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判斷為我國經濟發展指明新方向

核心觀點：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盤和林認為，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矛盾”判斷精準地把握住了我國主要矛盾轉化的實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深刻總結，其中公平性、可持續性、共同性等深刻內涵代表了現代經濟發展的總方向，也為我國今後經濟發展指明瞭新方向，必將指引著中國人民奔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據梳理，這是1981年至今有關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變。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規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

筆者認為，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矛盾”以“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深刻揭示了經濟與社會、自然三大系統的整體協調發展關係，包含了公平性、可持續性、共同性等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代表了現代經濟發展的總方向。同時，“新矛盾”判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深刻總結，也反映出我國今後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發展目標，具有劃時代意義。

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於就業人數增加、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原因，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主要是包括物質産品的增加和勞務總量的增加，通常意義上被簡單理解成總産出的持續增長，在統計上反映為GDP或每人平均GDP的上升。

經濟增長理論大約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本質上也是經濟學的發展史。從古典增長理論到新古典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不同時期對經濟增長源泉有不同的理解，但歸根到底還是源於物質財富的積累，本質上還是社會生産力、生産率等效率方面的表述。

經濟學家逐漸開始反思單純經濟增長的弊病，尤其是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城市化、人口、資源、環境等壓力下，對增長等於發展的模式産生了懷疑並反思。最為著名的是美國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1962年出版了一部引起很大轟動的環境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作者在書中描敘了一幅由農藥污染所引發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之後，經過相當長時間裏，可持續發展逐漸進入現代經濟學的視野。

實際上，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矛盾”不僅對傳統經濟學進行了修正，而且具有豐富的內涵。

“新矛盾”對人民需要的描述，從原來的物質文化兩個方面，擴展到美好生活需要，充分體現了恩格斯需求三層次理論即“生存、享受、發展”等多方面的需求。應當説，“美好生活需要”內涵相當豐富，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內容，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包含了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

“新矛盾”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表述，體現了公平性、可持續性、共同性等多維度訴求原則。“不平衡不充分”包括了經濟發展、自然生態、社會發展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實際上，“新矛盾”的準確定位就是以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來修正傳統經濟學單一增長目標的種種缺陷。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這裡的發展指的是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生産力”增長。

回到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現實中，在國內絕大多數地區和人群中，物質、文化的供給已經相當豐富，中國每人平均GDP超過8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因此，以前關於生産力落後的表述已不符合當今實際情況。

而“新矛盾”準確地對需求和供給進行了重新描述，從原來籠統的講落後的社會生産力，升級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即吃飽穿暖的層次的經濟需求基本能得到滿足，但高品質的經濟需求，以及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需求還沒有得到很好滿足。

筆者以為，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矛盾”精準地把握住了我國主要矛盾轉化的實質，是理性而又務實的時代判斷，其中公平性、可持續性、共同性等深刻內涵代表了現代經濟發展的總方向，也為我國今後經濟發展指明瞭新方向，必將指引著中國人民奔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盤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