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國已經從一個相對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相對富裕的國家。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從1978年的3000多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11萬億美元左右，每人平均GDP也從200美元左右增長到8100美元以上。這一巨大進步的産生，主要是基於我們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戰略發展目標的調整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改革”。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初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正確性的判斷，為中國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政策發展和制度變革空間，推動了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解放了生産力和實現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使中國走向富裕；同樣，十九大報告在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提出現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判斷，將對我們形成新的發展方略和重大改革政策提供重要理論和實踐基礎，必將在未來30年推動中國從富裕走向富強，使我國成為一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化強國。
如果説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基本解決了社會生産力落後的局面，極大的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豐富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那麼，在新時代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全面深化改革的議程也必鬚髮生改變，我們的發展方略、政策選擇、改革重點就要注重全面性、整體性和協調性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社會發展，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再用30多年的時間，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夢。
隨著國家整體富裕和發展程度的提高，社會的主要矛盾必然會發生變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這既體現在發展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收入差距上，也體現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上。社會健康與社會發展品質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還有一定的差距，社會安全、社會治理的水準、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要求我們在改革的“下半場”既要注重宏觀層面的三農問題，城鎮化問題、中西部地區發展問題，階層固化問題、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等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議題；也需要從微觀層面直面基本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精準扶貧、就業、住房、食品安全、教育與醫療均等化等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課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巨大潛力，充分體現我黨“執政為民”價值宗旨，充分調動人民參與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人人幸福安康、社會安全和諧、國家繁榮富強的“公平正義”的社會，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目標。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紀檢監察室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