漕糧,試行每石改徵折銀l兩。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因淮安北清河、桃園兩縣不産米粟,遂令先動司庫銀兩,“按照時價或就地或在外地採辦,令民輸銀還款,謂之民折官辦。其後阜寧各縣皆行之”。乾隆末,南旺以南運道又復阻塞,各省漕糧,惟山東可通漕河北去,余均押抵淮安。

嘉慶年間,黃淮肆虐,河患日深,運道屢塞,因“借黃濟運”,以通漕舟。但是弊端很多。嘉慶十四年(1809年),淮揚運河300里淺阻,兩淮鹽政司俟9月內漕舟過竣,隨堵塞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雖獲得一時之效,但難收根治之功。以後黃河泥沙使河床淤高,至咸豐年間(1851年至西元1861年)黃河改道由山東入海,淮安北邊的黃河形成廢黃河,南北漕運再次受阻。

自清初至咸豐期間,由於黃淮侵運,多處運道是屢浚屢塞,漕運也隨之時續時斷,所以清中葉以後又有恢複元時海運的議論。當時由上海雇商船海運京都,民皆稱便;又因乾隆年間試行糟糧折現之法,於是運河漕運漸廢。

明代至清中葉是漕運繁重時期,也是淮安水運鼎盛時期。這期間,經淮安北上的漕糧年達400萬石,經淮安南運的正綱鹽年在130多萬引(每引約200市斤)。除漕運、鹽運之外,雜貨、手工業等商品入境、過境的數量也十分驚人。淮安城以及城北的河下是商品物資的集散地,清乾隆年間,淮安榷關收取的關稅每年多達幾十萬白銀,可見其時運輸規模之大。吳承恩的《秋興》詩中有“日觀千檣通貢篚,雲旌雙郭引清笳”之句,就是他當時觀賞淮城以至河下河運盛況的記實。明初,大學士邱浚途經河下時,曾賦詩讚曰:“十里朱旗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揚州千載繁花錦,移在西湖嘴上頭。”又形象地反映了當時淮安歌舞昇平的景象,簡直可以與“春風十里揚州路”相媲美了。清中葉以後,淮安漕運漸趨衰落,至清末終於一蹶不振、“壽終正寢”了。

文章來源: 淮安·楚州文化旅遊網 責任編輯: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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