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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認識中國>>走向世遺的中國大運河字號:
運河民俗的文化蘊義及影響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9-17  發表評論>>

摘要:大運河民俗,作為運河溝通和酒運過程中而由民眾所創造的傳承文化,是一個包容百川的文化體系,其脊梁是工商業文化,且強有力地呈現出一種“人定勝天’,的氣格精神。它對流經地舊民俗不斷衝擊,漸而呈一種互補匯融的狀態,最終達到相互交會共處的結果。在水一方的運河民眾首先創造著極其豐富的物質民俗;並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偉壯觀;同時呈現出鮮明的開放色彩。在重整大運河的今天,運河民俗文化為建設“大運河經濟帶”提供著可資借鑒的第一手材料和可待弘揚的精神;促進運河在高新科技條件下煥發青春;這筆珍貴資源還將為未來開闢一條風光綺麗的旅遊熱線。

關鍵詞:大運河民俗;流經地舊民俗;衝擊及互補;文化蘊義;當代影響

京杭大運河,作為維繫近古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紐帶,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動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加快了運河區域城鎮化的歷史進程,營造了新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資源環境,高揚起開放交流、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産。

近千年曆史塑造,而自然形成多層面獨特的運河民俗文化,對於流經地舊民俗的衝擊是必然的,甚或是激烈的,隨後在長期的衝撞磨合的過程中最終得以相互接受、融合。這種自傳統社會中優化而成的,較具先進意識的民俗文化,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具有一定的鯰魚效應,對於整個中國文化而言有著重要的標示意義。有人預測,新世紀的中國,最浩大的工程將是對舊運河的改造與新運河的挖建工程。屆時,運河文化的內外功能及運河區域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亦必將是未來社會的一大話題。本文擬對運河民俗的文化特色及內涵蘊義及對當代的影響做一番歸結整理,期冀引起對這一課題的廣泛關注。

一、運河民俗的文化蘊義

1.運河民俗的文化特色

運河民俗作為運河的溝通和漕運而由民眾所創造傳承的文化,在漫長的積澱塑造過程中,黃河文明、長江文明是其文化基石,又接受著流經地的古國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影響,融匯了諸如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齊魯文化、秦晉文化、燕趙文化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

首先,運河民俗的脊梁是工商業文化。運河的漕運作為近古的一种先進運輸手段和巨大的社會生産實體,頑強地表現出自己在商品流通、商品經濟中獨領風騷的風韻。它脅裹著一條經濟繁榮帶,在中國東部地區形成了一個南北縱向的強勁輻射域。元代以後,由於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北方政治中心在經濟上逐漸依賴於南方,所謂“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運河的作用開始由單純的軍事型向政治、軍事、經濟型轉化;到了明代中後期,由於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量大增,南北經濟交流越來越頻繁,漕運不單是在向朝廷運輸漕糧和貢品,而且成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漕運的貨暢其流,帶來了沿運城鎮的商業繁榮;商業的繁榮,則又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形成了良性的迴圈。漕運習俗、商業經營習俗、造船習俗、城鎮集市習俗、行幫會館習俗等等,無不體現著工商業文化的深厚積澱。漕運、商船,本身就包含著商業習俗在其中。

皇家的漕運從一開始,就允許漕丁水手帶“土宜”沿河貿易,只是每朝每代的捎帶數量規定有所不同。商船更是不必贅述。城鎮的建設,私人園林的修建,無不是因為商業的發生而出現的。如濟寧雅稱“江北小蘇州”,則是賴於地處大運河中段,由南北貨物集散之地的地利所致。商業繁榮,帶來手工業的發展,從而促進了流經地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譬如,運河北段的著名城鎮中,濟寧、聊城、天津、北京等都建有一條竹竿巷。北方不産竹,而竹器交易卻如此普遍,這類以竹器業為主的街巷名,深深烙有運河商業文化的印痕。遊藝民俗,也有著工商文化的深刻烙印。有了商業的繁榮,才有了大市集、古廟會,以及供過往商人娛樂休閒的場所,也便有了遊藝活動的場所,從而使遊藝民俗得以發展和傳衍。京城滿族的八旗鼓,就是順著運河由北而南傳延開的,到山東的聊城、濟寧等地,則稱為八角鼓,沿運的商業重鎮中都有傳唱。

其次,運河民俗是包容百川的文化體系。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它溝通五大水系,流經了6省市,全長1800多公里,經歷了千年的歷史塑造過程,成為南北水運的唯一通道,是中華民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巧奪天工的偉大創造,也是中華文明的豐厚積澱。運河民俗文化,有著廣深的內容。從先秦以來,由於各家文化思想的爭鳴和吸納,形成了多個文化圈,以東部地區而言,自北向南,形成燕趙文化圈、齊魯文化圈、荊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大運河恰好像一條絲帶將這些文化珍珠串連起來,形成一條獨特的運河文化帶。這條文化帶反映了封建後期傳統文化融匯的軌跡,容納了各個文化圈的特色。如:燕趙文化的粗豪與守信、齊魯文化的持重與豁達、荊楚文化的機巧與商才、吳越文化的靈活與敢為,還有秦晉文化的溫厚善理財等等。如此融匯昇華成的運河民俗文化,呈現出中華文明的精髓。再者,運河民俗文化,不僅具有帶狀的形態,而且從整個運河流域及其延伸區域來考察,幾乎覆蓋了中國的東半部。

大運河把杭州、南京、北京等幾大文化中心聯為一體,吸納了古今中外文化精華,融匯南北中國各地風情民俗、飲食服飾、宗教信仰、官員禮儀等,形成了獨特的運河民俗文化。運河區域諸城鄉廣大居民有著共同的節日習俗,甚至各地的飲食習俗也因運河而廣泛交融。舊時,江南的揚州、江北的濟寧居民煮茶皆取運河之水,天津居民飲食亦“皆運汲于河水”。揚州富商宴席上“餌燕窩,進參湯”,德州人照樣把“燕翅席”作為高檔享受,曲阜的孔府宴中招待貴賓宴席為“魚翅四大件”、“海參三大件”,故海參、魚翅、燕窩、魷魚、火腿等貴重食品充斥于運河城鎮市場,如濟寧城區就有多家海鮮行。此外,像通州的雪酒、泰州的枯酒、高郵的木瓜酒、寶應的喬家白酒以及紹興老酒等,皆為諸市場上的尋常之品。同時隨著南北風情文化的趨同,甚至在行業語言中,流行著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舉凡稱謂、建築、起居飲食、傢具衣飾、動物、器械、人體、身份職業、行業、數目、姓氏乃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廣泛使用暗語或特定的手式,此類詞彙數目達三四千個,成為運河區域民間文化的一個突出現象。各地會館是集貿易、娛樂、休閒、聯絡鄉誼為一體的重要場所。如明代北京的會館就有40余所,蘇州亦有40余所,另有公所120余處。聊城有八大會館,濟寧有三省、湖南、浙江、金陵、句容、濟陽等六大會館傍河而建,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運河會館和商幫習俗。更由於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漸趨同,中國傳統的宗教和外來的宗教沿運河兩岸迅速傳播。天主教自元明以來便隨著外國傳教士在運河區域的活動而得以傳播,臨清在14世紀已有天主教組織的建立。伊斯蘭教隨著回族同胞元末沿運河遷居,沿運重要城鎮均建有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以及相對集中的回族居住區。運河地區廟會和古會相當繁盛,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遠至上千里外的數以千萬計的商旅和旅客,並形成獨特的都市文化,從而促進了運河地區的戲曲發展。從揚州到北京,融匯各地戲曲精華,形成了為各地觀眾認可的花、雅兩大部,同時,形成了數以千百計的戲班,北京有“京師優童甲天下”之稱,蘇州等江南城鎮則“學戲者甚眾”。民間藝術便在運河商品經濟這片土壤中茁壯成長起來,匯入運河民俗的大流之中。

運河兩岸以水、湖、山而聞世的古城名鎮,從南到北組成了以園林和庭院為主導的環境文化。杭州、蘇州、揚州以至濟寧、聊城、臨清、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中,都有為數眾多的包括皇家園林、私人園林、別墅和亭館等園林景觀。這些園林作為豐厚的歷史遺産,在運河民俗中展現出華麗多姿的文化色彩。 運河民俗文化,如它的母體一樣,納百川之水而行舟,形成了包容性極強、特色獨具的文化體系。

第三,運河民俗中對神化人的崇拜多於對自然神的崇拜。翻開運河地圖,仔細檢索,你會發現沿線有許多的大王廟、關帝廟、禹王廟,而少有龍王廟。尤其是大王廟,一縣之中甚至會有五、六處之多。大王廟、關帝廟、禹王廟都是祭奉神化的人。禹王即大禹,關帝即關雲長。而大王,各地所奉之神不一,且歷朝有別,元代有金龍四大王謝緒、晏公、蕭公,明代有宋禮、白英、黃守才,清代有朱之錫、栗毓美、王仁福、張有年等,這些都是傳説或歷史上的治水英傑。與沿海敬龍王、媽祖,東北三江及長江流域敬江神、黿神的海洋民俗和江河民俗有很大不同,運河沿岸百姓不再祭祀這些自然神,而虔誠崇拜祭奠這些活河神——大王,以為這些大王是可以降伏那些龍王、黿神等孽神的。從這一信仰習俗中更可深切地體會到運河民俗中“人定勝天”的氣格精神。

文章來源: 大運河申遺網 責任編輯: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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