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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維建委員:完善陪審制度實現司法民主
中國網 | 時間: 2008-03-16 | 文章來源: 中國網綜合消息

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只有堅持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於人民,我們的各項事業才能獲得最廣泛最可靠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基於這個英明論斷,我想就“完善陪審制度,實現司法民主”這個話題做個發言。

我國正處在經濟飛速發展、政治不斷民主、社會不斷轉型的過程中,政治的現代化、社會的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以及其他各方面、各領域的現代化都是我們面臨的發展主題,這其中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就是司法的現代化。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認為,司法的現代化是其他各項現代化的保障,同時也是其他各項現代化的映現。司法現代化含有各種具有普適意義的指標,即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標準,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司法的民主化。司法的民主化是司法現代化中的應有之義,各國的司法現代化過程,同時都伴隨著司法的民主化過程。缺少司法的民主化,司法的現代化便無從説起。

事實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範圍內便開始了以司法現代化為主旋律的改革歷程,其中,司法的民主化是一個重要議題。如何實現司法的民主化呢?各國因其國情的不同所給出的具體方案也是有異的,但主要的方法不外乎有:人民參與對法官的選任;人民參與審判過程;人民參與對法官的彈劾等等,其中最為核心、最為直接的司法民主化方法便是人民對司法的參與。這就是通常所言司法的“公眾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也即陪審制。

陪審制在我國立法上曾經幾起幾落,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最早規定陪審制的法律是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據該憲法,隨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也對人民陪審員制度作出了規定和重申。應當説,“五四”憲法對陪審制的規定是相當進步的,而且在實踐中也相當重視,因此使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迎來了陪審制度的“黃金髮展時期”。但是,到了“文革”時期,陪審制度被取消了。“文革”結束後,1978年《憲法》和1979年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以及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重新規定了人民陪審員制度。但是,1982年《憲法》又再次取消了陪審員制度。目前我國憲法中沒有關於陪審制的規定。這種立法狀況不免令人感到是一種缺憾。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議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于2004年8月28日通過了《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並於2005年5月1日開始實施。陪審制度所涉及的職責定位、案件範圍、日常管理、經費保障以及産生機制等事項都在該《決定》中有所表現。但是,該《決定》並沒有在實質的層面改變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陪審員依然沒有獨立的審判職能。與此同時,人民陪審員制度所存在的改革中實踐問題,尤其是其形式主義弊端,還沒有得到改變或糾正。因此,我國的陪審制度還有待於系統改革。對此我提出以下建議,供決策部門參考:

(一)修改《憲法》,將陪審制度明確規定在《憲法》之中。

從政治學角度看,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陪審制度又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國家司法權的內涵界定,同時也與國家基本權力結構有關,因而應當在憲法中加以明文規定,從而使之成為具體法律的終極依據,並獲得具有憲法保障的穩定性。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國憲法對陪審制多有明定。同時,通過陪審的形式參加司法審判,也是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政治權利之一,屬於基本人權範疇,其重要性和根本性也需要由憲法加以肯定。對訴訟當事人而言,獲得陪審員的審判是其基本訴訟權利,是其訴權的應有之義,作為一項基本的訴訟權利,自然也應由憲法予以確認。事實上,只有將人民陪審制度上升到憲法保障的高度,所謂“人民司法、司法為民”的新型理念才有得以充分發展的堅實基礎。現行的人民陪審制度是以1979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為依據而得以保留下來的。從立法本身的角度來審視,體現出該制度無足輕重的被動局面,由於沒有憲法依據,現行陪審制度由“必然性”適用退化為“或然性”適用,這種“兩可”的適用規定,再加上制度設計本身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導致了陪審制度最終流於形式,越來越趨於形式化和表面化而處於停滯發展狀況。現行立法上存在無憲法依據的缺陷是陪審制度改革與創新必須首先解決的根本問題。要改革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使這一訴訟制度煥發青春的活力,必須使陪審原則在立法上得到足夠的重視,應當通過憲法修正案重新在我國憲法中恢復確立陪審制度。只有在“憲法至上原則”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

(二)建構我國陪審制度的多軌制

陪審制度雖然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訴訟制度,但各國根據其國情的不同,對陪審制度的具體構建是各有特色的:英美法實行陪審團制度,大陸法國家實行參審制度。陪審團人數較多,一般為12人,他們從社會成員中隨機抽選出來,構成一個臨時性的審判組織,行使對案件事實的判斷權,對法官行使審判權實施制約,法官應當尊重陪審團的決定。大陸法國家的參審制類似于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參審員通常是在某個領域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因而與我國的“平民參審”有別,其屬於“專家參審”的範疇。我國應當綜合吸收兩大法係陪審制度的優勢,摒棄成規,形成二元化的陪審制度。具體的制度構建以及適用的邏輯如下:

(1)人民陪審團制度

從目前我國的整體國情考慮,尚不具備實行英美法係陪審團制的條件,但從經濟發達地區和特區的局部環境來看,實行陪審團制又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幻想。可以考慮在少數地方先行探索實行陪審團制的改革試點。在某個特定的案件中,是否實行陪審團審判,應當首先由當事人選擇。如果當事人選擇實行陪審審判,則應當採用“人民陪審團”的形式。我國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容易淪為形式主義,難以發揮切實的作用。人民陪審員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外行法官,他們不懂法律知識,也不一定有認定案件事實方面的優勢,因而在訴訟中不能不聽命于職業法官的指揮,難以發揮獨立的功能。當事人選擇適用陪審制度,其理論基礎是當事人對職業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不予信任,他選擇適用陪審團審判,實際上是選擇一種審判方式和訴訟程式,其目的是對法院的審判權實施分割和制約。有鋻於此,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應當在獨立的權能上有所突破。在這個方面應當借鑒英美的做法,適當擴大人民陪審員的規模,賦予其認定事實的獨立權能,一般情況下,法官不能推翻陪審員做出的事實認定。在陪審員事實認定的基礎上,法院適用法律做出裁判。這種陪審團制度,應當作為我國陪審制度的常規形式看待。

(2)專家陪審員制度

如果當事人不選擇適用陪審制度,而案件涉及專門技術問題的,法院認為有必要,也可實行陪審制度。法院決定採用的陪審制度,其意義與當事人選擇適用的陪審制度已完全不同,其目的是補救法官在事實認定方面的知識不足。一般情況下,在案件涉及專門性問題時,可以考慮適用專家陪審員制度。這裡所形成的陪審制度依然是參審形式的陪審制,陪審員和職業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合議,行使審判權。當事人對此種選擇可以提出異議。一經當事人提出異議,法院就不得採用該種陪審形式;對於案件中的專門問題則採用鑒定人鑒定的形式加以解決。為此,應當建立專家陪審員名冊,由專家分別擔任各類專門訴訟案件的陪審員,如智慧財産權案件、專利侵權案件、稅收訴訟案件、反壟斷案件、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交通事故案件、涉外案件等等。因為涉及專門問題的訴訟案件,訴訟中會有鑒定人出現,只要有兩個專家協助法官審判案件就可以了,無需建立陪審團,實行陪審團審判。這種陪審制度,實際上就是我國目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變化形態。

除上所述,我認為,我國陪審制度還應在以下方面有所改進:

其一,完善人民陪審員的遴選程式:改變目前這種由法院提名、人大任命的做法,改為司法行政機關推薦、人大選舉確認的程式。法院自己決定陪審員的産生是不科學的。

其二,建立陪審員的名冊,分為專家陪審員名冊和普通陪審員名冊兩種,供當事人選擇。

其三,明確不可以實行陪審制度的案件範圍,對於可以實行陪審制度的案件,除涉及專門性問題由法院決定採用專家陪審制度外,應當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是否採用陪審制度。(發言人工作單位和主要職務: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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