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時代”的理解，我認為應該放在歷史的維度去解讀，也就是“現代化”問題。只有從現代化的角度去解讀，才能對中國共産黨有深刻的了解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王全寶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為此，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圍繞中共如何佈局經濟體系建設、未來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等問題，《中國新聞週刊》專訪了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中國新聞週刊：“新時代”成為貫穿中共十九大報告的關鍵詞，從一位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如何理解“新時代”？
姚洋：對於“新時代”的理解，我認為應該放在歷史的維度去解讀，也就是“現代化”問題。只有從現代化的角度去解讀，才能對中國共産黨有深刻的了解。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實際收入水準提高了十幾倍。但是值得反思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我們也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比如收入分配、財富分配變得不平等；此外，我們的社會建設步伐沒有跟上。所以，我們要從這個高度來理解習總書記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當前，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完成，如果要量化的話，我覺得目前有大概完成了40%。所以，在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之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我們要更快補上社會建設這個短板。
中國新聞週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劃分為兩個階段，各自是15年。從經濟邏輯上如何看待這兩個階段？
姚洋：去年，我就曾提出來，到2035年，我們變成中等收入強國；到2049年我們變成一個高收入強國。
即使未來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回落到美國的增長速度，我們仍可以實現2049年達到美國每人平均收入的45%。
為什麼要定45%呢？因為這是現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在目前能超過美國每人平均收入45%的國家和地區是36個，這基本上是我們説的高收入俱樂部。
我們現在的每人平均收入是美國的25%，也就是説我們還要追趕20個點，才能實現超過美國每人平均收入45%這個目標。從2016年算起到2049年，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勻速下降，從6.5%下降到2%，即降低到美國現在的增長速度，我們也足以實現這個目標。
如果我們每人平均收入達到美國的45%的話，我們的經濟總量顯然就是美國的兩倍，這是按照實際收入算，按照名義收入計算則更大一些。這將改變世界格局。
中國新聞週刊：實現現代化，中國要完成哪些核心指標？
姚洋：我認為，到2035年，首要任務就是要實現全民的社保，而且是一個比較高品質的全民社保。目前城市地區，我們的養老保險覆蓋率只有60%。任重道遠。
其次是環境治理，到2035年應該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的水準，不僅要治理空氣，江河湖海都要進行系統治理。
此外，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能不能解決？我們現在沿海地區的每人平均收入是中西部的1.8倍，如果從公共服務角度看，那麼區域差距就更大了。
還有城鄉差距，能否完全實現城鄉的一體化？目前城市收入是農村的2.9倍，比五年前下降很多，但仍然很高。農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更是無法和城市相比。消滅城鄉差距，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新聞週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你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突破？
姚洋：我認為首先要調整結構，消除經濟擴張期的隱患，淘汰僵屍企業；其次，要創造更好的條件，讓更多創新創業的企業能更便捷地入場；最後要多鼓勵創新，為向創新型國家轉型創造條件。此外，還應該完善法律法規，比如加強對智慧財産權的保護力度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站在歷史高度才可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經過60多年的積累，中國已經擁有了雄厚的工業和技術基礎，而過去20多年的飛速發展，又為中國積累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的財富，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就具備了引領世界前沿技術的物質基礎。
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要消除中國成為技術引領者的體制障礙，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技術革新的風險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與之相匹配的組織方式，一定是以市場為主導的。
過去，中國的多數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研發”中“研”的部分比較充分，但“發”的部分遠不夠，其中最大的障礙是體制性的。如何在“發”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場因素，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然而，引入市場機制不是説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領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勵基礎研究，重點則是“研發”中“研”的那部分。
總之，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釋放技術創新的潛力，而不應該讓其成為短期調整的唯一手段，同時實施供給側改革必須輔以有效的需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