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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走向世遺的中國大運河字號:
鹽商聚集的世紀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17  發表評論>>

揚州,運河之城、鹽商故里,根據其名人薈萃、故居成片的特點,近幾年先後重點翻建了東關街、東圈門歷史文化街區、教場民俗文化街區和南河下鹽商文化街區。揚州鹽商文化遺跡眾多,包括個園、何園、盧氏鹽商古宅、汪氏小苑、魯門古宅…… 走進這座城市,隨時隨地和運河、鹽商發生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揚州5.09平方公里的老城區中,匯集了幾十座鹽商住宅、庭院和花園,其中東關街、東圈門和南河下三處地段最為集中。揚州致力於發掘揚州鹽商文化,打造有特色的旅遊街區。以東圈門、東關街為“兩軸”,對鹽商住宅進行保護性整飭,建設古城街巷風貌景觀帶;整治老城丁家灣地塊,構建“何園—盤谷—二分明月樓”的鹽商私家園林觀光帶;整治南河下鹽商住宅聚集區,構建鹽商會館觀光帶。

對於揚州,運河文化和鹽商文化是兩個重要的文化典型。一部運河史裏不能沒有鹽商史,一部鹽商史與運河史息息相關。

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本性決定,封閉隔絕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而近代資本主義的掘起的一個重要表現則是交通的發達與通暢,從而形成統一的大市場體系。而在清朝中後期,這一狀況大大的得以改善,主要表現在糟運上,為解決北方糧食供給以及協調各地之間糧食分配和應付天災人禍的需要。全國的糧食交通網得到了進一步的梳理與發展,從産地、集散地、轉運地、區域性市場及運輸路線都以基本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路線。而這一網路的形成勢必帶動其他商品的區域性交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社會地方經濟勢力條塊割據的局面。也就促使了各地的土特産、手工業産品及生産原料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自由流通的趨勢。

而與這些交通網息息相關的大城市,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像揚州是以鹽業、漕運、河運興起的,尤其是鹽業。明萬曆年間的的揚州鹽商以多達百餘家,資本總額超過3000萬。雖然在清初遭遇揚州十屠。但在康乾年間,又再次超越往日的輝煌,徽商和山西的晉商,聚集此處,商鋪和手工作坊林立,匯兌、錢莊、典當業都相當發達。揚州成了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

揚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極大的鹽運中心,每年有十億斤以上的海鹽經過揚州轉運到安徽、河南、江蘇、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兩淮鹽運使的官署也設在揚州,無疑,則給揚州經濟帶來空前繁榮。清朝為了食鹽的營運,將帝國分為十一個區域,總部設在揚州的兩淮鹽區包含了長江與大運河之間的地區,在産量與販售利潤很輕易地就超過其他地區。清代著名學者汪中在《廣陵對》裏指出:“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

揚州鹽商,是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典範。十八世紀大本營在揚州的鹽商,他們的經營範圍擴及華東與華中的大部分,無疑地可以説是中國資本家中的佼佼者。早在十九世紀前半葉廣州公行商人舉足輕重之前,揚州商人就誇稱個人財富與累積資本之雄大,超越在帝國內任何個別的工商群體。像公行商人一樣,他們將其財富與權勢歸因于政府所給予的獨佔壟斷權。然而他們與公行不同之處,是他們的財富直接從國內貿易中取得,完全未受到歐洲貿易方法的影響。因此,揚州鹽商提供了我們一個中國內有的商業資本主義形式的有趣研究案例。

淮揚鹽商的銷鹽區是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這裡是清朝當時在全國劃分十一個鹽區中最大的一個,利潤高、銷售範圍廣,使揚州鹽商牟利甚厚。他們富可敵國,讓平民百姓瞠目結舌。“富者以千萬計”,“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其揮霍豪侈也是驚人的,僅從他們的平常生活就能窺其端倪。喜好馬的鹽商,家中蓄養數百匹馬,每匹馬的日花銷量就是數十金;愛好蘭花的鹽商,則把蘭花從門口擺至內室的每一塊空地上。

到“乾隆盛世” 時,揚州商業經濟已冠全國。在乾隆年間,瘦西湖曾一度極盛。在他君臨天下六十年,六下江南巡視,每次都到了揚州,樂乎這裡的山與水,而瘦西湖又是“重中之重”,便促使了揚州園林迅速興起。乾隆每來一次,湖上就添幾處新景,十多年下來,就有了20多處了,有些園林還是乾隆的賜額。揚州園林極盛時,湖兩岸園林連成片,無一寸隙地,其奇思妙構,點綴天然或亭或臺,或墻或石,或竹或樹,半隱半露間使人不覺其中,“綠楊城廓是揚州” 絕非虛名。

富起來的鹽商,為了攀附官府,為了爭取自己的社會地位,便尋求走“賈而儒”的途徑,兼商人與士子于一身,融厚利與富名于一爐。他們仿傚文人主持風雅活動,廣交文友,與士子、書畫家密切往來,並以雄厚的資財給他們在經濟上給予資助,活躍了揚州文化氣氛,吸引了廣大詩文書畫家,揚州八怪就是這時與鹽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藝術上得以發展的。

清代乾隆年間,揚州鹽商以皇帝南巡為契機,紛紛置辦崑曲家班以迎鑾接駕,出現了崑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內班”,對崑曲的發展産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淮揚菜係的形成、發展與揚州鹽商脫離不了干系。當時,每個鹽商家中都有自己的“庖廚”,每一頓飯要備數十種菜。到吃飯時,侍者端菜到主人面前,主人以菜的色澤選其食用,不被選用的要重新換其他類。而且選料、烹制一定要精。

清代康乾時期,壟斷兩淮鹽業的八大商總全部聚集揚州,將大量資金消耗在揚州及其附近,把揚州造成了一個商業繁榮、文化發達、人文薈萃的園林城市,也使之達到了當時中國城市經濟與文化的巔峰。風雅、奢華的“鹽商”、“揚氣”的生活方式,對於當時的社會風尚、思維方式、生活習俗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揚州城的鹽商住宅是這座城市建築文化的典型代表。

揚州著名學者韋明鏵先生所著《兩淮鹽商》向人們詳盡地闡述了一則則關於鹽商的故事,並通過對鹽商的研究,剖析了鍛造揚州人性格的土壤。 在《兩淮鹽商》中,作者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給評價揚州鹽商,“揚州鹽商那種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費性的本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産,從他們身上根本找不到同一時期西方資産階級那種銳意進取的朝氣蓬勃。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對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當東方最富有的集團用大量白銀建造瘦西湖上豪華的五亭橋時,英國的瓦特正致力於改進熱效率較低的牛考曼蒸汽機,不久,西方掀起了工業革命的狂飆。”

據王振忠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等研究資料中的評述:揚州鹽商的巨富是利用清朝政府給予他們的特權——鹽引制,通過壟斷經營、賤買貴賣等手段取得的。他們興盛於此,也敗落於此。有特權庇護,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官商。鹽商們的大量財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項的來源,兩淮的鹽稅直接關涉到清政權的經濟命脈,“損益盈虛,動關國計”。於是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揚州鹽商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微妙關係。揚州鹽商也無形中承擔了許多封建義務。遇大災大難時,大力支援清政府是他們報效朝廷的最好機遇。然好景不長,到乾隆中葉已出現衰敗跡象。嘉慶道光年間,清政府頻繁的查收勒索使揚州鹽商無利可圖,一蹶不振,於是紛紛走散。 (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 楊駿)

文章來源: 杭州網 責任編輯: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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